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誰最可能對標Anthropic

在技術差距不斷縮小、資源差距可見的背景下，國內AI企業與Anthropic最根本的差距，在于“社會影響力與公信力”這一被普遍忽視的軟性指標——這是一個從零到一的鴻溝，而非量級的差距。中國AI企業真正要對標Anthropic成為AI時代可長久發展的偉大企業，則需要建立高于技術競速和服從法規的宏大使命和公信力系統。當AGI越來越近，中國AI企業準備好了嗎？

最近又有新的消息，和哈薩比斯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谷歌DeepMind資深科學家約翰·江珀宣布加入Anthropic。這是繼OpenAI創始成員安德烈·卡帕西之后又一位AI大神宣布加入Anthropic。在此之前已經有不少報道稱不少自己創業成功的技術聯創或者大企業高管、CTO都選擇加入Anthropic，他們不是來搶合伙人、高管位置，而是和Karpathy一樣只是為了加入這家他們心目中最接近AGI的公司，去做一個普通的研究員。

這幾天我的朋友圈也被一條消息攪得人心浮動，智譜科技市值突破萬億港幣，超過了除騰訊、阿里巴巴之外其他大多數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時期的上市名企，包括美團、京東、網易、百度、小米及新能源領域巨頭比亞迪和“蔚小理”，其原因有兩個：從內部來說，智譜新推出GLM5.2，據稱在測評中模型能力全球排名第三，開源應用大模型全球排名第一；從外部來看，美國對Anthropic進行出口管制，Claude使用也開始采取實名制，這意味著中國人將更難使用到其最先進的模型。

就像互聯網時代美國的谷歌在中國無法使用，于是成就了中國的“谷歌”百度。AI時代成功和影響力都被百倍千倍放大，那么，作為全球被驗證成功并同時對外高度管制的Anthropic，究竟誰會成為它在中國的對標對象呢？我試圖從三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分別是通往AGI的科研能力、充足的AGI發展資源、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三個指標下又分別有三個衡量要素。

國內拿來和Anthropic進行對比的主要幾家：智譜、月之暗面、MINIMAX、階躍星辰、零一萬物、百川智能、林俊旸的AILab；而大廠系以字節豆包為代表作為對標對象，因為大廠AI團隊不具備獨立主體，因此不作為核心對標主體。

一、從通往AGI的科研能力來看，需要分析以下幾個核心維度：

1.前沿模型研發能力

這個能力通常根據國際權威榜單核心指標的排名和得分，以及AI能在無人干預下獨立完成復雜任務的長時程任務能力。目前Anthropic的Mythos 5（公開版為Fable5）被公認為全球最強模型，無論在數學推理、編程能力、科研實力還是網絡安全，長時間獨立任務能力都處于絕對的領先地位；但是由于其能力過于強大，因此滿血版被Anthropic封閉對外，即使是可見的公開版Fable5，在實際應用中也會自動降級為Opus 4.8。加上使用Fable的價格十分昂貴，因此，目前大家能夠真正感受到的還是Anthropic的Opus 4.8。

DeepSeek在模型規模和基準測試成績上直接對標Anthropic旗艦，其V4-Pro Max已進入全球頂級模型行列。深度求索在AGI路徑上具有極強的顛覆性，推出之時就用極致性價比的方式建立了震驚世界的前沿推理模型，甚至憑一己之力改寫了中國AI在全球的地位，也讓當時的中國AI大模型幾乎同時開始“懷疑人生”，陷入研發和資本化的低谷。同時，DeepSeek走的是開源、極致性價比以及國產算力全棧適配的差異化路線，這與Anthropic的閉源、高價企業服務模式、全球最先進算力資源形成鮮明對比，所以很難說它在對標Anthropic，而更像是在“重新定義比賽規則”，將各種大眾無法企及的AI應用以免費或者廉價的方式放在每個人面前。DeepSeek的研發能力、爆發力和普惠性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最值得期待的，所以，因為它的存在，讓所有的變化都成為可能。

