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稱王”已經過時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大家很熟悉了，前兩個詞仍然很適用，也是國家這幾年格外加強的。

“高筑墻”方面，當務之急是應對已經和即將到來的地緣政治、金融海嘯的復合大沖擊。

美西方把中國制造業抹黑為“產能過剩威脅論”和“第二次沖擊論”，完全無視中國提供的充足、廉價商品實質延遲了西方危機的爆發，這種掩耳盜鈴式推卸責任，導致西方危機越來越深。所以從去年開始，中國尤其加強周邊工作，與周邊重要國家的合作越來越凸顯外交、國防、公安的“3+3”新模式，本周訪問朝鮮，對此小鎮在今年4月《》一文已經提前分析了。

總的來說，地緣政治方面的沖擊基本穩住了，反而借助這一輪大變動，《》，有些事情還是要算一算的，畢竟解決臺灣問題，未必要在臺灣解決，最好在臺灣以外。

但不要覺得這就安全了，因為接下來最迫切需要應對的是金融危機，當前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危機何時、為什么爆發，但準確預測只對投資者很重要，對國家而言，只需要知道金融危機終會到來就行了，所以當前“高筑墻”的重點之一是加速修建一條防火隔離墻，可以觀察到近期金融方面的變化特別迅猛。這一點本文只是鋪墊，先不展開了。

“廣積糧”也在進行時。

上周發布《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十五五”規劃》，提出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增量目標僅為五年600億斤，在加力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的背景下，這個目標相對比較和緩了，這也體現了國家對糧食安全的擔憂變小了，重心更多放在結構優化、質量提升、減災救災、對外合作等新領域。

糧食之外，“廣積糧”也有了新內涵，核心還是要加強投資。這也是小鎮此前分析的，。

比如水利方面，2024年初小鎮分析，，5月分析，6月8日這一工程正式開工。

這僅僅是新一輪大規模建設的開啟，傳統基建之外，新型基建也要加碼，近日彭博社說未來五年中國要投入2萬億元在全國建設數據中心，用于支持本土AI產業發展。要注意彭博社的消息僅供參考，而且2萬億元恐怕低估了投入量和最終實現的規模。

上述大規模基礎建設以及深層次改革，都是“廣積糧”。

前兩項做得已經很好了，關鍵是對外工作，尤其全球治理主導權。

小鎮覺得不能再說“緩稱王”了，道理很簡單，一頭大象不可能被草叢擋住，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韜光養晦”就已經做不到了，而“韜光養晦”也僅僅是鄧小平提出對外工作指導方針28個字之四，緊隨其后最后一個詞是“有所作為”，國家已經進一步轉變為“積極有為”，也就是“十五五”規劃提到的“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

到了2026年，中國已經是“王”了，又何談“緩稱王”？

注意中國說“決不當頭”“永不稱霸”，不代表中國不引領世界，這是兩碼事。

早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總書記就提出“中國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2021年9月舉行的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總書記也在原來“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基礎上，為中國新增了“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這一新定位。“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議等都是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

除了增量，中國還要以自己的主動作為，去改變存量公共產品的內涵性質。

比如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這是美國領導構建的，但隨著美國越來越倒行逆施，這一體系完全可以為我所用。近年來，中國始終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全球性挑戰，堅決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還主張平衡推進聯合國的和平與安全、發展、人權三大支柱，尤其強調把發展置于國際議程的核心位置，這就是在重塑傳統公共產品。

鞏固內部之后，開拓全球，關鍵要造勢、借勢。美國等西方列強用幾百年時間，已經證明了靠強權壓榨，是站不穩的，還會惡化本國的發展，而隨著“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強如美國也是要吃癟的，這就是勢的變化。

因此，小鎮認為，要把“緩稱王”改為“急取勢”。

為什么呢？

首先，戰略窗口出現了，等不得，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近年來，美國、歐洲等西方世界的內部矛盾激化，可偏偏把內部矛盾轉化為外部問題，比如明明全球化浪潮下，西方世界攫取了海量財富，這才讓西方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后，仍然基本維持了民眾生活水平。

