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半,當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還在夢鄉,汪師傅和妻子已經在一輛奶黃色的 “膠囊” 里揉起了面團,兩個小時后,第一籠包子冒著熱氣被端出。
迎接杭州濱江區第一批上班族,這輛4米長、3米高、自帶空調和油煙機的小車,正在探索路邊攤規范化經營的全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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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從今年6月下旬說起,濱安路和江陵路路口,突然冒出一排奶黃色的“膠囊”,這不是什么網紅打卡裝置,而是西興街道新搞出來的小吃車。
11輛車整齊排開,油煙機、空調一應俱全,車身還貼著醒目標識:“該處由西興街道管理,切勿向個人和中介轉賬”,到了7月,西興閘附近的試點區域里,2號、3號、5號、8號車已經亮起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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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河南小哥賣冷面、鐵板豆腐和手抓餅,3號汪師傅夫婦賣老面包子,5號幾個姑娘合伙搞肉夾饃,8號臺州小妹主打麥餅和現榨果汁,而這些攤主都有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全都是通過搖號中簽,才拿到了經營資格,2號車小哥在杭州待了整整10年,以前開快遞驛站,“半夜都有電話找件,丟件了找不到人了,精神壓力大得扛不住”。
去年他賣掉驛站,弄了三輪車到處跑,“沒有固定攤位,哪里有人往哪里去,城管管,同行擠兌,苦得很”,現在有了膠囊車,他笑著跟記者說:“運氣好,中了簽,總算定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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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打動人心的,還是3號車的汪師傅夫婦,這對夫妻來自安慶懷寧江鎮,中國面點師之鄉,巴比饅頭的創始人劉會平就是那兒人。
在杭州擺了兩年流動攤,風吹日曬都是常態,這次抓到“膠囊車”的機會,汪師傅反復念叨一句話:“像我這樣,沒背景沒人脈的外鄉人,在杭州能有這樣的攤位,實在是幸運”。
他說這話時,語氣里沒有半分矯情,是真的感慨,凌晨三四點出攤,和面、調餡,趕早高峰,中午休息兩小時,下午4點繼續干到晚上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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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流水將近1000元,扣除每月1200多的車位管理費和垃圾清運費,再加2萬押金,夫妻倆算了一筆賬:“能攢下錢,心里踏實多了,風吹不著,太陽曬不到,干活勁頭很足”。
他們還有一個念想,27歲的兒子,本科畢業在濱江區做電商,還單著,杭州的房也沒買,“趁這樣的好機會,我們多掙些,幫襯他”。
這句話從一個流動攤販的丈夫嘴里說出來,比任何勵志大片都真實,它不煽情,卻讓人瞬間明白,每一輛“膠囊車”背后,都是一個家庭全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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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雖然是第一次入駐,攤主們已經快速適應了新環境,7號車的小姑娘專門定制了透明的可升降門簾,既能保證空調效果,又能擋住刮風揚塵。
她得意地分享經驗,旁邊幾個攤主趕緊要鏈接,晚上生意淡下來,幾家攤主互相串門:“我最中意你們這輛了,就是沒中簽”,笑聲混著油煙,彌漫在7月的夜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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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只是一排小吃車的問題了,隔了一個紅綠燈的西陵路和濱安路交叉口,是傳統的路邊攤集中地。
遠遠望過去,油煙冒起,占道經營,車和人擠在一起亂哄哄,那邊擺攤的老板們也知道附近有了“膠囊”,卻不太想去。
畢竟市口成熟,老客多,換地方生意好不好難說,要押金要月租,數量有限還得搖號,兩種生存邏輯擺在臺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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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濱江區的做法透著一個關鍵信號,他們不想“一棍子打死”流動攤販,綜合行政執法局的工作人員說得挺實在。
“傳統的路邊流動攤販歷來是老大難,不僅影響市容,還有安全隱患,放任不管市民有意見,嚴厲打擊也不是目的,還是要疏治結合、創新管理模式,畢竟每一個攤位,都關系一個家庭的生計”。
這話聽著對路,目前濱江區第一批統一采購了35輛膠囊車,分別在浦沿、西興、長河三個街道試點,工作人員說得很直白,只要市民認可、生意好,攤主自然會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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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通過樣板引導,讓路邊攤“告別你追我趕的執法矛盾,從此穩定經營”,采訪到這兒,就忍不住讓人想,這件事最動人的地方。
不在于餐車造型有多洋氣,不在于流水數字好不好看,而是它給了那些在這個城市最底層打拼的人,一個體面的身份。
一個不需要躲著城管跑的身份,一個可以正常做事、安心掙錢的身份,一個被城市管理者當成“共建者”而不是“麻煩”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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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城市治理不是把人管住,而是讓每個人都能體面地活下去、好好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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