相比DeepSeek，智譜AI在技術研發能力、產品迭代節奏、戰略路徑都最接近Anthropic，4月GLM-5.1與6月GLM-5.2的密集發布節奏與Anthropic高度同步，另外，GLM-5.2編程能力已經接近于AnthropicOpus4.7-4.8之間，以及Fable5可用版本。支持8小時級長程自治任務，是目前全球唯一達此水平的開源模型。代碼評測基準綜合排名全球第三、國產第一、開源第一，因此，國內市場最容易將智譜直接對標于Anthropic。智譜采取的也是步步緊逼，不斷縮小差距伺機超越的路線。

KIMI月之暗面以K2.6（1萬億參數）和K2.7 Code（1.1萬億參數）在模型規模上對標Anthropic旗艦。除了技術之外，在產品體驗方面一直有自己獨特的優勢，無論審美和品味都屬于國內大模型產品十分突出的那個，因此它的對標實力在國內可以排名前三。

MiniMax在技術深度上展現了獨特突破。階躍星辰在國產算力適配方面的探索具有獨特價值，將生產級智能體作為核心應用場景。字節豆包在全模態能力上走出了差異化路徑，尤其是語音、圖像和視頻方面，達到全球最高水平。百川智能則深耕垂直醫療領域，走的是Anthropic之外的差異化路線。零一萬物偏重于企業級應用，和林俊旸AI Lab在2026年4-6月期間均無新模型發布或尚未發布模型。因此，從技術路徑選擇和在Coding及Agent應用實力來看，DeepSeek、智譜、KIMI可全面對標Anthropic，并不斷縮小差距。

2.戰略聚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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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從開始的第一天就以建立安全的通用大模型為己任，極致聚焦于編程能力和長文本的對話， Anthropic創始人Dario Amodei的管理風格極簡——他"只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直接下屬"。這種極簡管理折射出Anthropic的戰略極致聚焦：放棄多模態，不強調架構創新、推理模型等概念，只專注語言模型的Scaling和Coding方向。

智譜是戰略上最接近于Anthropic的中國公司，盡管在2C、2B和2G上全面拓展，同時還積極布局了識圖對話的多模態能力，但一旦看清楚編程是最佳商業模式，就全力跟進和加速，同樣將編程、智能體到長時間獨立任務作為核心演進路徑，且以"中國大模型第一股"的資本化平臺吸引頂尖人才聚集于此，進而不斷加強戰略聚焦點。與Anthropic不同之處，智譜從尚未具備清晰的商業模式之時就開始積極布局以清華系為核心的AI產業鏈上下游創業創新企業，建立了自己的CVC基金。這一點既可能成為其優勢，形成更強大的產業鏈自主能力；也可能成為其弱勢，因為戰略越聚焦意味著技術信仰越強大，創始人精力越集中，投資畢竟是一件專業不同且容易牽扯精力和興奮點的事情。

月之暗面也堅持長期主義的技術路線，其創始人是典型的"技術天才"型創始人。他的戰略核心是通過對底層架構的推倒重新建立新一代AI技術方案。他提出"Token消耗將直接映射為經濟產出，成為衡量GDP的新尺度"，將Token效率提升到宏觀經濟層面，目前KIMI2.6也具備與智譜GLM的競爭實力，在一些開發者社區里，不少人開始把K2.6當作Claude Code之外的第一選擇。

相比智譜和KIMI，DeepSeek的戰略著力點則極致聚焦，不是聚焦在Coding，而是聚焦在實現AGI，以及讓AGI能夠普惠大眾這一件事上。因此目前國內無論開發者、企業還是政府機構，都將DeepSeek作為AI發展的基礎設施平臺，而非一個純粹市場化的商業企業。這樣的聚焦完全來自于其創始人對于AGI的執著程度，很多報道稱梁文峰就是一個極致的技術開發者，潛心于編程，不太愿意受到外界干擾，在追求AGI的道路上意圖極為純粹，不愿意受到任何外在因素、包括商業目的和資本逐利的影響。這種純粹有點類似于DeepMind創始人哈薩比斯的追求，實現AGI是為了“理解宇宙的深層奧秘”、“逼近世界的真相”。從這一點來說，我甚至感覺DeepSeek猶如東方哲學中的道家，追尋那個萬象歸一的“道”才是它終極戰略。

