文科生逆襲！哲學專業，在 AI 時代火了！

2026年6月24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志在科學與技術板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何大型人工智能實驗室紛紛招聘如此多的哲學家》（Why big AI labs are hiring so many philosophers）的文章。文章以笛卡爾的拉丁文格言“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將文章的引題定為“Computo, ergo sum”（我算故我在），揭示出人工智能產業正在經歷一場出人意料的人才結構變革，科技巨頭開始大規模延攬哲學專業人才，相關領域畢業生的就業表現已超過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生。

笛卡爾首次將“思”與“在”明確分離，建立了以主體意識為起點的認識論框架。他提出的“心靈是一臺在腦中工作的機器”這一思辨傳統，為后世所有關于思維、認知、自我意識與存在本質的探討提供了最根本的問題域。換言之，人類對“何謂思考”“何謂存在”的追問，其現代形態皆可追溯至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

所以“我算故我在”，絕非單純的文字游戲。這一化用，是以笛卡爾所確立的哲學根基作為對話對象，試圖在人工智能全面滲透人類社會的當下，重新回答那個古老的問題：如果“思”可以被“算”所替代，那么“在”將如何被定義？文章作者更深一層的思考是借這一引言，用傳統人文哲思錨定全新的技術現實：讓笛卡爾的心靈哲學體系與當代算法邏輯展開跨越400年的對話，以此重新界定運算、思考與存在之間的內在關聯，完成古典哲學在AI算力時代的價值重塑與范式革新。

據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今年早些時候公布的數據，2024年美國哲學專業畢業生（philosophy majors）的失業率為5.1%，而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生（computer science majors）的失業率則為7.0%?！督洕鷮W人》援引該數據指出，不少哲學專業畢業生正是被人工智能公司直接招募。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表示，許多本專業的學生甚至尚未畢業就已經收到了工作邀請。弗洛里迪用“大出血”（haemorrhaging）一詞來形容當前哲學界人才向產業界流動的規模。

弗洛里迪教授是信息哲學（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領域的奠基人，也是數字倫理研究的重要闡釋者。他于2023年加入耶魯大學并擔任該校數字倫理中心主任，此前他曾任牛津大學信息哲學與倫理學教授。

科技產業為何開始重視哲學？隨著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日益強大，其所帶來的問題已從純粹的技術層面延伸到邏輯、倫理與價值判斷領域。哲學家之所以受到AI公司青睞，部分原因在于他們能夠幫助開發具有更強推理能力的模型——哲學專業學生接受的是推理邏輯（inferential reasoning）和邏輯學訓練，這對構建AI研究者所稱的“長鏈推理”（longer chains of thought）大有裨益。但更重要的領域在于如何讓AI模型更加安全，隨著模型能力急劇增強，這一問題已成為各大實驗室的核心關切。

哲學方法論在AI訓練中的具體應用還表現在，當前許多AI模型存在“阿諛奉承”（迎合用戶）的傾向，同時也面臨過度自信和編造內容（即“AI幻覺”，hallucination）等棘手問題。研究人員正從古希臘哲學中汲取靈感——柏拉圖在古籍中記載的“蘇格拉底教學法”（The Socratic method），即通過假裝無知和循序漸進的提問來澄清含義、發現矛盾并揭示深層影響，被應用于AI模型的訓練。

在倫理框架的選擇上，AI公司內部存在不同哲學流派的交鋒：Anthropic公司的Claude模型極度強調“誠實”（honesty），這體現了義務論（deontological）的哲學結構——模型被設定了某些絕對不能違反的原則，例如不能說任何不真實的話。與之相對的另一學派是后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這是一種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變體，其核心理念是權衡行為所產生的整體后果，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以自動駕駛汽車面臨電車悖論為例：當事故不可避免時，車輛必須迅速判斷以何種方式碰撞造成的悲劇最小——是撞向一個人還是撞向一家五口——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后果主義決策。

在具體的企業實踐層面，各大AI實驗室已將哲學從外部顧問角色提升為核心研發職能。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在這方面布局較早。據報道，DeepMind的資深哲學家加布里埃爾（Iason Gabriel）表示，近年來AI“胡編亂造”現象逐漸減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哲學思辨與工程實踐的跨學科協作。

加布里埃爾在加入DeepMind之前曾在牛津大學教授道德與政治哲學，并在聯合國工作過。他于2017年入職DeepMind，當時AI作為具有道德責任的代理主體這一概念仍十分遙遠。如今，加布里埃爾領導著DeepMind的“人性、倫理與對齊研究團隊”（Humanity, Ethics and Alignment Research Team, HEART），專注于AI價值對齊、分配正義、語言倫理和人權等議題。

2026年4月，DeepMind正式聘請劍橋大學學者亨利·謝夫林（Henry Shevlin）擔任全職“哲學家”（Philosopher）崗位。

謝夫林的研究方向為機器意識（machine consciousness）、人機關系（human-AI relationships）以及通用人工智能（AGI）就緒狀態（readiness，或準備度）。這一崗位設置標志著大型AI實驗室已將哲學思考直接納入核心研發流程。

而Anthropic則在哲學嵌入AI模型方面走得更遠：他們聘請哲學家阿斯克爾（Amanda Askell）擔任駐場哲學家（in-house philosopher）。

阿斯克爾為Claude模型撰寫了一份被稱為“憲法”（constitution）的文件——在公司內部，這份文件也被稱為“靈魂文件”（soul doc）。據The Verge報道，這份文件詳細闡述了“Anthropic對模型價值觀和行為的意圖”。Vox的報道指出，阿斯克爾撰寫了這份文件的大部分內容，用來告訴Claude應當具備何種“人格”。據NPR報道，哲學家在AI公司中實際上處于相當高的層級——他們撰寫這些“憲法”，撰寫谷歌所稱的“AI原則”（AI Principles），從根本上塑造著這些模型的開發方式。

十年前，人文與藝術專業的學生常被告誡：“學會編程”（learn to code）必不可少。而如今，反倒是程序員開始焦慮自己的工作是否會被AI取代。此外，這一趨勢還面臨更深一層的張力：義務論與后果主義等不同哲學流派，正在爭奪AI倫理框架的主導地位。隨著各國立法者對AI監管的壓力日益增加，這一問題將變得更加緊迫。

事實上，AI科技企業大舉招募哲學家不是單純的“倫理洗白”（ethics-washing）。隨著歐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等法規的相繼出臺，AI企業面臨日益嚴格的合規要求。模型自身的邏輯漏洞、安全風險和價值對齊問題，已非純粹的工程技術所能解決。而哲學訓練所培養的批判性思維、邏輯分析能力和倫理判斷力，正在成為人工智能研發中不可或缺的稀缺資源。

來源｜學訊綜合自《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4年美國勞動力市場統計報告、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The New York Times、The Verge、Vox、Futuris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