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完善我國司法確認制度的具體構想

【導讀】

本文梳理了司法確認的立法背景與歷史作用，指出30日短期時效、單一共同申請模式是主要弊病，同時點明現行制度未覆蓋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的規則短板。結合域外普遍為自行和解設置司法背書機制的經驗，提出系統性改革方案：拓寬適用范圍、廢除不合理時效、增設單方申請路徑，對商事調解與民間解紛實行效力分軌，統一司法尺度并完善糾錯機制，推動制度優化升級。

【正文】

筆者昨日發出《司法確認制度的前世今生與必然歸宿》一文，提出司法確認制度發展根基逐步弱化，十年內或將退出歷史舞臺的觀點。有業內朋友提出不同看法：司法確認是為和解協議做背書，該制度有存在的合理性，只是30日申請時效才是畫蛇添足。

確實，商事調解已完成規范化、法治化改造，具備直接賦予強制執行力的條件；但人民調解依托基層力量開展，覆蓋面廣、靈活性高、調解程序也不夠規范，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全面賦予人民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由此而言，司法確認制度仍有長期存續的必要。我在2026年6月11日《從比較法視角論證應當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一文中就提出：賦予商事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并非絕對化、無邊界的效力放開，只有同時滿足主體、程序、內容、形式四項合規條件的商事調解協議，才能享有直接強制執行力。

因此，今天探討司法確認制度的改革、完善問題。

一、司法確認的立法初衷與歷史價值

司法確認并非法治體系中的固有制度，而是特定時代背景下形成的補救性規則，是司法機關為彌補早期民間調解公信力不足、運行不規范問題，提供的兜底保障。

本世紀初，社會矛盾糾紛數量大幅增長，各地法院案多人少的壓力持續加大，司法資源面臨巨大考驗。彼時國內各類調解組織準入門檻不高，調解員專業能力參差不齊，調解流程缺乏統一標準，行業監管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因此調解協議僅具備普通民事合同效力，不擁有強制執行力。一旦一方當事人反悔、拒不履約，守約方只能再次提起訴訟，前期調解成果付諸東流。久而久之，群眾對調解缺乏信任、不愿選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大量簡易案件不斷涌入法院，多元化解糾紛的制度設計難以落地。

為破解這一困境，我國逐步推進司法確認制度試點與立法落地。2007年，甘肅定西率先開展司法確認試點工作；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規范性文件，明確制度基本規則；2010年，《人民調解法》第三十三條以立法形式正式確立該項制度；2012年，《民事訴訟法》將司法確認納入特別程序，標志著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行。

從立法初衷來看，司法確認承載三項核心價值。第一，補齊效力短板，通過司法裁定賦予民間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破解“調解無終局、違約無成本”的行業難題。第二，分擔司法壓力，將鄰里、家事、小額債務等簡易糾紛化解在訴訟之前，實現矛盾就地處置。第三，規范調解行為，依靠法院司法審查，排查虛假訴訟、惡意串通、內容違法的調解協議，彌補民間調解專業性不足的短板。

在調解法治化水平偏低的階段，司法確認發揮了重要作用，具備充分的歷史價值。這項制度本質是為粗放型民間調解配套的補充規則，其存在基礎，正是早期調解行業規范缺失、公信力薄弱、監管不到位的現狀。

二、現行司法確認制度的核心弊病與定位偏差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實際運行效果。經過十余年實踐，司法確認在人民調解領域依舊有存在價值，但原有規則設計滯后，部分條款與現實需求脫節，運行逐漸偏離預設方向。其中，30日強制申請時效、雙方共同申請規則兩大問題最為突出，嚴重制約制度作用發揮。

首先，制度整體適用率偏低，部分環節形同虛設，分流案件的核心目標未能充分實現。現行立法與司法解釋還明確劃定了制度適用邊界：司法確認僅受理經依法設立的調解組織主持達成的協議。如果糾紛未經調解組織介入，由當事人自行協商達成和解協議，按照當前規定，無法申請司法確認。這一限制，導致大量民間自主和解成果缺少低成本的司法賦強渠道。一方違約后，守約方只能另行起訴確權，不僅增加當事人訴累，也浪費司法資源，和域外法治國家的通行做法存在明顯差距。

其次，核心規則存在先天缺陷，30日申請時效尤為不合理，變相助長失信行為。依據《人民調解法》第三十三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申請司法確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協議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共同提出。該規則存在兩處明顯漏洞：一方面，30日固定短期時效既無法理支撐，也不符合國際慣例，規則沒有區分協議是否約定履行期限，時間起算標準機械僵化，容易導致守約方錯過維權時機。另一方面，共同申請的模式，讓違約方掌握程序否決權，大幅削弱了司法確認的制度價值。

最后，司法實踐中存在規則適用不公的問題，同類糾紛效力標準不一，違背法治公平原則。如今《商事調解條例》已經搭建起標準化的商事調解體系，正規商事調解機構、持證專業調解員、標準化調解流程、全流程行業監管，讓商事調解的專業性、規范性完全對標仲裁制度。但在現行規則下，仲裁調解書、仲裁裁決書天然具備強制執行力，合規的商事調解協議卻必須經過司法確認才能強制執行，形成明顯的規則差異。同時，各地法院存在選擇性受理的情況，普遍拒收商事調解組織自主受理案件的司法確認申請，造成立法規定與司法實踐脫節的困境。