3.AI人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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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幾乎所有AI企業都認同，高質量人才才是各個AI企業和前沿實驗室在通往AGI路上最核心的武器。從“深度學習之父”杰弗里辛頓三人團隊被谷歌收購開始，硅谷就已經有一種按照AI尖端人才數量估值的融資和并購模式?，F在，這樣的頂尖人才吸盤優勢正從谷歌、OpenAI全面轉向了Anthropic，硅谷五月一篇文章：多位管理數十億美元業務的CTO集體離職加入Anthropic擔任“技術團隊成員”(IC個人貢獻者)。曾經OpenAI早期創始成員、特斯拉AI總監Karpathy結束個人創業之旅，DeepMind AlphaFold核心領導者、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ohn Jumper等一干行業領軍人物也相繼加入Anthropic。硅谷的AI人才從三個核心去處：Anthropic、谷歌和OpenAI，開始集中于前者，從留用率和人才口碑來看，Anthropic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優勢，谷歌有哈薩比斯坐鎮仍有較強吸引力，曾經具有先發優勢的OpenAI當下在人才吸引力方面反而變得最差。

目前，在中國，AI頂尖人才還相對分散，集聚方式主要靠三種方式：

一是校友圈，比如智譜和月之暗面，在清華系校友圈里有突出的吸引力，尤其是智譜創始人同時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有先發優勢可以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批量化培養AI領域人才。

二是大廠離職圈，比如阿里千問的前技術負責人林俊旸建立新型AI Lab，其最初吸引的人才則首先是原阿里系人才，其次是林畢業的北大校友圈。

三是進入大廠，比如字節、騰訊、阿里、小米等以高薪、海量數據、優勢算力、產業應用場景等大廠優勢，也吸引了不少國內外的頂尖人才，甚至讓部分創業人才回流回大廠。

從人才吸引力來說，國內目前最具有殺傷力的有四家：

首先是字節豆包，通過“全球領先的薪酬和期權激勵”策略，加上算力和數據優勢，在大廠人才爭奪中無出其右；

其次是深度求索（梁文鋒），極致的AGI探索和“絕不跟隨”的創新之路對于年輕的AI人才有極強的吸引力，創始人自投200億和"禁挖人"條款，展現了其使命必達的決心與意志。

第三是智譜和月之暗面并列，它們都屬于清華系，前者作為清華教授團隊，其創始人也是后者的導師，打造了中國有史以來億萬富翁群體實現最大、也最快的企業，后者作為清華及海外（卡內基梅隆博士）雙重頂尖背景的年輕創業者，對于名校背景追求創新、夢想和自由的人才有同樣的吸引力。前者作為中國大模型第一股、萬億市值的領頭羊，后者不斷升高的估值讓他們在吸引人才的能力上不分伯仲、各有千秋。

與Anthropic相比，大概唯一的不同在于對工程的關注度，Anthropic非常強調工程的重要性，即使是最頂級的AI科學家也不會排斥在數據標注和清洗這種“臟活”中發現答案和尋找突破點。

作為零一萬物和百川智能的創始人，李開復和王小川是所有模型公司中個人影響力和聲望最高的，但是由于選擇路徑與Anthropic截然不同，在此及后面維度均不再進行對比。

二、充足的AGI發展資源

這一點之所以不寫盈利能力或者商業能力，是因為商業能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不應是唯一原因。在追求AGI的道路上，一旦以商業利益為唯一目的，這個目的因為其功利性過強，而容易把企業的關注點放在商業競爭上，而AGI是一條長期的需要技術信仰的發展之路，同時也會是對人類文明有所影響的創新之路，因此充足的資源是必要的，但不應該把商業作為唯一目的。

要實現AGI發展之路，同時迎接更替交疊的模型賽跑，需要有包括現金流在內充足的AGI發展資源。

1.可持續的現金流來源

作為一個將實現AGI作為己任的企業，能自己造血，并且擁有持續穩健的現金流是非常關鍵的。無論是引入和留住優秀人才、還是購買昂貴的算力、使用服務器、網絡及存儲等，都需要足夠的資金。Anthropic的ARR(年度經常性收入)自2022年以來呈指數級增長：2022年約為1000萬美元，2023年約1億美元，2024年12月約10億美元，2025年12月約90億美元，2026年2月約140億美元，5月已超過470億美元，不到半年ARR增長超過5倍。其中企業端需求爆發明顯：Fortune 10中已有8家企業成為Claude產品客戶，年消費超過百萬美元的企業客戶數量從兩年前的十幾家擴張到逾千家。

