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大“毒瘤”不除，老百姓的錢都被吸干了，還怎么敢放開消費？

2026年上半年，住戶存款增加了7.58萬億元，同一張表上，住戶貸款減少了3668億元。

一個拼命存錢，一個拼命還債，兩種截然相反的行為同時發生，已經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了，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錢，是不敢花。

儲蓄意愿連續三個季度處于歷史高位，二季度達到54%，再創新高，存款利率早就跌進了“1時代”，可老百姓寧可把錢存在銀行里吃低息，也不愿意拿出來消費。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與立信數據研究院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消費者家庭將余錢主要用在儲蓄、子女培養教育、旅游、還房貸和醫療上。

子女教育和醫療支出分別以42.7%和25%的比重，排在家庭余錢用途的前列。

表面看居民手里有存款，可這筆錢是留著給孩子上學的、留著給老人看病的、留著自己養老的。這筆錢不能動，不敢動，動了明天就過不去。

真正吸走居民消費能力的，是兩套長期擠壓家庭現金流的機制——教育和醫療這兩座大山。

教育支出對家庭現金流的擠壓，是從孩子出生就開始的。

北京大學教育財政研究所調研數據顯示，我國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消費比重達14.9%，農村家庭占比15.8%，超半數家庭每年教育開支占家庭年收入20%以上。

育兒支出持續擠壓住房、醫療、儲蓄等基礎生活預算。

一個孩子從幼兒園讀到大學畢業，在一二線城市動輒一兩百萬。這筆錢不是一次性掏出來的，是每個月、每一年持續不斷從家庭收入里往外抽。

孩子越小，抽得越狠，很多家庭為了給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的保障，每個月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入直接填進了教育這個窟窿里。

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尚未全面覆蓋，幼兒園學費在不少城市已經追平甚至超過大學學費。

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后，雖然學費和教科書費被免除，但非學科類培訓、課外輔導、興趣班等隱性開支才是真正的無底洞。

鋼琴課一節300到500元，編程課一個學期上萬，英語外教一對一每小時400元起步。這些還不是最貴的，高端競賽培訓、海外游學項目動輒幾萬起步。

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調查，中小學生校外教育參與率約48%，平均費用約每年7000元。這只是平均數，在一線城市這個數字至少要翻倍。

教育類支出在家庭預算中優先級最高，意味著哪怕收入增長放緩，教育支出依然在漲，其他消費只能被擠掉。

更值得警惕的是，教育支出正在從“階段性壓力”變成“終身性負擔”。

過去我們認為孩子上了大學就算熬出頭了，可現在的情況是大學學費本身就在上漲，一線城市普通本科每年學費加住宿費生活費輕松突破5萬元。

等到孩子大學畢業，面臨的又是就業壓力、租房壓力、結婚買房壓力。兩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積蓄被捆綁在一個孩子的教育鏈條上，這種壓力不是短期能緩解的。

全國政協委員魏革軍在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建議擴大個稅抵扣范圍，提高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抵扣比例。

這個建議本身說明了一個現實——教育支出已經重到需要靠稅收政策來對沖的程度。

教育支出的持續攀升，不僅僅是因為物價上漲，更深層的原因是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和分配不均。

學區房、名校名額、競賽獲獎證書，這些“門票”背后是源源不斷的金錢投入。家長不是在為知識付費，而是在為“不被淘汰”付費。

當一個家庭每個月收入的大頭被教育吸走，剩下的錢還要應付房貸和日常開銷，哪還有余力去消費？

教育支出就像一臺抽水機，把家庭可支配收入源源不斷地抽走，留給消費的水位越來越低。

醫療支出的殺傷力比教育更狠。教育至少是細水長流的支出，能提前規劃、按月分攤。可醫療不一樣，一場大病說來就來，沒有任何預警，也不給你攢錢的時間。

從結構上看，中國居民醫療保健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例約為9.5%，看似低于美國居民醫療支出占個人消費支出約17%的水平。

但關鍵差異在于兜底機制。美國65歲以上有聯邦醫保Medicare，低收入有Medicaid；而中國基本醫保的報銷比例和封頂線在不同地區差異懸殊，商業健康險覆蓋率仍處于較低水平。

更重要的是，美國醫療支出的高占比本身就是問題，美國人均醫療支出高達14570美元。中國雖然在比例上看似“輕”，但基數效應意味著對普通家庭的實際沖擊同樣沉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指出，未來醫療健康的“剛性”支出預期，對家庭預防性儲蓄的推動作用遠高于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雖然高，但至少可以提前規劃；而醫療支出是隨機的、突發的，你永遠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用上，也不知道會用多少。這種不確定性，才是讓人不敢消費的根本原因。

剛性支出困難家庭的認定標準里，醫療剛性支出被列為首要考量項。

從地方政府的認定標準來看，醫療剛性支出包括個人負擔的門診和住院費用，以及異地就醫的合規交通和住宿費。

這些費用對普通家庭來說往往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場大病就能把一個家庭打回原形——這不是夸張，是現實。

醫療支出不確定性會顯著抑制家庭消費，該抑制效應主要通過強化預防性儲蓄動機實現。

提高醫保報銷額度能夠緩解這一效應，但當前醫保的保障水平離徹底消除家庭的醫療焦慮還有很大距離。

一半以上的老人還在工作，首要原因是“維持生活開支”——不是老有所為，是窮老難休。一個家庭只要有一個重病號，積蓄就能在幾個月內被清空。

這種隨時可能“炸開”的風險，讓大多數家庭不敢把存款拿出來消費。

更讓人不安的是，醫療費用的增長遠快于收入的增長，新藥、新療法、新設備不斷涌現，每一項創新都伴隨著更高的價格標簽。

醫保目錄的覆蓋速度跟不上新藥上市的節奏，大量有效但昂貴的治療方案需要患者自費承擔。

當一個家庭的儲蓄被一場大病清空，它失去的不僅是錢，還有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和安全感。這種恐懼，才是消費意愿被徹底壓制的深層原因。

這兩大支出對消費的擠壓，可以從日本的經驗中得到印證。

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消費率長期低迷，直到近年來通過“全民保險制度”和高額療養費制度大幅降低醫療支出不確定性。

以及高等教育無息貸款和學費減免政策緩解教育壓力后，消費才逐步企穩回升。

中國的情況與之類似——不先解決教育和醫療這兩大核心焦慮，單靠發消費券、搞促銷是治標不治本。

2026年7月，國務院批復了《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這是我國首次出臺聚焦擴大消費的國家級專項五年規劃。

規劃明確要求“合理增加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支出”，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

規劃支持托育綜合服務中心、社區嵌入式托育、幼兒園托班、用人單位辦托、家庭托育點等多種模式發展。規劃目標到203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0萬億元左右。

政府在增加投入，這是好事，但教育和醫療這兩大支出對家庭現金流的擠壓，不是靠幾項政策就能立刻解決的。

它需要的是系統性改革，擴大個稅抵扣范圍、提高醫保報銷比例、降低非學科類培訓成本、增加普惠托育供給。

消費意愿起不來，根源不在于商品不夠好、價格不夠低，而在于老百姓心里那根弦一直繃著，教育和醫療這兩個隨時可能引爆的雷，讓任何人都不敢放開手腳花錢。

居民消費意愿指數雖然處于景氣區間，但預防性儲蓄傾向尚未明顯扭轉。只有把教育和醫療這兩大“毒瘤”真正切除，老百姓的消費信心才能真正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