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童心憶抗戰·一個延安孩子的回憶||周密

童心憶抗戰

一個延安孩子的回憶

周 密

橋兒溝時代

1936年的第一天，媽媽蘇靈揚生了我，好胖啊，整整八磅三，全院都出了名。當時，爸媽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每天都是極緊張地活著。我呢，是媽媽極好的掩護者，有時媽媽去公園接頭，就用小車推我去，這樣不易引起別人注意。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爸爸周揚所在的黨組織被破壞，我們一家就和一些同志奔赴延安。一路上有日本飛機的轟炸，環境又亂，過著極不舒服的生活，可是不到兩歲的我倒無所謂，夜里由爸媽輪流地照護，白天又有叔叔伯伯們輪流抱我。我最喜歡的是舒群叔叔，當時我叫他“黑伯伯”。

1938年，周揚（右）與舒群在安塞。

我在延安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我記事很早，最早的記憶是從延安安塞開始，當時大約三四歲。那時，爸爸任邊區教育廳廳長。媽媽先后在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黨校學習，很少回來，所以平時我和爸爸在一起生活。我們住在一個黑乎乎的窯洞里，我的床—一只柳條箱的蓋子靠在大人們的床邊。每次我爬過大床躺到自己的“窩”里去，都感到這是世界上最舒適的地方。有次爸爸在屋里生火，可能是因為柴火濕或灶難燒，搞得滿屋是煙，滿地柴草木片。他的頭發上沾著幾根草，眼睛被熏得通紅，幾次叫我到院子里去，可我賴著不走。后來，大概是屋里的火沒生著，他的肝火上升，一把把我抱出門外，我又堅決地跑進去，于是他把我提到院中間一條長凳上，按住狠狠揍了幾下屁股才算了事。我自小頑皮，脾氣又倔，挨媽媽打是家常便飯。可爸爸這輩子只打過我這一次，我倒記得清清楚楚。

1939年，延安安塞的周密。

1940年以后，爸爸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當院長。我四歲時，我們家搬到橋兒溝東山坡的魯藝。我和爸爸住在一個窯洞里，媽媽去生弟弟了，臨走留給爸爸八只雞，讓他好好養。爸爸成天忙得很，沒時間壘雞窩，碰巧我們窯洞旁有個洞，我就出了個主意，把雞養在里面。隔了幾天，全不見有雞出來，后來才知道那是個蛇洞，于是我們搬離了那個窯洞。

魯藝有一群小孩，其中有名導演章泯的兒子克寧、克朗，戲劇家于伶的兒女力平、力凡，冼星海的女兒妮娜等等。他們的父親都不在延安，由各自的媽媽帶著。也有不少和父母在一起的，如李大釗烈士的外孫賈森林，畫家蔡若虹的女兒小青等等。這些孩子中后來不少成為專家、官員，也有些過早凋謝了。

孩子六七歲時便上學去了，留下的全是幼兒園年齡的娃娃。大人們白天去工作，娃娃們就在院子里山坡邊自己玩。這群娃娃中我和力凡最大，是孩子頭，走到哪兒，后面都跟著一大串，最小的還蹣跚學步。為小弟弟小妹妹們擦鼻涕、解褲子、擦屁股是大孩子的義務。沒有玩具，我們就拿柴棍、土塊、瓦片過家家玩，手絹兩邊一卷，折過來，中間拴根線便是個“小人兒”，所以我一直想要個洋娃娃。

小青的媽媽夏蕾阿姨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有一天，她居然縫了個洋娃娃送給我—一個畫著眼睛嘴巴、穿著花裙子的布娃娃！在延安，花布都難見到，何況穿在布娃娃身上呢。小伙伴們都羨慕得睜大了眼睛，輪流拿在手上摸一摸。我更是喜歡極了，天天拿著不離手，睡覺也擱在枕邊。