相比之下，目前國內商業化已經初見成果的企業有三家，兩家上市公司智譜和MINIMAX，另一家是月之暗面。深度求索至今不考慮商業收益，因此不在此項進行對比。

Kimi的ARR在今年3月初突破1億美元，在4月繼續增長至超2億美元，付費訂閱和API調用都在加速。對Coding和Agent反應速度也非常之快，雖然對外未完全公布，但估計每月收入和智譜不相上下。

MiniMax對外宣布的ARR從2026年2月的1.5億美元，在5月直接翻倍至3億美元，但因為其2C端多模態和虛擬情感陪聊是其之前的核心業務支撐，毛利率低下，因此要像Anthropic一樣完全聚焦到Coding上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智譜則創造了“越漲價越好賣”的市場逆向熱銷情況，據了解其在2026年第一季度API價格上漲83% 的情況下，其調用量反而同比增長4倍，有消息稱其單月API接入收入已經超過億元，其上市時曾提出26年ARR計劃為10億美元。

這三家商業模式都與Anthropic有相似之處，從現金流及商業化造血能力來看，三者也實力相當，MINIMAX擁有強大的海外市場，智譜在面向企業和政府端有一定優勢，而KIMI面對程序員和年輕的AI開發者社區有突出優勢。智譜市值達萬億人民幣（約1400億美元），對應ARR僅2.5億美元，P/ARR的估值倍數高達約588倍；即便按招股書2026年底10億美元的目標ARR計算，前瞻P/ARR也達140倍，而Anthropic僅20倍，因此如果用當下的市值來設定智譜現金流儲備存在較大的風險性。

字節豆包競爭與前二者不在一個維度，屬于母體現金流極其豐裕，而AI產品，如視頻生成模型Seedance的ARR也已達20億美元（約143億元），單月超10億元，毛利率約70%，但其C端產品豆包還屬于需要大量輸血的巨虧產品，所以，一旦字節把資源全面轉向和智譜、KIMI一樣的Coding和Agent業務，強大的生態系統和資金支持是其突出優勢，而面對B端的競爭則未必一定具備領跑優勢。在這一點三家位置排序大概是字節、智譜和KIMI。

2.強大的算力資源

除了可見的商業變現能力之外，AGI之路還需要足夠的算力來支撐背后龐大的數據運算和推理需要。Anthropic目前創造了不亞于人類員工數量的數字智能體為大量企業打工，這么大的企業流和數據量，一旦因算力不足陷入癱瘓后果將不堪設想。2026年，Anthropic通過與馬斯克的xAI簽訂長期租用協議，獲取了全球最大的、超過22萬塊Nvidia GPU的算力資源。目前，它擁有數十萬張全球最高端英偉達芯片，包括國內根本無法觸碰的Blackwell系列，以及下一代Rubin芯片的優先使用權，還簽下了450億美元長期算力合同，為業務擴張掃清了障礙。

從國內算力資源比較，最有算力優勢的應該算字節跳動， 2026年全球算力采購預算為1500億元，國產算力占400億+，所以國內從算力囤積和與國際接軌方面，字節應該是國內最具有領先優勢。如果接下來字節將AI資源重心從C端產品轉向高價值的Coding服務，那么以字節的財力和算力優勢，完全可以用更低的API價格切入，從而對智譜、KIMI等企業產生直接的沖擊。

作為國產大模型基礎設施的深度求索，目前國產算力大多基于DeepSeek進行適配，其中尤其是華為昇騰的合作，形成國產算法和算力的強強綁定，因此DeepSeek在國產算力資源上也有足夠強的整合和配套能力。

對應前二者財力雄厚、政策導向來看，智譜、KIMI實力不明顯，但相對于其他企業仍有極大優勢，兩個清華系出身并以研發見長的分公司都對外宣稱以基礎研究創新來換取極致效率，將算力消耗下降至海外所需資源的1/10甚至1/100。不過從極致效率的創新研究能力來說，DeepSeek在中國有更大的話語權。