關鍵問題是海量財富進入西方口袋后，內部分配出了問題，越來越多的財富進入少數人的腰包，而以效率為名把代價甩給國內民眾，造成了“鐵銹帶”等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西方民粹和極右翼崛起，西方一再制造全球動蕩，導致全球面臨日益嚴重的難民危機，難民涌入又引發西方內部反移民狂潮，西方政府把無能導致的問題推到難民頭上，渾然不顧難民到底怎么出現的；正如歐洲也開始不提新能源轉型了，美國一刀切的反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更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

林林總總不一一列舉。

總之現在出現了一個寶貴的戰略機遇，美西方因為內部失敗，竟然開始大規模從長期占據的國際治理陣地撤出了。尤其美國在特朗普上臺后，掀起“退群”狂潮，今年初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不符合美國利益”的66個國際組織，包括31個聯合國實體和35個非聯合國組織。

關鍵美國不是緩慢交接，而是直接斷資、撤人，就導致出現了巨大的真空。目前在特朗普帶來的沖擊下，全球主要力量還沒有反應過來，但這種空白一定會有其他力量填補，或者會演變為更無序的混亂，無論發生哪一種情況，對中國都是不利的。

在美國加速退群的背景下，未來幾年國際政治還將出現巨大變動。首先是美國2026年到2028年的大選前混亂，美國方面一時半會顧不上國際治理，而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在內諸多國際組織關鍵職位換屆都集中在未來三年，如果錯過這個周期，下次類似機會恐怕要再等5年以上。

所以，在戰略機遇出現的時候，在特定領域就不能再求“緩”了，而是必須主動出擊，緊貼撤退的對手，占領他們慌亂中產生的權力真空。

國際組織能發揮多大作用，跟主導力量關系巨大。當有一個習慣采取暴力、強權的世界霸主時，國際組織想發揮作用自然很難，可換成一個主張全球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力量，那就不一樣了。

而且，急并不代表倉促，而是在戰略方向清晰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更妙的是，與中國內部改革窗口同步。過去中國長期借助國際合作倒逼國內改革，典型是加入WTO，以及近年來提出“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貴哦推進高水平開放”。

未來，中國提出“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關鍵就是要把中國經驗和模式推廣到全球，主動塑造一個更符合中國美感的新世界，如此伴隨中國未來10年的大躍升，可以潛移默化的改變全球各國民眾心智，這對中國企業、資本大出海極為有利。

而且，不僅中國有“急取勢”的需求，國際組織也非常渴望中國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填補美西方撤出導致的空白，進一步推動國際治理轉型。

做事，是需要錢的。

典型是聯合國難民署，其資金主要依靠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個人自愿捐贈，而非固定撥款，其中各國政府捐贈是大頭。近年來難民署面臨極為嚴重的全球性資金短缺危機，整體到位率長期低于30%，2025年僅為23%，2026年就更艱難了，截至目前多個主要行動的資金到位率不足20%，比如4月難民署統計，區域難民應對計劃所需的16億美元，僅到位6%。

西方人一貫是只挖坑不管埋。他們嘴上說自己為難民做了多少貢獻，卻絕口不提難民是怎么來的。

根據難民署2月統計，目前全球約4250萬難民，包括境內流離失所者、尋求庇護者在內的全部被迫流離失所者已經超過1.17億人。其中至少六成與西方國家帶來的戰爭、干預、后殖民政策影響存在直接關聯，這還是保守估計，沒把間接考慮在內。

比如由西方軍事行動直接制造的難民潮，打壞了很多本來還不錯的國家。僅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4國產生的難民或境外流離失所者就超過1500萬人，而內部流離失所者一般為難民的1.5到2倍，總量超過3000萬人。

西方后殖民政策和長期地緣干預，也導致大量地區沖突。比如蘇丹，這是難民署認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流離失所危機之一，也是最嚴重的保護危機，上次危機至今已經三年了，國際援助資金嚴重不足，聯合國發起的28億美元人道募捐呼吁，資金僅到位16%。衛星地圖顯示，蘇丹城市法希爾城郊已經被染成了紅色，其顏色與血跡特征吻合，堪稱“尸山血海”。

