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學術霸凌：他一句話，就能毀掉你的學術生涯

圖源：Wikipedia

丹尼爾·克萊門特·丹尼特二世（英語：Daniel Clement Dennett II；1942年3月28日—2024年4月19日）。

編者按：
在學術界，“大佬”的意見往往擁有一種無形的統治力。對于許多青年學者和研究生來說，與一位學術地位尊崇的“銀背大猩猩”站在對立面，可能意味著職業生涯的“近乎致命打擊” 。

今天我們分享的書摘，來自剛剛于2024年4月逝世的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自傳《我一直在想：丹尼爾·丹尼特唯一自傳》 。在這部自傳中，丹尼特以他一貫的辛辣與坦誠，揭開了學術界光鮮亮麗表象下的另一面：“學術霸凌” 。

丹尼特筆下的霸凌者，通常是那些利用自身影響力粗暴駁斥質疑、恐嚇后輩，甚至通過操縱基金流向和職位聘用來排除異己的資深人物 。而他故事中的核心主角，正是進化生物學巨擘、科普名家斯蒂芬·杰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對于不熟悉這兩位讀者的朋友來說，這曾是20世紀科學界最著名的一場“世紀之戰”，其中，丹尼特是達爾文主義的堅定捍衛者，認為自然選擇是解釋生命乃至意識的唯一核心機制 ；古爾德則試圖挑戰傳統的適應主義，強調演化中的偶然性與“副產物” 。

但在丹尼特眼中，這場理論之爭的背后隱藏著古爾德“阿爾法雄性”式的霸凌行為 。丹尼特記錄了古爾德如何在電視臺顧問委員會中動用權力“封殺”理查德·道金斯的紀錄片 ；如何因為個人恩怨就在頂級書評期刊上對道金斯朋友的新書大加撻伐 ；甚至在被學生問到難題時，這位哈佛名教授會憤而沖出教室 。

丹尼特總結道，這些霸凌者往往習慣了觀點被視為“神諭”，不愿產生一絲謙遜 。而他之所以敢于挑戰這些“學術老虎”，是因為他處于一個特殊位置——他的研究不依賴于這些大佬掌握的基金資助 。

這段跨越數十年的學術恩怨，不僅是關于進化論邊界的爭鳴，更是一面審視學術權力與學術道德的鏡子。當“反傳統者”面臨惡意中傷時，自由的代價是什么？面對學術霸凌，我們又該如何堅守學術的純粹？

以下內容節選自《我一直在想：丹尼爾·丹尼特唯一自傳》。

撰文 ｜ 丹尼爾?丹尼特

每個學術領域通常都有幾個“霸凌者”，或說幾個資深人物，他們隨口發表意見、粗暴地駁斥質疑，恐嚇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尤其是沒有終身教職的教員和研究生。在科學領域，他們通常也對研究資金的去向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這樣一個“銀背大猩猩”站在對立面，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可能遭受近乎致命的打擊。

由于我的研究不需要聯邦或基金會的資助，我處于一個特別安全的位置，可以去挑戰一些人。當我去挑戰斯蒂芬·杰伊·古爾德他們時，進化生物學和神經科學領域的同事們熱切地鼓勵我。

學術霸凌者幾乎都是占主導地位的“阿爾法雄性靈長類動物”，不過就我的經驗來看，也有少數雌性霸凌者。伊麗莎白·安斯科姆就是一個霸凌者。我還與另外幾位打過交道，但都是通過私人信件，而不是公開挑戰，所以在這里我就默默放過她們，希望她們能意識到。哲學領域大多數強硬的女性都是反傳統者，而不是霸凌者，她們捍衛最初被嘲笑的觀點，以優雅和堅定的態度承受打擊。

我在很多情況下看到過一些女性學者，在男性同行對她們惡意中傷和侮辱誹謗時，這些女性都勇敢面對，并堅持了下來。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的《我和鮑比·麥吉》(Me and Bobby McGee)中有一句歌詞：“自由只是‘沒什么可失去的’的另一個說法。”我組織的“科學前沿的反傳統者”系列講座的座右銘大可借鑒這句歌詞。當她們的男性同行還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在“老男孩俱樂部”中的地位時，這些女性決心要全力以赴。