智譜通過已經參股的各地政府股東可以相對容易地獲取各地政府手中的算力資源，另外，通過CVC投資的一眾算力優化和異構項目也會為其提供具備創新型的算力資源方案，其自研的ZCube組網架構也在成本和效率上找到了一定的平衡點。

因此從算力實力對比上，字節豆包、深度求索和智譜可居前三。

3.資本力量和生態系統

大概沒有人會否認今天Anthropic背后的資本力量“史上最強”，谷歌的AI負責人哈薩比斯是其天使投資人、作為云服務商的爭奪者，谷歌、亞馬遜、微軟、蘋果四大美國巨頭全部入場成為其重要股東，芯片巨頭英偉達、高通；存儲三巨頭美光、三星SK海力士悉數入場，這樣最頂級的AI產業鏈巨頭加持，已經可以讓人忽視其背后龐大的財務投資方陣營。

目前智譜基于開源的開發者生態已經日趨成熟，已經擁有超400萬注冊開發者社區，中國前十大互聯網公司中已有9家每天深度調用GLM。資本生態方面上市前完成8輪融資，匯聚阿里、騰訊、美團、螞蟻、小米等產業資本及多家一線投資機構和地方國資平臺；同時智譜還設立了名為星連資本的15億元產業基金，圍繞大模型投資上下游生態企業。

對應智譜的生態布局，目前還未上市的KIMI也聚齊了國內最強的資本力量，包括產業資本阿里巴巴、騰訊和美團，在國家隊陣營則包括了國家大基金和北京地方基金，還有類似中國移動這樣的央企背景資金投入，在財務資本上也匯聚了多家一線基金入場，尤其是美團在D輪領投20億美元，加上美團聯創王慧文個人在其中的占股，相信KIMI會獲得來自于美團生態較大的賦能和助力。目前KIMI生態優勢位不突出，但近期前米哈游國際化總裁加盟，將為Kimi出海和全球化提供想象空間。

MiniMax生態發展增長迅速，從C端應用（星野/Talkie、海螺AI）轉向以B端和開發者服務為核心的平臺型公司，與Anthropic“小切口、深穿透”的打法高度相似，全球企業和開發者客戶數已超100萬，半年時間漲了5倍。2026年6月牽頭成立“MiniMax智能硬件產業創新聯盟”，在海外與DGrid AI達成官方合作，拓展去中心化模型海外生態版圖。

字節依舊是巨頭級的生態布局，涉及全模態全場景，以火山引擎為底座，呈現“C端巨量用戶+B端高毛利”的雙輪驅動，這既是其優勢也可能是其劣勢，在聚焦點上不如Anthropic和智譜等創業企業來的極致和專一。

DeepSeek在人才爭奪的壓力下，首次對外融資，首輪融資結束在26年6月份估值直接達到580億美金。由于DeepSeek特殊的承載中國普惠大模型的定位，因此諸多頂級美元資本均未入場，產業投資方也以騰訊系騰訊、京東，以及網易、寧德時代等入場，同屬浙江的阿里系并未入場，而國家資本在其中擁有除了創始人之外唯一的投資話語權。從生態系統來看，DeepSeek具有國家級戰略基礎設施的屬性，這一點和Anthropic有相似之處，自己不分散精力建立上下游生態，但是最優秀的上下游生態企業都主動以其為核心產生集聚效應。

從資本力量和生態主動布局來看，智譜、字節、MiniMax應處于前三位。

三、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

把這一項放在最后不是說明它在三項中最弱，恰恰相反，我認為這項才是AGI發展中最重要的競爭項，也是到目前為止Anthropic最與眾不同，能夠成為硅谷大部分AI人才眼中“最佳AI企業”的核心所在。國內AI企業在前兩項均可以進行對比，在這項則存在零和一的差距。

我也將這個部分分為3項衡量指標來進行分析對比。

1.以Safety（人類安全）為前提的AGI發展之路

眾所周知，Anthropic創始人Dario是OpenAI的前研究負責人，主導開發GPT-2、GPT-3及強化學習算法，因為與OpenAI的理念不同，包括對創始人山姆的個人道德產生質疑，最終帶著其妹妹及GPT-3的部分核心成員離開，開始了以安全為第一原則的AGI創業之路。他建立了全球第一個寫入“AI憲法”的大模型，確保AI行為不會對人類或社會造成傷害，并將道德提到極高的位置，使AI理解道德和倫理原則，從而在不同場景下做出對人類安全有益的決策。