誰知好景不長，有天我上茅廁，不慎把布娃娃掉進糞坑了。橋兒溝的廁所，就是一個坑上搭幾條木板。好在是冬天，坑底都凍結實了。我實在舍不得我的布娃娃，就緣著木板爬下廁坑拾了上來。然后，抱著沾著屎尿的布娃娃，一邊哭一邊朝自家的窯洞走去。小伙伴們早就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傳開了，爸爸也從窯洞里出來站在門口，老遠他就一面搖手一面喊：“走走走，別進來！”我能往哪兒去呢？只能站在院里大哭。這時，顏一煙阿姨端著一大木盆水過來，給我洗了臉和手，又用濕布擦凈了棉褲棉鞋，好言好語勸慰我，答應請夏蕾阿姨再給我縫個新娃娃，我這才十分不舍地把那個布娃娃交給她處理了。那個布娃娃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美好的玩具。20世紀90年代，我去看望蔡若虹叔叔和夏蕾阿姨，他們仍是那般溫和慈祥。我那時才知道小青就是電視劇《三國演義》的導演之一蔡曉晴。顏一煙阿姨后來成了有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我在電視中見過她一次。她們大概不知道，她們曾在我的童年留下過那么深刻的記憶。

大約是1940年的一天，我經過冼星海家窯洞門口，看見他的夫人錢韻玲阿姨躺在床上大聲呻吟。見到我，錢阿姨大叫：“咪咪，快去叫你媽媽來呀！”我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即撒腿跑去找媽媽。傍晚，聽說錢阿姨生了個女兒。1977年，我去上海出差，媽媽叫我順便去杭州看看錢阿姨，那次，我見到了闊別多年的冼妮娜。盡管滄桑歲月已在我們臉上刻下了抹不掉的痕跡，她還和小時候一樣熱情爽朗。我們徹夜暢談，竹筒倒豆子般地相互傾訴了三十多年來的酸甜苦辣。我才知道，錢阿姨這輩子活得非常苦。

橋兒溝時代，我最好的朋友是力凡，她比我大一歲左右。我們住的地方緊挨著美術系，我和力凡常常到華君武叔叔、江豐叔叔那兒去玩。江豐叔叔給我們一人幾支畫筆，是用山上的黃土粉、紅土粉或木炭的黑心磨成粉，和水捏成的筆。華君武叔叔隨手給我畫了兩個小人，我就拿回家照著畫起來。那是我第一次畫畫，墻上、門上、地上都畫滿了，直搞得滿頭大汗，渾身是土才滿意。以后我常常跑到叔叔們那兒去磨咕，養成了喜歡畫畫的習慣。

我和力凡是娃娃頭兒，也是魯藝秧歌隊最小的演員。每次總是秧歌隊打開場子，大家坐成一圈后，我倆便出場了。《小放牛》《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劇目，都是她扮男，我演女。不記得有誰專門教過我們，大人們排練時我們就跟在后面學。我的這些“傳統劇目”從1943年演到1948年，從延安演到張家口、石家莊，只是后來換了幾次搭檔。日本投降后，力凡隨母親王季愚去了東北。

1942年，我六歲，到了上學的年齡。一般孩子都送到保安小學或干部子弟小學寄宿學習，但我父母決定讓我上橋兒溝民辦小學。這個小學有三孔窯洞，兩個老師。一二年級占孔窯。除了我和力凡，還有十幾個老鄉的男娃娃，都比我倆大幾歲。學習內容主要是識字，紙很少，老師在黑板上寫，學生就拿個小棍子在院子里的地上進行默寫，寫不出來就會被老師打手板。那些男娃常被老師罵：“看人家兩個公家女娃，比你們來得晚，書念得好，你們臊不臊？”兩個學期，我和力凡包攬了第一、第二名，獎品是兩支粉筆和一支鉛筆，我們美滋滋地拿回家給媽媽們看。

盡管這些男娃常挨罵，但他們對我和力凡都很友好，常給我們帶些好吃的東西：酸棗、杜梨、杏、甘草，還有些自家做的饃餅之類。我最喜愛有點酸甜的小米面餅，那是他們的午飯，可他們常常把大半塊分給我們，自己吃一小塊。此外，他們還向我們傳授了不少“生活知識”：比如怎樣找甘草和挖甘草；若是山里迷了路，就用白灰在地上畫個大圓圈，自己站在中間，狼就不敢進去吃你了；路上看見送殯丟下的草灰堆，千萬別踩上，要不鬼就會來拉你的腿……放學或放假時，我們就把老鄉娃講的這些再向那些還沒上學的魯藝娃娃們宣講一番，他們個個瞠目結舌，聽得津津有味。這是孩子們談天說地的內容，大人們是不關心和不了解的。