現在我要說說那些“阿爾法雄性靈長類動物”，那些霸凌者，比如：斯蒂芬·杰伊·古爾德。

（一）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訂閱了好幾年《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只因我想讀古爾德的每月文章。它們總是那么迷人，而且往往具有挑釁性。古爾德住在離塔夫茨大學不遠的地方，就在坎布里奇的一條街上，步行即可到達他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在我和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美國著名的認知科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及作家，同時也是古爾德的遠房表親）共同撰寫《心我論》的時候，有一回，侯世達來波士頓地區訪問，我很高興能和他一起受邀去古爾德家共進午餐。在那次愉快的會面中，我記得我們談到過一個話題，如何妥善地處理我們收到的潮水般涌來的讀者來信，盡管我確信，與他倆相比，我的只是涓涓細流。我和古爾德的關系有一個良好開端，但這種友好并沒有持續太久。

1979年，古爾德和理查德·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古爾德的親密戰友）發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論文《圣馬可的拱肩與潘格洛斯范式》。在認知行為學的達勒姆會議上，當著名認知科學家福多提醒我之后，我很快就讀了這篇論文，并且當即就看穿了它。由于這篇論文是一片極具影響力的陰云，籠罩在該領域上空，因此我決定要在《認知行為學中的意向系統》中做出回應，這是我1983年在《行為與腦科學》上發表的靶子文章。我在文章中開了一個小小的圈內玩笑，揭示了他們的論點與斯金納反對心理主義的論點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度，并且好奇古爾德和列萬廷是否接過了他們的哈佛同事斯金納的棍棒，成為最新的“后實證主義之哈佛保守主義”例證。我知道這會讓他們激進的血液沸騰。

我取笑他們的行為明智嗎？我只是以毒攻毒。他們的論文不真誠地使用了誤導性修辭，產生了它本不應得的巨大影響。它不公正地敗壞了一些杰出研究人員的聲譽，此外，他們對自己的同事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著名生物學家，“社會生物學”創始人，也是被古爾德集中火力攻擊的對象)的社會生物學概念進行了猛烈的政治攻擊。這一切導致了這樣的后果：如果年輕的動物行為學家在他們的實地研究中采用了進化論視角，就極難找到工作。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指的是任何事物有90%都是垃圾——這在所有領域都適用。但的確有很多出色的鳥類學家、魚類學家和昆蟲學家被貼上了社會生物學家的標簽，因此被認定為有風險的雇用對象。不管怎樣，我的挑釁奏效了。列萬廷寫了一篇怒氣沖沖的評論，結果他自己反倒在這個過程中跌了一跤。古爾德沒有和他的合著者一起寫這篇評論，對我的批評保持了沉默。

1989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認知科學中心舉辦了一場會議，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當代卓越的認知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和科普作家，哈佛大學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保羅·布盧姆為他們關于語言進化的觀點做了辯護，古爾德和我的意大利朋友馬西莫·皮亞泰利-帕爾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做出了回應。帕爾馬里尼是一位喬姆斯基的追隨者。（而那個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喬姆斯基，是公共知識分子，是堅定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因其堅定的“反演化立場”，喬姆斯基在這場論戰中幾乎與古爾德是一個陣線的。）在那次會議上，我聽到了相當多關于進化的錯誤斷言。據我所知，麻省理工學院沒有生物學家在講授自然選擇課程，這似乎為其他學科中那些想成為理論家的家伙開辟了一個“游樂場”，他們源源不斷地產生愚蠢理論。平克列出了一份滑稽的清單，上面是他和我在那些日子里遇到的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們提出的主張包括：細胞的結構要用物理學來解釋，而不是進化論；關于昆蟲翅膀的那些東西不是已經反駁了達爾文嗎；語言不可能有用，它導致了戰爭；自然選擇是不相干的，因為我們現在有混沌理論……

幾年前，古爾德曾在哈佛與帕爾馬里尼共同講授一門關于進化和認知的研討課，我受邀參加。連續幾周，我都不自在地坐在那里，聽古爾德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常常歪曲論敵的觀點：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道金斯、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英國演化生物學巨擘）等。我努力扮演安靜的客人，看著哈佛的學生們盡心盡力地做筆記，仿佛他們在聆聽神諭。