Anthropic在硅谷人才眼中“最佳AI企業”的地位，源于其使命帶來的強大精神引力。這種基于共同信仰的凝聚力，是國內企業難以復制的。Dario和整個Anthropic建立了高度共識甚至類似宗教性質的信仰：真心相信 AGI 可以拯救世界，也真心相信 AGI 可能摧毀世界，因此擁有崇高的使命“確保世界能夠安全地進入AGI”。這種使命和責任，也符合了大多數擁有技術信仰的科學家們內在追求，他們無法壓制自己對AGI的追求，同時也深度擔心實現AGI后給人類帶來的負面打擊，Anthropic告訴他們在這里可以共同面對、共同解決，這是令他們放下內心糾結的重要原因。很多離開的人又回到這里，因為即便拿到再多錢也無法擁有這樣真誠、有力量的使命，而且這個團體里每個人對這個使命都比你想象的要認真和投入。

2026年Anthropic還建立了AI研究院，其中包括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哲學、機器學習等研究員，他們定期向全球發布他們通過大模型和數據趨勢進行的研究發現，幫助公眾、政府和組織在AI發展上做出更明智的決策。目前Anthropic發布的每份報告都會成為全球了解AI趨勢對人類各個領域的影響及思考應對策略的關鍵前哨。

從目前國內AI領導企業來進行對比，我試圖尋找有相似的出發點，或者對安全有類似重視程度的企業和個人，很遺憾，幾乎看不到擁有這樣的使命和以人類安全為前提的技術團隊，大多是以技術追趕和商業目的為核心。國內企業普遍將“安全”視為合規要求或技術挑戰，而非核心使命和信仰。它們的表述通常是技術加速者的階段成就描述，而非Anthropic那種主動塑造人類未來的領導者姿態。智譜AI在其《自律性原則聲明》中明確提出“AI的最高原則：安全可控”， 愿景是“促進人類更平等地獲取技術和能力”。但這更像一份跟隨在Anthropic《AI憲法》之后必須的責任清單，而非驅動一切的“憲法”。MiniMax的贠燁祎提出了“AI向善”，并將責任嵌入產品全生命周期。這在國內已屬前瞻，但仍側重于產品治理層面。國內頂尖AI人才也更多被技術挑戰、商業成功和財富效應所吸引，與Anthropic那種“為人類命運而戰”的感召力有本質不同。

因此，當Anthropic的估值和ARR暴漲時，外界不僅看到其商業成功，更看到其使命的“兌現”。而國內企業規模越大，關于“受益者是誰”的疑問可能就會越突出。這恰恰是在AGI時代到來前需要被認真對待的核心命題。

2.科技加速和人本主義深度融合的靈魂

Anthropic的聯合創始人Daniela，她在今年接受采訪時說當AI掌握了所有的STEM技能，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心、溝通力和批判性思維，將成為市面上最稀缺、也最昂貴的非賣品。這位擁有文學學位的CEO，用她的專業背景和作為科學家的哥哥一起，以科技與人文的緊密耦合來重塑AI界的生存法則。Anthropic不僅招聘技術拔尖的科學家，還同時招聘懂文學、哲學、倫理、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的相關人員，“人類對齊敘事師”成為Anthropic內部和MTS（研究院、工程師等統一稱呼，即便如Karpathy這樣的大神也同統稱MTS）一樣重要的崗位。

Claude Code 負責人 Boris 曾在他受訪的播客里講過一個細節：他剛來 Anthropic 的第一頓午飯，隨口提到一本非常小眾的書，作者是硬科幻作家 Greg Egan。結果同桌馬上有人接住他的話并且聊起來，這讓他喜出望外，并感覺真是來對地方了，這里像他一樣的人很多。因為這里盡是喜歡科幻和文學的書呆子們，他們身上也有著一種近乎天真的、直率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包括創始人Dario本人也有這樣類似救世主的赤誠、天真和在道德上近乎偏執的追求，所以，這樣一群人賦予了這個企業某種宏大的人文關懷和創世代責任感，也對生長于他們手中的AI大模型在價值觀對齊和基于人性的道德評判有更深的思考和行動。