1998年我參加延大60周年校慶活動，第一次回到闊別56年的橋兒溝，除了山下的天主教堂，其他方位在記憶中全模糊不清了。冼妮娜、我以及幾個同行人爬上東山坡，探尋我們住過的窯洞，結果沒人知道。后來當地人說找一個叫猴娃的老漢來帶路指引，興許他能記得一些。我一聽這名字，有點耳熟，果然這位滿頭白發、黝黑精瘦的老農一見北京來的人，就聲稱他是周密、王力凡的同學，大家都驚呆了，不期而遇，自然是又驚又喜。他說，“文化大革命”時老鄉們都特別擔心我們一家和魯藝人，有機會就四處打聽，后來聽說王力凡已過世，所以只要有北京人來，他們就問周密的消息。他甚至還記得我愛吃小米面餅的事。他領我們看了我家住過的窯洞和我們的小學，現在都住上老百姓了，窯洞略有修繕，院子里蓋了平房。小時候覺得很大的空間，現在看來又狹小又破爛。幾乎家家一堆孩子，比起我去過的其他農村落后。猴娃屬猴，大名叫高存信，這年已66歲，只念完了小學四年級，他的第二、三代合起來已有二十余人，大部分務農或打工。

我和力凡各有一個弟弟，是橋兒溝時代走到哪兒也甩不掉的兩個“尾巴”。我的弟弟周蘇蘇，聰明善良，四五歲時就能背好多首唐詩。1946年張家口撤退的行軍途中翻車摔死了，當時才六歲，葬在阜平縣城南莊一個小山坡上。力凡的弟弟王力平，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在延安一塊玩時，他還是個拖鼻涕、學走路的小娃娃。1977年，我在上海見到他，我們都已是40歲上下的人了，他失姐我失弟，幾十年坎坷，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1941年5月，周密和弟弟周蘇蘇在延安橋兒溝魯藝。

“文化大革命”后，許多延安老同志來看望我父母，言談中稱頌了我媽媽的許多美德，我才知道媽媽那時在魯藝做過指導員、宣傳科長，當過婦女模范、模范黨員等等。她這一輩子的生活準則是：革命工作第一，關心他人勝于自己。從我四五歲起，她就叫我學著幫助別人。記得有幾次蕭坤阿姨（詩人蕭三的妹妹）出門辦事，家里只有二三歲的克朗（后來北影的導演蕭朗）一人，五六歲的我被借去陪住。夜里克朗要撒尿了，我就爬起來點上燈，他自己會踩著床下一個凳子爬下床去，屋角有個小便盆。現在的孩子和家長們，很難想象我們這一代人童年時的獨立生活能力。

在延安大學

1943年，我家搬到延安大學，在當時的新市場附近，算是到了鎮上。二年級下學期，我就轉到延安完小。這個小學可大多了，有個大院子當操場，還有好幾排教室，我家就在學校斜上方一排窯洞中。從我們住的院子邊上可以看見學校的操場，每天早上預備鈴一響，我便順著山坡往下跑。因為愛睡懶覺，常常遲到。學校里最要好的幾個同學，都是我演秧歌劇的搭檔，有杜西京（烈士的女兒）、蔣祖慧（丁玲的女兒）、田文起（田方的兒子）等等。常在一塊玩的有同院的王琛，上一排窯洞住的郝東平、郝東晉（郝氏姐弟的父親郝人初是后來晉察冀邊區聯中的校長），我們后面則跟著幾個兩到四歲的小弟弟們：周蘇蘇、郝東勤、張太行等等。學校安排的演戲任務不斷，星期天我們也常要到學校排練。有時排練結束晚了，回家時延大大門已關，我就從大門下面的縫隙中爬進去。現在想來，當時延安治安很好，因為不記得媽媽為我很晚回家擔心。不過因為排節目常常耽誤上課，二三年級我的學習名次就開始后退，落到中上等水平，媽媽不太滿意。