后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課后，我私下里和古爾德提起了這個話題。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那些人的攻擊常常沒有根據，敦促他改變做法，但他并不理會我的擔憂，只把我看作一個因無知而產生誤解的哲學家。我不得不終止參加這門研討課，一想到我的學生有可能看到我安靜地坐在那里，卻對古爾德的行為不置一詞，我就無法忍受。

古爾德和我1992年時還能彼此交流，我們那時一起參與錄制了維姆·凱澤的荷蘭電視節目《輝煌的意外》，節目中古爾德加入了奧利弗·薩克斯和我的陣營，溫和但有效地給了聲名狼藉的魯珀特·謝爾德雷克一個下馬威。我邀請古爾德作為嘉賓來參加我關于進化理論的哲學研討課，只回答問題，不做演講。他接受了。

這個研討班讀過他很多文章，也讀過道金斯、史密斯和其他人的文章。然而，當我的學生們開始向他提出困難的問題時，他突然沖出了教室！我不得不出門找他，說服他回到教室。他指責我設計陷害他，但我告訴他，我的學生習慣于挑戰教授，不像他在哈佛的那些學生。他氣呼呼地回到研討室，把剩下的課程當作了某種對抗性的新聞發布會。古爾德的反應讓我的學生們相當不安，在接下來的一周里，他們問我是不是哪里做錯了。我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為塔夫茨大學的學生們感到驕傲。

（二）

研討會結束后，我開車送古爾德回家。路上，他問我有沒有讀過道金斯的女友海倫娜·克羅寧的新書《螞蟻與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他說他打算在《紐約書評》上把它“拖到垃圾桶”。為什么呢？因為道金斯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言辭尖銳的書評，來評論《神秘之舞》(Mystery Dance)，道金斯的這篇書評就是個錯誤，《自然》的編輯所選的標題“色情哲學”則加劇了這個錯誤。

古爾德為什么要抨擊克羅寧的書呢？古爾德告訴我，因為她曾是道金斯的女朋友！古爾德發表了那篇糟糕的書評后，史密斯和我分別寫信給編輯。史密斯稱古爾德的書評表現出“令人迷惑的暴躁脾氣”，我則揭露并分析了古爾德的一些修辭手法，包括“古爾德兩步法”——這是古爾德的論敵之一特里弗斯在給我的一封祝賀信中提到的。在這種方法中，古爾德指控被批評者說了一些站不住腳的話，緊接著引用被批評者否認了這種觀點的話，將其作為被批評者已經承認的證據。在同一期雜志中（1993年1月14日），古爾德對我們的回應十分顯眼；他聲稱自己是“好警察-壞警察審訊”的受害者。由于他做不到抨擊備受尊敬的史密斯，他稱其為“我親愛的同事和好警察”，而對我進行了一連串傲慢無禮的侮辱。在古爾德發飆后，史密斯就把“壞警察”當作了我的綽號。

1989年的麻省理工學院會議是推動我動筆撰寫《達爾文的危險思想》的原因之一，我要向受過教育的外行人和非生物學學者介紹自然選擇的力量，因為他們正面臨著被古爾德奇怪的進化思想誤導的危險。我意識到，古爾德被冠以美國“進化論者”的頭銜，這一點造成了很多危害，我應該設法消除這些危害。例如，為什么美國人沒能看到英國制作的那些關于進化的精彩紀錄片呢？BBC有著名的科學紀錄片《地平線》(Horizon)系列，該系列與位于波士頓的WGBH（PBS旗艦臺）有特殊合作關系，除非有充分理由不這樣做，否則WGBH會引進《地平線》節目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道金斯主持了兩期《地平線》節目，分別是關于進化博弈論的《好人笑到最后》和《盲眼鐘表匠》。WGBH拒絕購買這兩期節目，這讓BBC包括羅賓·布萊特威爾在內的很多人都深感困惑，當時布萊特威爾是《地平線》的負責人，他也是我第一次將“我在哪兒”改編成戲劇時的制作人。那時正擔任WGBH臺長的亨利·貝科頓(Henry Becton)是我的航海伙伴，從他那里我得知，古爾德是該電視臺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他否決了這些節目，只因為它們是由道金斯主持的。