近期，Anthropic創始人Dario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威脅做出了令人矚目的預測：人工智能可能會使所有初級白領工作崗位減少一半，而軟件工程師在一年后也將面臨失業的危險。對于普通勞動者而言，還存在著更為嚴重的威脅。他還在對外發表的一封信中寫道：“真正令人擔憂的是財富過度集中，這將撕裂社會”。面對這樣的“危言聳聽”，他們直接做出了一個與之對應的公益行為：7位聯創共同宣布捐出80%的個人財富用于社會慈善。Anthropic 的其他員工也承諾捐贈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股票，公司表示將匹配這些捐贈。這一點具有極強的人文關懷和東方的仁義精神，也因此讓Anthropic更有品牌影響力、公眾好感度和只為兌現使命而來的社會認同。

從這一點來說，目前我也沒有找到國內可以對標的對象，國內具有善于建立企業價值觀和文化、凝聚團隊、部署戰略的企業家，也有通過低價策略、真誠表達和過硬的產品獲得大眾青睞的擁有龐大粉絲群體的企業家，還有憑借個人商業思想獲得認同的企業家，但是能夠像Anthropic做的如此徹底，在發展AI的同時兼顧人類文明、安全、經濟危機和生存危機，并且選擇將進展和威脅透明化和公開化討論的，確實非常難見。

如果我們都相信人工智能不僅是工具，還可能威脅甚至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那么今天大模型背后的企業就不應該僅僅是一個狂奔中的科技商業企業，不僅僅用AI來創造財富和代碼，相比硅谷谷歌、OpenAI和Anthropic當下對AI倫理治理和AI安全的嘗試，要成為中國AI競爭格局的領導者，也同樣需要類似的人文關懷和以人為本的使命感，包括對于人性的認知和關注，運用東方智慧來解決AI正在帶來的失能危機、職業危機、階層危機等社會問題，以及通過AI讓人們可以更透明地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巨變。這一點，我對于千問出來的林俊旸有所期待，因為他的背景兼顧了科技與人文，也許可以更好地將語言的品味和魅力，以及人類的道德觀植入給人工智能，讓人工智能在技術之內有所不同，但畢竟目前他還處在創業的最早期。

3.言行一致、使命必達的公信力

這是整個社會影響力發展飛輪中的“錨點”，也是Anthropic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它通過一系列“反商業直覺”的決策，將“安全”從口號變成了行動。當然也被另一批人認為它是以救世主的角色創造安全恐慌，從而帶來商業反向的壟斷和操控。

比如創始人拒絕OpenAI CEO的邀約。2023年11月，OpenAI董事會突然解雇了CEO山姆·奧特曼，引發了一場巨大的內部危機。在混亂中，OpenAI董事會聯系了從OpenAI出走的Anthropic的CEO達里奧，提議讓他取代奧特曼成為OpenAI的新CEO，并推動兩家公司合并。對任何人來說，這都像是天降的“王冠”：將掌握無與倫比的權力，執掌當時估值最高的AI公司OpenAI，成為行業絕對的NO1；合并兩家頂級AI實驗室，將擁有無與倫比的技術和人才資源，成為全球絕對的AI領航者。達里奧的反應是 “迅速拒絕了”，他拒絕了AI領域最具權勢的職位，同時向世界宣告，他所追求的“安全可控的AGI”使命，其優先級高于一切個人名利。創始人的這種選擇，是對所有相信Anthropic使命的頂尖人才最強有力的定心丸。

比如拒絕天價合同：2026年初，Anthropic寧可丟掉價值2億美元的五角大樓合同、被政府拉黑，也拒絕移除“不用于大規模國內監控”和“不用于完全自主武器”這兩條安全紅線。CEO Dario Amodei公開聲明：“我們無法違背良知去答應這樣的要求?！?/p>

比如主動約束強大模型：當內部測試發現其Mythos模型能發現超過23000個關鍵漏洞時，Anthropic沒有將其商業化，而是通過“Glasswing計劃”僅向約200家受信任機構開放。其公開版本Fable也因安全護欄過嚴、自動降級而引發使用者的抱怨。