這時我的性格也慢慢強了。有一次，媽媽在院子里洗衣服，王琛家的警衛員抓了一條小蛇，掛在一個樹枝上，叫我拿過去給媽媽看，媽媽嚇得扔下濕衣服就跑，我在后面追，滿院子的人笑得彎了腰，我卻很得意。又一次，全院子的人都有事去了，我正在屋里燒棗吃，忽然聽見隔壁弟弟在哭，跑去一看，弟弟的鼻子直往外流血，滿襟都是，隔壁的小孩三胖子（即張太行）站著發呆。我連忙給弟弟擦血，弄得滿手都是，他說是三胖子用磚頭打的，我一聽火立時上來了，上去就把三胖子一耳光打倒在地，他滿臉是血，坐在地上嚎起來。媽媽回來，不由分說把我揍了一頓。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跟著許多大人孩子一起到新市場開慶祝會。媽媽把我們幾個小孩安排在一個地勢較高的商店門口的臺階上，以免挨擠。很快就是人山人海，歡笑聲、口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人們從各個山溝中向這一地帶匯集。一會兒，聽見人群又高聲歡呼起來，說是魯藝的秧歌隊到了，只見一溜火把進入人群，領頭的劉熾手擎一個巨大的火炬在前面開路，他那時大概只有二十來歲，是魯藝秧歌隊的領隊，后來聽說他們是一路小跑從橋兒溝趕過來的。劉熾手中的火把換了幾次，不少是跟隨秧歌隊的老鄉們遞給他的，一次竟是半個點燃了的竹籠屜。當時那種熱鬧場面特別壯觀，所有人都為了勝利而熱烈歡騰，大人小孩全沉浸在歡欣鼓舞之中。

過了不久，周恩來副主席來到我們院子，和爸爸他們談了話。那時，就連我們這些孩子也能預感到快要離開延安了。

在張家口的日子

1945年秋，我們全家隨延大的隊伍離開延安到華北。因為路途遙遠，我和弟弟坐騾轎，個別行軍路線有時離敵占區很近，不少人中途不得不把小小孩留在老鄉家里。那些被寄養的孩子，大部分是新中國成立后才被找回來。在轉移途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日眼前擺動著的騾子屁股，每當它尾巴一撅，我便忙說“臭，臭”，拉著弟弟向騾轎內縮進去一些。一路上盡管平平淡淡，但對我來講，還有兩三件永生難忘的小事。

陜北氣候干旱，大隊人馬行軍，自然是灰土漫漫，所以媽媽給我們都準備了大口罩。但水又奇缺，每晚宿營時，常常是一盆水全家洗完臉再洗洗腳，潑到院里時已是一盆泥湯了。一次，媽媽居然發現炕下灶旁有小半銅盆清水，喜出望外，便洗了我們的口罩。過后她問是誰打來的水，沒人知道。待問及剛從外面跑進屋的我時，回答說是我和弟弟撒的尿，她笑得蹲在地上，說：“我說怎么有點味兒呢！”但是也不可能找水清洗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帶上用自己的尿洗的口罩，也沒覺得什么不好。

到綏德時，當地請吃了一頓飯，算是陜北方面的送別宴。我平生第一次和大人們坐在大圓桌上吃飯。事先媽媽叮囑我要懂規矩，并說會有魚吃。我一歲多到延安，從沒吃過魚，媽媽生于江南魚米之鄉，老對我講魚多么好吃，把我饞得要命。端上來一看，是一盤咸魚，嘗一小塊，又臭又咸。媽媽大概多年沒嘗過魚腥味了，還吃得津津有味。這時桌下有只大狗鉆來鉆去，我害怕得不時縮起雙腿，敗了吃飯的胃口。這次“宴會”叫我非常失望掃興。

經過約一個月的行軍，我們到了張家口，住了沒多久，說要去東北。1946年元旦出發，我坐在堆滿行李的卡車上，行到宣化，街上正在放鞭炮、扭秧歌，很是紅火。不知為什么，車隊停了，向后轉又回到了張家口。

