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劉勁松要來，澳大利亞媒體如臨大敵，這副樣子實在是令人發(fā)笑

聽說劉勁松有可能要來接任駐澳大使，澳大利亞媒體儼然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7月16日，《澳洲金融評論報》引述堪培拉三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現(xiàn)任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即將接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

消息一出，澳輿論場立刻泛起一陣微妙的不安，澳洲媒體憑借對劉勁松過往對日本、菲律賓交涉的印象，想當然擔憂“中國對澳政策會否由此轉向更加強硬”。

澳媒表面上是對劉勁松“戰(zhàn)狼外交官”的刻板評價，實則是對中澳關系未來走向的焦慮，只能說是令人發(fā)笑。

正在辭行拜會的肖千大使在任四年多，恰逢中澳關系從冰點逐步回溫的時期。這四年間，中國逐步取消了對澳大部分貿(mào)易制裁，部長級互訪恢復，中澳領導人重新定期會晤。

2025年，中澳貿(mào)易額再次突破3000億澳元，中國連續(xù)16年穩(wěn)居澳大利亞最大貿(mào)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進口來源國的位置。這些數(shù)字擺在那里，是澳任何勢力都不能否認中澳關系修復的成果。

但成果歸成果，中澳關系的結構性問題未有本質改進。我們可以看到，澳媒在報道中國大使輪換這一正常人事消息時，都不忘提及兩件事：一是中國海軍去年2月曾繞行澳大利亞并在塔斯曼海展開實彈演習，二是中國海軍今年7月向南太平洋潛射戰(zhàn)略導彈。

此外，就在7月，澳國防軍總司令戴維·約翰斯頓在卸任前公開喊話鼓吹“中國威脅論”，渲染中國艦機對澳做出“危險且不專業(yè)的尋釁”，呼吁必須以“更強烈的緊迫感”為“最壞情況”做準備。

澳大利亞與斐濟簽署了名為“海洋和平聯(lián)盟”的共同防御條約，并擬進一步吸納新西蘭乃至瓦努阿圖等島國，被外媒廣泛解讀為在南太平洋方向對沖中國影響力。

更不用說，肖千大使在離任前還剛隔空批駁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炮制“中國情報威脅論”。

凡此種種就是澳媒口中中澳關系“表面穩(wěn)定但戰(zhàn)略互疑仍深”的真實寫照。

回到本次澳媒翻炒輿情的主人公劉勁松。劉勁松司長，本科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區(qū)域經(jīng)濟所、碩士就讀于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外交學院，職業(yè)生涯從外交部亞洲司起步，曾歷任駐印度公使、駐阿富汗大使、外交部政策規(guī)劃司司長，2021年起任亞洲司司長。

這是一份標準的高級外交官履歷，沒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真正讓澳媒坐不住的，是去年11月劉勁松與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井正彰會面后的那一幕。

面對媒體詢問是否滿意磋商結果，他回答“當然不滿意”；被問及會談氣氛如何，他說“嚴肅”。

送別日本官員時雙手插兜、神情淡漠的畫面在中日兩國的社交媒體上同時炸了鍋。

中國網(wǎng)友覺得硬氣，日本輿論則痛斥其“無禮”。

澳媒現(xiàn)在把同樣的目光投向了劉勁松，擔心的根本不是他個人的履歷有多強悍，而是那種不回避對抗、不掩飾立場、不刻意討好對手的風格一旦被帶到堪培拉，一個習慣了肖千式溫和公關話風的阿爾巴尼斯政府能不能接得住。

但問題在于，澳大利亞有沒有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阿爾巴尼斯政府目前很矛盾：它一方面希望維持貿(mào)易復蘇的勢頭，繼續(xù)從中國市場獲取經(jīng)濟利益；另一方面在國防、關鍵礦產(chǎn)、南太平洋、外資審查等問題上步步為營，把中國視為必須防范和制衡的對象。

這種經(jīng)濟上擁抱、安全上對抗的騎墻策略，連它自己可能都會感覺矛盾，自然到了要輪換大使時擔憂一個風格更鮮明的新大使還能不能容忍它的這種兩面做派。

更棘手的是外部環(huán)境的擠壓還在加碼。澳大利亞最大的戰(zhàn)略悖論就藏在澳美同盟的陰影里。

經(jīng)濟上，中國卻是其無法替代的出口市場。

這種分裂讓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長期處于被拉扯的狀態(tài)。

每當華盛頓升級對華技術封鎖或要求盟友在供應鏈上選邊站隊時，堪培拉往往不得不跟進，哪怕?lián)p害自身商業(yè)利益。

去年以來，阿爾巴尼斯政府在關鍵礦產(chǎn)領域配合美國推動所謂去風險化，對中國投資設限，同時擴大在南海方向的聯(lián)合巡邏頻次甚至爆發(fā)了中澳戰(zhàn)機西沙對峙事件。

這些動作在北京看來，不是澳大利亞獨立的安全考量，而是美國印太戰(zhàn)略的延伸。其結果就是，每當澳大利亞在安全領域向美國靠攏一步，中澳之間剛剛修復的信任就會被侵蝕一分。

澳媒把劉勁松的接任解讀為“更強硬”的信號，這種擔憂本身說明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澳大利亞還沒有真正接受與中國關系正常化之后的常態(tài)。

在澳大利亞的想象中，理想的對華關系應該是中國在經(jīng)濟上有求必應、在安全上退避三舍、在價值觀上保持沉默。但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可能接受這種單方面的讓渡。

劉勁松的風格或許比肖千更直接、更不妥協(xié)，但那不是個人性格的問題，而是中國面對一個在安全領域步步緊逼的澳大利亞時必然會采取的回應方式。

人事調整從來不是政策轉向的原因，而是政策轉向的結果。決定中澳關系走向的不是新任大使是誰，而是澳大利亞能不能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如果堪培拉繼續(xù)一邊數(shù)著對華貿(mào)易的鈔票，一邊跟著華盛頓的節(jié)奏在軍事和安全領域對中國施壓，那么不管誰來當這個大使，中澳之間的戰(zhàn)略互疑都不會緩解，只會有更多的“不愉快”等著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