當然了，我的《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不只是關于古爾德，這本書廣泛地探索并推薦了學術界的進化論思想，囊括了各種新穎觀點，主張將進化論擴展到心理學、人類學和經濟學，甚至延伸到倫理學和認識論領域。一位評論家稱它是“由單一作者寫作的關于自然選擇進化的所有可能影響的最佳綜述”。不過，我知道自己必須在這本書中處理古爾德的錯誤表述。在“雷龍真牛”這一章中，我下了很多功夫，把初稿分享給幾位知識淵博的生物學哲學家，以征求意見，其中還包括古爾德的一位朋友，他讀了之后力勸我不要發表這一章——不是因為它錯了，而是因為它會讓古爾德抓狂。我問他，如果我放棄這一章，他能不能保證古爾德在我的書出版后不會詆毀它。他當然不能保證。古爾德本來就會討厭整本書，而不僅僅是專門寫他的那一章，而且面對古爾德的惡意攻擊，如果我只列舉他的學術罪狀，未免過于拙劣，所以我必須搶先出擊。

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出版前一年多，我就把這一章節的初稿寄給了古爾德，但根本沒收到回復，甚至連確認收到的回復都沒有。后來，1994年夏天，當這本書就要準備付印時，我從約翰·布羅克曼那里得知，古爾德打算和我討論這一章，并讓布羅克曼來安排。布羅克曼提議舉辦一場周末家庭聚會，就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度假勝地伊斯特奧弗農場。古爾德會帶上他的未婚妻朗達·希勒(Rhonda Shearer)，她是一位紐約的雕塑家；明斯基和妻子格洛麗亞會參加；漢弗萊和他新婚的妻子艾拉·科恩(Ayla Kohn)也會來。我的妻子蘇珊和我很熟悉科恩，但沒能參加他們的婚禮，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和他們共同慶祝。

晚餐前，我們聚在伊斯特奧弗農場迷人的客廳里，喝著飲料。我們用一個大香檳酒瓶往10個杯子里倒香檳，分給大家，這時，布羅克曼讓我致祝酒詞。我很高興有這個榮幸來為我們親愛的朋友漢弗萊和科恩祝酒，心中早已醞釀好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祝酒詞，這時布羅克曼在我身旁耳語：“香檳是希勒帶來的。”哦！我應該為古爾德和希勒祝酒，而不是為新婚的漢弗萊和科恩祝酒！我設法轉移了中心，臨時拼湊了一些關于古爾德和希勒未來幸福的陳詞濫調的祝福，同時腦海中浮現出一些我險些釀成社交災難的畫面。然后我和希勒圍繞她的雕塑熱烈地交談起來，著重聊了聊關于失蠟青銅鑄造的技術細節，她邀請我去紐約，到她的工作室里待一段時間，我從未主動追求過這個機會。

第二天，在農舍旁一棵古老的楓樹下，古爾德和我就那一章的內容深入討論了幾小時。他帶來了一份自己完整的參考書目，其中包括一些我從未見過的文章，他抱怨我歪曲了他的觀點，誤解了他，在種種細節上詆毀了他。我認真做了筆記，并請他把他提到但我還沒讀過的那些論文發給我。這次聚會的幾天后他就把那些論文發給我了，當我讀了這些論文后，我發現是他記錯了自己寫過的東西，而不是我誤解了他。我微微調整了我那一章的措辭，然后寄回給他，并附上了我堅持自己觀點的原因。他從未回復那封信。《達爾文的危險思想》出版后，很多人，包括記者和其他人，都問了他對這本書的看法，他的回應是：丹尼特的書是不值得討論的滑稽作品。兩年后，他決定必須攻擊這本書，還順帶攻擊了道金斯。他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分為兩部分的抨擊，并在我回應后又進行了反駁。我們的一來一往構成了扣人心弦的閱讀材料，激發英國記者安德魯·布朗(Andrew Brown)寫了一本可怕的書《達爾文之戰》(The Darwin Wars)。該書的封套上引用了我的一句話：“我不會承認安德魯·布朗是我的朋友。這是篇卑鄙的垃圾新聞。”這句話源于我發給第三方的一封電子郵件，布朗未經我允許就用了這句話。這多少證明了我的觀點。我與古爾德的爭論也激發了幾所進化生物學重點院系令人滿意的回應，他們邀請我去做冠名演講。