1946年春天，我就進了張家口第一完小讀四年級。這里唯一的老同學就是蔣祖慧了，我們又一起被編進宣傳隊。我在魯藝時就開始演的《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秧歌劇現在又唱到了張家口街頭，只是搭檔換了。我因演出常常缺課，又因睡懶覺常常遲到，所以上課的時間很少。

延安大學到張家口后改為華北聯大。在張家口，我的玩伴主要是聯大教授林子明之女：汝為、君為、子為。她們是從北平來的，比我多一些城市生活經驗，常給我講些這方面的知識。林汝為比我們大幾歲，講故事特別生動，叫我十分崇拜。她嗓音甜美，兩只烏黑的大眼睛富于表情，后來成了名導演，執導了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在張家口住了不到一年，最大的感受是沒有安全感，我無比懷念延安那種愉快自在的農村生活。第一是聽說街上有“拍花子”的，一拍小孩的腦門，小孩便不自覺地跟著走，大一點的孩子被搞成殘廢，到街上耍把戲，小小孩被挖掉內臟，裝上大煙土去賣。所以，我上學走在街上總是十分小心，決不讓我懷疑的人走得離我太近。這種習慣一直保持了很久。第二是怕夜里土匪打黑槍。當時聯大校部在東山坡下的幾排日式平房里，山背后常有特務土匪出沒，一到夜晚就翻過山來騷擾，我方哨兵被暗殺的事常有發生。那時爸爸基本上在北平，媽媽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天一黑，我和弟弟就縮到榻榻米壁櫥里等媽媽，心中又害怕又擔心。屋內亮著燈時，我們經過窗戶總是彎下腰走，不敢把影子落到窗戶上，以免被黑槍擊中。這個習慣也一直保持到了50年代初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時代才慢慢遺忘。

1946年，周密一家于張家口合影。

在晉北漫游

在市立第一完小念了一個學期，1946年夏天，我們就和聯大家屬隊一塊撤出張家口了。頭幾個月，我們在山西北部一帶轉來轉去，在廣靈、靈邱、五寨、淶源都待過，少則十來天，多則個把月。回到農村，我們擺脫了在張家口整日擔驚受怕的生活，又不用上學，每天都可以和小伙伴們自由自在地玩耍。我們常愛去的地方是城墻。那時山西的很多縣城都有城墻，還有城門，城墻下有城門洞。城墻就是兩米多寬的土墻，大概就是毛主席著作中提到的“土圍子”吧。我們這些大一點的孩子，半天就能在城墻上跑半圈。

記得有個城隍廟里擺著供品，有幾個點著紅點的小圓饅頭，雖然已經干了，我們剝剝皮，吃著還不錯。城隍爺兩旁泥塑將軍們手中的大刀和長槍，我們偷著卸下來，是小弟弟們最好的玩具。有一次碰見一個當地老鄉，說我們犯紀律，不像小八路，還揚言要向領導報告，嚇得我們一溜煙跑下城樓，再也不敢去了。

我們還喜歡聽山西婦女吵架，有一次，有個婦女搬一塊砧板拿把菜刀站在一家門口，剁一刀罵幾句，那流利悅耳的山西話罵起人來比快書還好聽。我在圍觀的人群中聽得來勁，被恰好路過的媽媽看見，她一把將我拽回家，叫我站在院當中，罵我不學好，用一條木板打我的手心，令我承認錯誤，引得周圍好多老鄉小孩來圍觀，我弟弟則飛快跑出去叫“救兵”。我感到受了奇恥大辱，又不明白怎么叫“不學好”，究竟錯在哪里，所以忍著痛一聲不吭。媽媽氣急敗壞，對著我的大腿屁股亂打起來。幸而這時弟弟請的“救兵”已到，幾位阿姨、叔叔把我媽媽拉開，姐弟倆才一起抱著痛哭一場。

