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1年北京醫院病房內，病重的杜聿明拉住郭汝瑰的手，終于問出藏了半輩子的疑問：“你當年是不是共產黨臥底？”郭汝瑰沒正面承認，只淡淡道“我們信仰不同”。晚年的郭汝瑰卻坦言，國民黨高官里他真心佩服的只有張治中和傅作義。作為潛伏敵營的局內人，他為何獨敬這兩位？
本期最人物紀就帶大家探尋答案。
1947年，杜聿明順路探訪郭汝瑰家，進門就見客廳沙發補丁摞著補丁，桌上搪瓷茶杯掉了碴，連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他當即起了疑心，轉頭上報蔣介石，說郭汝瑰過得太清苦，不像國民黨高官，怕是共產黨臥底。蔣介石嗤笑他多疑，讓蔣經國實地考察，蔣經國回來后，一個勁兒夸郭汝瑰清廉務實。
張治中是少數能在蔣介石面前說上話的人，可他打心底反對內戰。抗戰剛勝利，他就連著幾次上書蔣介石，勸他別打內戰走和平路，被同僚罵“吃里扒外”也不改主意。
重慶談判時，他親自飛延安接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完又親自送回去，全程盯著確保安全。
后來北平談判，他頂著國民黨主戰派的壓力當首席代表，天天在談判桌上周旋，就想為和平多爭取一點可能。
比起張治中在和平桌上的奔走，傅作義的底色，是戰場上的硬氣和民生里的實在。
1936年，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找上門，許他高官厚祿勸他搞“華北自治”，傅作義當場拍桌拒絕，轉頭調集部隊守在長城一線備戰。
1939年底到1940年初，他帶著晉綏軍跟日軍在五原死磕，啃下重兵把守的據點，把日軍趕出河套，這場五原大捷，是抗戰時期少有的收復失地的勝仗。
抗戰勝利后他主政綏遠，見當地百姓靠天吃飯年年鬧荒，就牽頭修了幾十條水渠、兩座水庫，組織百姓開荒拓田，沒幾年，戈壁荒灘就變成了畝產千斤的良田，當地人都喊那是“塞上江南”。
1949年初，北平被解放軍層層圍住，傅作義手里攥著幾十萬重兵，城外是隨時可能落下的炮火，城內是兩百萬攥著糧票過日子的百姓，還有故宮、天壇這些立了上千年的老建筑。南京那邊的電報一天發三封，蔣介石罵他“畏敵怯戰，愧對黨國”，要他帶著部隊突圍南下；身邊幾個親信將領拍著桌子喊“軍人寧死不降”，甚至有人偷偷準備炸藥，說要跟解放軍同歸于盡。
傅作義夜里坐在書桌前，盯著北平城防圖，手指在故宮的位置劃來劃去。他想起當年守河套時百姓送的干糧，想起綏遠地里冒出來的莊稼，咬咬牙偷偷派人和解放軍談和。談的時候好幾次差點崩了，有人在背后罵他“叛徒”，他只當沒聽見，只跟談判代表說“別的都可以談，北平的百姓和城墻，必須保住”。敲定和平協議那天，他對著鏡子剃了胡子，眼眶紅了一圈。郭汝瑰后來聽說這些事，私下跟人說，傅作義這一步，比打十場勝仗都難。
郭汝瑰打心底瞧不上蔣介石，遼沈戰役時，一會兒電令衛立煌死守錦州，一會兒又改主意要部隊撤往關內，朝令夕改讓前線將領亂了陣腳，打了敗仗還把鍋全推給下屬。
陳誠更不用說，任人唯親到離譜，只要是黃埔系或者跟他沾親帶故的，哪怕沒本事也能升官，薛岳在長沙打了勝仗，就因為沒依附他，轉頭被調去閑職。
后來郭汝瑰寫回憶錄，翻來覆去提張治中和傅作義。
他寫張治中跟蔣介石共事幾十年，明明知道說和平討嫌，卻次次上書，重慶談判接毛澤東，北平談判扛著壓力周旋，從來沒忘過和平的念頭。
寫傅作義時他特意標注，北平圍城那陣，傅作義夜里對著城防圖發呆，最后選了百姓和古都，比打十場勝仗都難。
他沒說什么大道理，只在書里寫，真正能扛事的人，從來不是盯著權力的，是心里裝著老百姓的，就像他當年跟杜聿明說的那句“信仰不同”，這就是他認的那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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