蘇丹危機怎么來的呢？先是英國殖民時期的分而治之，人為制造了阿拉伯和非洲、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裂痕，為后來達爾富爾危機、南北內戰埋下禍根，美國長期制裁進一步加劇了危機，僅這里就超過千萬流離失所者。

還有索馬里，冷戰時期是美蘇冷戰對抗的焦點之一，國家瓦解后陷入長期無政府狀態，西方在20世紀90年代主導聯合國維和行動失敗后，就干脆當看不到，長期采取無視和制裁政策；還有剛果，先是比利時殖民者的殘酷剝削和撤出時故意埋雷，冷戰后西方又長期支持地區戰爭導致一直混亂；至于巴勒斯坦，就不多說了，難民問題已經持續快一個世紀了。

就這，小鎮還是給西方臉面了，都沒把烏克蘭危機帶來的近千萬流離失所者完全算在美西方頭上，畢竟俄烏問題非常復雜，可以說是美、歐、俄三方共同導致的。

但無論怎么統計，全球大半難民和流離失所者，其產生的直接或根本原因，與西方國家存在強因果關系，而且西方惡心之處在于，為了一己私利制造混亂后，還長期阻止混亂沖突的和平解決。

比如烏克蘭危機，本來俄烏在2022年3月就要和談了，是英國前首相跑到烏克蘭煽風點火；又比如長期偏袒以色列、武裝多國反對派等，都導致人道主義災難成倍放大。

而在西方思維主導下，難民署長期無法正面“難民到底是誰、如何制造”的這一根本問題，只能頭痛醫頭，老想著如何跨國安置難民，到處化緣為難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長此以往，難民越來越多、問題越來越嚴重。

西方人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連自己人都不關心，又何談關心難民？在不影響自己生活的情況下，西方人對難民就像偶爾給流浪貓喂食，不過是滿足自身精神需求，一旦難民問題加劇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立刻就變臉了，以至于難民問題已經成了西方政客轉嫁矛盾的宣泄口。

關鍵，難民安置本就應該是應急措施，不能成為長期慣例，而跨國安置，導致難民喪失了自我造血能力，不得不長期依賴外部輸血，否則必然導致安置國面臨很多難民帶來的治理危機。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搞脫貧攻堅，將“就地安置”和“異地搬遷”相結合，以前者為主，易地搬遷也要堅持群眾自愿原則，嚴禁強制搬遷，搬遷對象需要經過精準識別，政府通過宣傳發動、算賬對比等軟措施引導群眾，絕非行政強制。

易地搬遷也不是打散遷往遠離故土的地方，一般是近距離搬遷，從居住在深山、石山、高寒、荒漠化、地方病多發等不適宜人類長期居住發展的地方，集中安置到縣城、產業園區、中心村，這才方便配套就業幫扶、技能培訓、社區治理等系統措施，最終確保搬遷群眾“穩得住、有就業、能致富”。

反觀難民署長期以來，實質是收養流浪貓狗的做法，導致難民產生的禍根沒有根除，又如何能平息難民危機？

導致全球難民災難的西方國家，現在拍拍手不想管了，大幅下降捐贈資金；西方政客還把難民援助變成了表演，甚至變成了某種合謀的屠宰。典型就是加沙，一邊是美國宣稱要“制定食品援助方案”，另一邊確實自2025年5月27日以來短短三個月，就有800多人死在美國支持的食品分發點周圍，而美國仍然把新設食品分發點交給以色列管理。

不過，西方給難民署這類國際組織斷糧，恰恰是中國發揮作用的機遇。

2026年1月，曾任伊拉克總統的巴爾哈姆·薩利赫就任新一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也就是聯合國難民署的負責人。他在就任后首訪肯尼亞卡庫馬難民營時表示：“聯合國難民署和國際社會應致力于向難民提供包容且持久的解決方案，以確保難民的尊嚴、安全和福祉得到保障。”