要說這幾個月完全沒上過學也不盡然，可能是在廣靈縣，我們在一個小學堂上了幾天學。教室是一間光線很暗的房子，中間有幾排長木板搭成的桌椅。一至四年級學生排成四列坐在里面，由一個老師同時教。他先教一二年級背《百家姓》《三字經》。老師是個瘦老頭，據說是前清的私塾先生，留著清末剪掉辮子后的齊肩發，現在的人只能從電影中見到這種發式了，那時在農村中還偶然碰到。他念一句，叫大家跟一句，后來則叫大家自讀自念，教室里頓時嗡嗡一片。

在山西的最后一站是淶源，離開那兒已是1946年深秋。在晉冀交界處的大山中，夜行軍的路上，我們所乘坐的車子出了事故，我失去了唯一的弟弟。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回想起這段悲傷的經歷時仍心痛如絞、淚眼婆娑，兒時姐弟的友愛情景記憶猶新。出事后，父母那悲痛欲絕的樣子至今歷歷在目，當時我恨不得替弟弟去死的心情現仍有感覺……但在這篇文章中，我只想留下童年愉快有趣的回憶，讓我的筆跳過這最凄慘的一段吧。

在阜平生活

事故之后，我們家在一個警衛班的護送下，迤逶而行，走了幾天，終于到了華北軍區司令部和中央局所在地—河北阜平縣。其間，媽媽和我，還有一位為救我們也跟著跳下懸崖摔折了腿的警衛戰士都是在擔架上度過的。這時，父親已離開聯大，調到華北局任宣傳部長。我們全家被暫時安排到離城南莊不遠的小山村—湯沿口，住在一個老大娘家。她有個17歲的姑娘，叫小春，教我做針線、編草帽、包餃子、推碾子等，我教她認字。媽媽傷重，腰、腿、肋骨都摔壞了，過了好久才能下地走動。但她對自己要求很嚴，任何情況下都不忘工作。在那兒不到半年的休養期間，她居然在村里組織秧歌隊、識字班，她躺在炕上或拄著雙拐做指導，由我來當教員，教村里的孩子們識字、唱歌、扭秧歌。1947年春節，我們這個小山村的娃娃秧歌隊的霸王鞭還在本村和鄰村“巡回演出”了一番。房東大娘腿上長了好多膿瘡，媽媽用磺胺粉給她治好了。不久，村里許多長瘡的人聽說后，都來我家看病。媽媽就讓人從機關醫務室弄了些外傷藥品，指導我來干。

記得有個小男孩屁股上長了個大癤子，他爸爸把他橫放在腿上讓我“動手術”。我切開膿頭，擠出好些膿血，撒上消炎粉，然后把一條浸滿凡士林膏的紗布塞進傷口中去。可一動傷口，小孩便殺豬般地哭叫踢腿，我拿鑷子的手直抖，紗布半天也塞不進去。那孩子的父親鼓勵我：“別怕，閨女，使勁塞吧！”到“手術”結束時，我自己也滿頭大汗，但看到媽媽贊許的微笑，我心里別提多高興了。那年，我才不過12歲。

離開湯沿口后，我有時也回房東大娘家去。見我來，大娘總是煮一大碗面，上面臥兩個荷包蛋，灑點香油。她把面放在院里石磨上，我坐在磨架上享受著世界上最美味的“大餐”。大娘就坐在對面靜靜地看著，臉上掛著滿意的微笑。臨走時，她總給我裝一口袋零食，如核桃、棗、柿餅、花生等。1948年秋，我隨大部隊回到阜平城南莊，又去過幾次大娘家。平津戰役打響前不久，學校通知一律不許外出，個人物品都要打點好，隨時準備出發轉移。那天我匆匆吃完飯，帶了一只海碗和一條新的白毛巾，偷偷跑到湯沿口村和大娘告別。大娘又要煮面，但時間來不及，我倆都哭了。她小腳一瘸一拐地送我到山坡邊上，抹著眼淚看我走遠。沒想到這次竟成了我和大娘的永別。我們進北平后，大娘也把她的小女兒托付給了組織。之后沒多久，大娘就去世了。