比如與梵蒂岡的結盟：2026年5月，教皇方濟各發布首份關于AI的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壯麗人性）。Anthropic聯合創始人克里斯·奧拉受邀同臺發言，雙方建立了戰略聯盟。Anthropic將把梵蒂岡的道德準則融入產品開發。邀請一家AI公司創始人出席教皇通諭發布“幾乎沒有先例”。這是Anthropic為自身使命尋求西方最高道德背書的戰略舉措。

一個企業及其創始人的公信力，在通往AGI時代有了格外不同的價值，它會直接帶來頂尖人才和廣大用戶心中最需要的持久力和安全感。

正如AI大神Karpathy所言：“如果AGI在2027或2028年到來，我將置身前沿實驗室坐在前排觀看”。Karpathy相信如果AGI真的實現，那么必然是由Anthropic來率先完成的。而Karpathy代表了當下大部分美國人的觀點，無論大眾、客戶、資本還是頂尖的技術人才。

將國內企業的使命陳述與Anthropic的實踐行動并置觀察，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浮現：前者是用語言和技術定義價值觀，后者是用共識和行動定義價值觀。這不僅是表達方式的差異，更是價值體系構建起點不同。在“社會影響力和行業認同”這個最終的競爭維度上，國內企業尚未出現能夠真正對標Anthropic的選手。

對比總結：一個逐漸放大的喇叭口

通過對科研能力、發展資源、社會影響力三個維度的逐項拆解，國內AI企業與Anthropic之間的差距圖景已經清晰呈現，它不是一條均勻的曲線，而是一個逐級放大的“喇叭口”圖形：

圖片由AI生成

第一個維度：科研能力，國內和Anthropic的差距在不斷縮小

在模型研發、戰略聚焦和人才密度上，國內頭部企業已展現出驚人的追趕速度。深度求索、智譜、月之暗面、字節豆包都具有極強的對標能力。在“術”的層面，中國AI企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世界前沿。

第二個維度：發展資源，國內和Anthropic的差距在可見范圍內

在現金流、算力和生態布局上，國內企業各有所長。字節跳動的算力采購預算和MaaS市場份額令人矚目；智譜的開發者生態和資本化平臺已初具規模；DeepSeek正以國家戰略基礎設施的生態布局追趕國際水平。資源層面的差距，是可以用資本、時間和戰略定力來填補的。

第三個維度：社會影響力與公信力，目前差距是“零和一”的鴻溝

這是最根本的差距，也是Anthropic真正的護城河。它建立在一系列“反商業直覺”的決策之上，基于信仰而采取的行動構建了一個超越商業邏輯的吸引力飛輪和普世價值體系。Anthropic用行動定義了“安全”和“使命”的內涵，它不是寫在官網上的價值觀聲明，而是在巨大利益面前說“不”的勇氣與定力。這份公信力，正是其人才留存率高達80%、ARR在半年內從90億飆升至470億美元的根本原因。打造信任的貨幣、共識的基石，是AGI時代最稀缺、也最難復制、最為持久的核心競爭力。

通過全面對標，也引發AGI時代的中國命題：

在這一波由技術天才、學院派教授和科學家、研究員推動的變革中，除了技術和商業能力之外，我們的“道”是什么？

當我們將視線拉回到中國AI產業的宏大圖景，我們是否應該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中國的AI企業，是否可以在追求技術突破的同時，構建起屬于自己的、具有全球感召力的價值觀體系？這個體系不需要復制Anthropic的“救世主情結”，但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AGI實現之后，它將如何服務于人類的共同福祉，而不僅僅是資本的回報？

當我們的AI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估值越來越高時，它們是否能夠超越“商業成功”這一單一維度，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留下更有分量的注腳？ AGI技術的發展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它關乎我們如何定義人的價值、如何分配社會的權力、如何塑造共同的未來。

中國擁有五千年文明積淀，在“仁者愛人”“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中，本就蘊藏著回答AI時代倫理命題的豐富思想資源。 我們能否將這些智慧轉化為現代AI發展和選擇的實踐，能否建立起超越商業成功的價值觀體系，建立起既能激發創新、又能守護人性的發展模式，將決定中國AI企業在AGI時代的最終位置。

吳玲偉 | 文

吳玲偉是長風基金和AA加速器創始人、清華大學AI倫理課特邀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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