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可與人言無二三：箭垛式人物、域外漢籍與文史疑案

“可與人言無二三”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句話常見于中國古典的戲文小說，上句用了《晉書·羊祜傳》中“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的典故，點出了世間萬事的不盡如人意，下句翻出一層，又寫出了人在面臨這種不如意時的無可奈何，通俗易懂而又頗具智慧，故而為世人熟知。通常都認為這句話出自南宋末年詩人方岳（1199—1262）的詩《別子才司令》：“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自識荊門子才甫，夢馳鐵馬戰城南。”第二句又作“可與語人無二三”。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在評價方岳詩的特點時也說：“他有把典故成語組織為新巧對偶的習慣，例如元明以來戲曲和小說里常見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這一聯，就是他的詩。”又特地拈出這首詩來作為他的代表作。

錢鍾書《宋詩選注》

最近偶然讀到朝鮮漢詩人李奎報的詩話集《白云小說》，云：

方春，風和日暖，百花競發，良辰不可負也。遂與尹學錄置酒飲賞，作詩累十篇，興闌，因醉睡。尹呼韻，勸余賦詩，余即步韻而應曰：耳欲為聾口欲喑，窮途益復世情諳。不如意事有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事業皋夔期自比，文章班馬擬同參。年來點檢身名上，不及前賢是我慚。尹謂余曰：“以‘八九’對‘二三’，平仄不調。公于平日，文章浩汗激越，雖屬百韻律，一揮而就，雨駛風迅，無一字瑕點。今為一小律反違，何也？”余曰：“我今夢中所作，故有不擇發耳。‘八九’改之以‘千萬’亦無不可，但太羹玄酒不下醋酢，大家手段固如是也。公豈知之耶？”言未訖，忽欠伸而覺，乃一夢也。遂以夢事具言于尹曰：“夢中便說夢作，此所謂夢中夢也。”相對胡盧，因戲占一絕，曰：“睡鄉偏與醉鄉鄰，兩地歸來只一身。九十一春都是夢，夢中還作夢中人。”

說到自己與人喝酒賦詩、論詩，竟致醉而睡著。夢中又作詩，詩中正有“不如意事有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句，除“有”字方岳詩作“常”外，其余一模一樣。而且，他在夢中與朋友還特別探討了一下這句話的優劣：“八九”的“八”字平仄不調。此句第六字按律詩的規范，應為平聲字，而“八”為入聲。故而朋友建議他改為“千萬”（“千”字為平聲），他竟“狡辯”說現在是在夢境里，故可“不擇發耳”。這首詩的本事雖較為離奇，或許是詩人因文造情的杜撰，但值得注意的是，《白云小說》為李奎報自撰的詩話集，而李奎報出生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即宋乾道四年），較之出生在慶元五年的方岳還要早三十年。如此，這一“元明以來戲曲和小說里常見的”詩聯，首創者為方岳的判斷，似有可商之處。

不過方岳似乎也不大可能直接讀到并點化李奎報的詩用于自己的詩歌中。宋詩中有“以俗為雅”的習慣，有些地方會直接用當時民間流行的成語入詩。李奎報與方岳也都是受到這一習慣影響的詩人，或許此句在當時已經是民間流行的成語，被他二人分別化用在自己詩歌里也未可知。

改編“四喜詩”

中國傳統文學講究“無一字無來處”，所以對“來處”的追尋一直是研究傳統時的一大課題。但對一些廣為流傳的詩歌名句、俗語典故進行溯源并非容易的事。如上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句，原以為追溯至方岳已是較為穩妥的答案，殊不知在域外的典籍里尚有更早的“來處”。而我在域外典籍遇見“驚喜”，這件事也非孤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容齋隨筆》