1947年初春，媽媽身體康復，我們搬到了機關所在地—新房村。新房村是專門為中央局機關蓋的公家房。新中國成立前夕，公家搬走，老百姓住進去。我弟弟就被埋葬在新房村邊的小山坡上。我們搬去時，記得徐特立老人、劉瀾濤、黃敬、吳德、李葆華等都住在那兒，每家有一兩間房子。徐老那時已有六十多歲，院里的父輩們對他都十分敬重。他身體很好，每天在河灘上快走一兩個小時，叫散步。我也跟著走過幾次。徐老自己沒有孫輩，卻很喜歡孩子，常給我講一些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有次說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他問我杭州是哪個省的，我始答浙江，又改江蘇，看著他的眼神改變答案。他說這不好，永遠不要看著別人的表情回答問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周末和假期我回新房村，和吳德的女兒吳鐵梅一起玩的時間最多，她在政府系統辦的小學—光明小學上學。她的繼母身體不好，她就住在黃敬家的外屋。和繼母沖突時，黃敬就哄著她。黃敬叔叔是孩子們最喜歡的人之一，他說話詼諧有趣，沒有長輩架子，胖乎乎的臉上總掛著笑容。我記得范謹阿姨（黃敬夫人）那時剛生了小孩，我和鐵梅在邊上參觀他們給孩子換尿布，問她為什么嬰兒屎是綠色的。

從1946年夏到1947年春末，我玩了近一年，媽媽說野馬該上籠套了，5月初我進榮臻小學六年級。小學離新房村約六里路。我們班一共六個人，四男兩女，李麗（即聶力—聶榮臻之女）是班長。那年暑期，從延安來了一大批人。一天，司令部招待看電影，陳毅、羅瑞卿、蕭克幾位叔叔問這幫孩子們的考試名次，李麗是第一，受到夸獎。問到我，是第六名。他們說，也不錯嘛！我說，我們班一共六個人。大人們哄然大笑，聶榮臻伯伯笑著拍拍我的頭說：“這個傻大姐！”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第二學期，班上又加了一名女生—唐婉文，我可高興了，因為李麗比我大五六歲，當時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我對她敬畏，卻玩不到一起。婉文年紀和我相仿，又聰明伶俐，學習優秀，所以我們形影不離。在當時，榮臻小學在華北解放區里算是生活條件最好的了，但畢竟艱苦，我們又正處在長身體的階段，所以每天都琢磨著弄點什么吃的最好。一天，我和婉文經過伙房，正趕上有人送來一擔胡蘿卜，炊事員給了我們一根，婉文興高采烈地把蘿卜放進衣袋，我跑去找一把小刀，倆人爬到半山坡上打算享用一下。可她一摸衣袋，蘿卜沒了，原來口袋上有個洞，我倆沿原路返回尋找，竟然在小路盡頭發現了一個啃完的蘿卜頭。她懊悔得快哭了，兩人只好悻悻然回到宿舍。

我們班主任姓徐，是位慈祥文靜的阿姨。她教語文很注重講文字的精美，教我們讀過幾篇散文和現代詩，但像我這樣沒心沒肺的“傻大姐”，總體會不出其中滋味，所以她說我“寫文章像說白話一樣”。我們還有位音樂老師，當時才十七八歲，人長得漂亮，嗓音也甜美，我特別喜歡她。她組織了一臺集體朗誦、獨唱、合唱的慶祝新年廣播劇，1948年新年，我們到華北解放區電臺做了表演。還有位管生活的張老師，四十多歲，一二年級小同學的生活全靠她來照顧。每個月我們集體到附近的溫泉洗一次澡，張老師就坐在水里給小女生們洗頭擦身。現在回想起來，她又小又瘦，還纏過腳，幾小時下來，真夠累的，那時的老師都像大姐、媽媽一樣。我們班是榮臻小學第一期畢業班，現在北京八一中學的校史陳列館中還有我們七人和徐老師的合影。

1948年春節過后，我告別了小學，告別了父母和朋友，踏上了去晉察冀邊區聯中的路程。自此，我也告別了童年，參加到紀律嚴明的革命隊伍中了。（摘自作者90年代所寫文章中）

周密于家中留影

來源：中共黨史出版社

作者：周 密（周揚、蘇靈揚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