注意關鍵是“持久”。

2026年2月薩利赫首次向成員國作簡報，敦促各會員國推動全球在應對流離失所問題上發生決定性改變，要從管理向解決轉變，他還呼吁顯著降低對長期援助的依賴，并重新致力于國際保護、解決方案、責任分擔和和平努力。

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小鎮覺得很到位，他說“人道主義援助能夠挽救生命必須持續進行，但如果應急工具成為長期慣用手段，而整整幾代人深陷依賴之中，那就不具備可持續性。成功與否，應該看人們能夠重建自己的生活為標準。”

這就體現了難民署工作思路的轉變，要從西方憑心情收養流浪貓狗的止痛藥模式，向中國脫貧攻堅的根治轉變，而這就是中國要向全球提供的公共產品之一。

想要徹底脫貧，就地安置、自我造血看起來短期成本投入大，實際拉長時間，卻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難民安置也是如此，跨國安置看起來簡單，實際成本遠遠大于就地安置。

通常把難民安置到第三國，包括國際運輸、背景審查、語言培訓、職業培訓等等在內，短期成本高達人均1萬美元以上，如果應急措施長期化比如拉長到20年，人均成本將突破10萬美元，雖然難民也會給所在國提供貢獻，但算起來還是虧的。

比如世界銀行2025年9月發布一篇針對羅興亞難民的政策研究論文，研究證實異地安置的人均服務交付成本是就地安置的三倍，而且搬遷后的難民福祉出現全面惡化，包括實物消費量和營養價值下降、疾病率和抑郁癥升高、工資更低、造血能力被嚴重削弱、更加依賴外部輸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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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難民署的新思路與中國密切相關。比如在薩利赫就任前，1月6日與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陳旭會面，陳旭提出“推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這來自中國首倡的“全球治理倡議”。

小鎮將這一思路總結為“溯源治理”。核心不是技術性的向難民提供援助，而是要深究難民出現的根本原因，還要在難民署內部推動將發展作為難民援助的戰略方向，否則難民署就算在西方之外爭取到了更多捐贈，也不過是杯水車薪。

但小鎮觀察到，聯合國難民署整體上仍然是老思維，比如高層已經開始轉向，更關注中國的支持、中國的經驗，但工作人員仍然沒有適應。

體現在中國的宣傳基本是老一套，比如在抖音平臺，發的內容感覺就是全球通稿，根本不考慮中國人的接受度，難怪從2020年4月13日至今發了667個作品，關注才5.9萬，獲贊只有區區30.7萬，就在于宣傳全是西方味，嚴重缺乏本土化，宣傳內容看不出來與中國關系，又如何獲得中國人的普遍認可？

對比下B站“小Q不是導盲犬”，他一期“探店聯合國難民署：在中國，難民署做了什么？”，觀看就達到35.5萬，獲贊一萬以上。

尤其是在難民問題上老是強調“接受難民”，這怎么可能被中國人接受呢？2017年已經因此導致出現嚴重的網絡爭議。

說白了，難民問題是西方導致的，西方不肯接收，憑什么讓中國接收？如果想獲得中國全民支持、解決難民問題，那就要按照中國的思路來，重點不是跨國接收，而是就地安置。

當然，一個大組織要想改變幾十年的工作習慣，也沒那么容易，可以先從輿論宣傳著手，由此體現工作戰略方向的根本轉變，今年換了新負責人，又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宣傳傳播上是可以重點做一下的。

首先，要搞清楚在中國宣傳，應該傳播什么內容，又該影響哪些人，而這些人又在哪里。前者是根本，后者重在選擇哪一個平臺進行傳播。

小鎮就不細化了，內容上最關鍵的是去西方化，繞開“接收難民”的死穴，轉向中國公眾更容易接受和認同的敘事框架，可以側重三點：誰制造了難民的“溯源”，解決難民問題的“中國貢獻”，更關鍵的是敘事主角要從“難民”轉向“受眾”，從施舍和苦難煽情的西方思維走出來。

中國的確要“急取勢”，但也不會上趕著，畢竟一個巴掌拍不響，而中國需要做的事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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