三、域外調解雙軌制的通行法治經驗

放眼全球成熟法治地區，各國普遍將調解劃分為基層民間調解與專業商事調解兩大類型，兩類調解適用不同效力規則，沒有國家對二者實行統一的司法確認制度。域外實踐經驗，為我國保留司法確認合理內核、修正缺陷、拓寬適用范圍，提供了清晰參考。

在專業商事調解領域，德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大陸法系國家，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以及我國香港地區等英美法系地區，均采用統一模式：符合規范的商事調解協議，直接具備強制執行力。經過法定登記的商事調解機構、具備執業資質的調解員，按照法定流程達成的合規協議，無需提前申請司法確認，可直接向執行機關申請強制執行。這也是《新加坡調解公約》的核心宗旨，完全契合商事糾紛注重效率、恪守契約的基本特點。

針對基層民間調解以及當事人自行和解，域外國家普遍不直接賦予協議強制執行力，但幾乎所有法治國家都設置了類似我國司法確認的司法背書、核準賦強程序，并且普遍將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納入適用范圍，為民間自主和解打通效力補強通道。德國允許對所有訴訟外和解協議申請司法可執行宣告，法院完成形式審查后賦予協議強制執行力，適用普通訴訟時效；法國的法院認可程序，同時覆蓋民間調解與當事人自行和解，依當事人申請即可快速確權賦強；英美法系國家通過同意令、簡易確認訴訟，為自行和解協議提供司法背書，流程簡便、準入門檻低；新加坡、我國香港地區，則統一為民間調解、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提供法院裁定認可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沒有任何國家針對民間調解、自行和解協議設置30日這類短期時效，全部適用普通訴訟時效，并且多數地區允許單方申請，從制度上避免違約方惡意阻礙程序推進。由此可見，我國司法確認的核心問題，并非制度本身失去價值，而是適用范圍過窄、30日時效僵化、申請模式單一三大規則缺陷。

縱觀古今法治規律，糾紛解決制度需要做到分類設計、適配需求。基層民間調解與自主和解側重情理化解、服務基層治理，需要司法確認作為兜底保障；商事調解側重交易效率與商業信用，應當直接賦予強制執行力。以往一刀切、適用范圍受限的舊規則，已經不符合社會治理與法治運行的基本邏輯。

四、改革、完善我國司法確認制度的具體構想

綜合前文分析，司法確認制度不必整體廢除。結合我國國情，借鑒域外通行規則，整體改革思路確定為：保留制度本體、刪除冗余條款、拓寬適用范圍、補齊程序短板，打造適配本土治理、接軌國際慣例的現代化司法確認體系。

第一，拓寬制度適用范圍，將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納入司法確認受理范疇。無論是人民調解組織主持達成的協議，還是當事人未經第三方介入、自主協商形成的和解協議，雙方當事人均可共同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這一調整能夠激活民間自主解紛的活力，為大量自行和解協議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賦強途徑，減少重復訴訟，補齊多元解紛體系的短板。

第二，劃分兩類調解效力邊界，實行差異化規則設計。堅持分類施策，明確商事調解與基層民間解紛的效力區別。對于同時滿足主體、程序、內容、形式四項合規要求的商事調解協議，不再要求前置司法確認，直接賦予強制執行力。對于人民調解協議、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繼續保留司法確認程序，持續發揮司法兜底、糾錯確權的作用，貼合基層社會治理的現實需求。

第三，刪除不合理時效規則，根除核心制度弊病。廢止現行30日一刀切的短期申請時效，可考慮適用民事訴訟普通訴訟時效，徹底解決時效起算機械、守約方維權受阻的實務難題，剔除制度中最不合理的設計。

第四，優化程序啟動方式，防范惡意失信行為。改變“僅可雙方共同申請”的單一模式，新增守約方單方申請司法確認的渠道，堵住違約方惡意阻撓程序、逃避債務的漏洞，充分發揮制度的權利救濟功能。

第五，統一司法裁判標準，杜絕選擇性執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專項司法指引，明確司法確認案件的受理、審查、裁判標準，對人民調解協議、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的確認申請一視同仁，杜絕差別對待、選擇性受理的現象，維護司法權威與法治統一。

第六，搭建全流程糾錯機制，兼顧效率與安全。對于直接賦予強制執行力的商事調解協議，設立事后撤銷、不予執行的司法糾錯渠道；對于新增的自行和解協議、傳統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案件，強化真實性、合法性審查，嚴防虛假調解、惡意串通、規避法律等行為，實現效率、公平、安全三者統一。

總之，在人民調解、民間自行和解場景中，司法確認制度尚有存續價值。司法確認制度的改革核心，就是把當事人自行和解協議納入司法確認范圍、取消不合理的短期時效、增設單方申請通道、區分商事與民間解紛效力、統一司法裁判尺度，既能保留司法確認服務基層治理、激活民間解紛活力、規范糾紛化解行為的正向作用，也能順應商事調解法治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順暢對接《新加坡調解公約》國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