（三）

由于我有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名聲，多年來，在某種意義上，我成了一間儲存庫，存放著關于古爾德故意歪曲事實的故事。我保存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而且會繼續保存下去。我會講一件我目睹的事件，它太有代表性了。1990年7月，認知科學學會的年會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主題報告人中有羅杰·尚克和古爾德，他們應年會事務主管帕爾馬里尼的邀請前來參會。尚克做了第一場主題報告，給他的新書《給我講個故事》(Tell Me a Story)做了有趣、非正式的總結，其中包含了一些旨在嘲弄喬姆斯基派的圈內笑話和諷刺。當然了，麻省理工學院有很多喬姆斯基派的人，而喬姆斯基本人當時并不在場。

尚克的報告結束后，第一個提問者是肯尼斯·韋克斯勒(Keneth Wexler)，他是一位熱心的喬姆斯基派，在搬到麻省理工學院之前，曾是我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同事。韋克斯勒的第一個錯誤是指責尚克用帶有性別歧視和反猶主義的笑話侮辱了克雷斯吉禮堂，即我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會場。尚克毫不猶豫地回應道，他不認為這是困擾韋克斯勒的原因：“你只是反對我在你的英雄喬姆斯基的領域批評他。”然后韋克斯勒犯了他的第二個錯誤：他決定對觀眾做現場調查。緊接著他犯了第三個錯誤：要求那些被尚克演講冒犯到的人舉手示意。沒有一只手舉起來！韋克斯勒一句話也沒說就溜走了。

古爾德當時就坐在聽眾席上，見證了那場非凡的對峙，但他什么也沒說。下午，他發表了主題報告，他的內容包含了不久前那場廣為宣傳的換心手術。在手術中，醫生把狒狒而非黑猩猩的心臟移植到了“寶寶費伊”(Baby Fae)體內。古爾德想用這個案例說明人們對進化的無知。他的幻燈片中有一張寶寶費伊墓碑的照片，上面顯示了她的真名。報告結束后，一位年輕人站起來說，他對古爾德公開展示這張幻燈片感到震驚，因為所有的新聞媒體都達成一致，要為寶寶費伊及其父母的信息保密，但古爾德現在破壞了這一約定。年輕人接著說，在緊急手術中沒有可用的黑猩猩心臟，在找到一顆合適的人類嬰兒心臟之前，使用狒狒心臟只是權宜之舉。古爾德的反應令人難忘：“哇！你們這是什么樣的社會啊！”他對年輕人的指責沒有給出好的回應。這還不是這個故事的結局。幾個月后，我在紐約市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做演講，古爾德又做了主題報告。他展示了相同的幻燈片，提出了相同的無知指責。令人驚訝的是，那位年輕人依然在聽眾席中，他再次站起來指責古爾德。古爾德似乎無法承認錯誤，這對他來說一定是一場噩夢，但他活該。

在職業生涯早期，古爾德曾與癌癥擦肩而過，我常常想知道他的剛愎自用是不是這場劫后余生的一種可悲的副作用。年僅40歲時，他就患上了腹部間皮瘤，曾被認為命不久矣。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生物學家遭此橫禍，對世界而言是個巨大的損失。有那么幾年，沒有人想要批評他，或許他因此習慣了他的觀點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批評。癌癥的緩解讓他重新回到了競爭中，他卻沒能產生一絲謙遜，也不愿去考慮對立的觀點。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學者，而且時常是一位睿智的理論家。《個體發育與種系發育》(Ontogeny and Phylogeny)是他最專業的一本書，這本書為進化發育生物學開辟了想象空間。他早期在《自然史》上的一些文章對適應主義做了精彩的探索，不過他后來又否認了這些探索。《進化理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于他去世前出版，這是他的最后一本書，一本大部頭著作，包含了很多長篇大論。不過，由于它幾乎難以讀懂，所以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這對他的名聲來說也算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