有人曾以“人生四大喜”為題寫過一首“四喜詩”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概括了一個人一生最幸福的四個狀態。這首詩最早見載于洪邁的《容齋隨筆》。這首詩現在家喻戶曉的原因，除了意思通俗易懂而又頗為精辟外，它出現之后還“衍生”出一些有趣的故事，也延續了其在大眾視野里的生命：即后世一直將它改編，或使意思更深一層，或使意思相反，甚至使之意味深長。這類改編都頗有意趣，故而能為人津津樂道。記載它的“改編史”較全的，是《清稗類鈔》中的一則材料：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四句，見于世俗流傳之《神童詩》，極言人生之樂事也。有以為不足者，于每句各增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或見之，猶以為未盡其樂，又改曰：“千年久旱逢甘雨，球外（此言地球之外，游于他行星之中也）他鄉遇故知。三世洞房花燭夜（言相思三世，至今始得結婚也），黑奴金榜掛名時（言黑奴得免沉淪也）。”此蓋極意形容其樂也。然又言其似樂非樂者，亦以《神童詩》改之，于每句下注二字，曰：“久旱逢甘雨，一滴；他鄉遇故知，債主。洞房花燭夜，石女；金榜掛名時，副貢。”

可謂極盡諧謔之能事。而“改編四喜詩”能追溯到最早的例子，一般都認為是明代《萬歷野獲編》中的記載：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弘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為傳奇。后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謔之，已堪捧腹。

可知將“四喜詩”的五字各增二字使其程度加深的始作俑者似是“山陰王對南相國”，即明朝后期的內閣首輔王家屏。但最近在徐湄的朝鮮詩話總集《青丘詩話拾遺稿》里見到了這么一個故事：

李牧隱先生入中國科場，以《四喜》為題，未遑屬思，有蜀人先成曰：“大旱得甘雨，他鄉逢故人。洞房華燭夜，金榜科名辰。”牧隱潛聽其詠，欲閣筆更思之，以二字加于四句之上曰：“十年大旱得甘雨，千里他鄉逢故人。無月洞房華燭夜，年少金榜科名辰。”乃呈之，擢為狀元，蜀人次之。蜀人大恚，來見牧隱曰：“旱而得雨喜矣，十年二字何意？”牧隱曰：“十年久旱而得雨，則其喜當百倍于近旱。”又問曰：“千里二字何意？”牧隱曰：“千里之遠逢，故其喜當百倍于近鄉。”又問曰：“洞房華燭喜矣，無月二字何意？”牧隱曰：“無月之夕，華燭之光當倍于有月。”又問曰：“金榜科名喜矣，少年二字何意？”答曰：“少年之時榮光當百倍于老年矣。”蜀人聽之良久，默然而退。

以增字為詩竟得狀元自然是小說家子虛烏有之言。而后兩句“無月”“少年”的增字，自然比“和尚”“教官”遜色不少（古代村塾教師，大多為屢試不第者。屢試不第之人突然考中的心情，細味之下自然比年少高中的喜悅程度要高得多）。但這條材料中提到的“李牧隱”卻是元代朝鮮的大詩人李穡，則似又較之王家屏的改編“四喜詩”的時間要早不少。雖然事出附會，但此增字詩或是李穡或同時人的作品。如此，改編“四喜詩”的始作俑者為誰，好像又要打一個問號了。

“座中有妓，心中無妓”

有時“來處”的難以追尋，在于名句與典故在流傳的過程中，會逐漸集中于一些家喻戶曉的人物身上，將他們作為故事的主人公或詩句的作者，這就是胡適所說的“箭垛式的人物”。如明代的才子唐伯虎，清代的才子紀曉嵐等，都是如此。而上引《萬歷野獲編》中所說“成弘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為傳奇”，大概就是當時就有人將“四喜詩”與北宋的才子兄弟宋庠、宋祁聯系起來，讓他們也成了“箭垛式的人物”。不過好在《萬歷野獲編》記載明確是明代人的附會，而記載此詩更早《容齋隨筆》也只是說“舊傳有詩”，并未言及二宋，這都證明了此詩與二宋兄弟實則無關。但卻不是所有的傳說都能考清說明的，寂潮夫子曾與我說過一個他一直以來的疑問，與宋朝另一對有名的兄弟有關，就是一則不能說清源流的故事。《古今譚概·迂腐部第一》載：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中華書局2007年出版的《古今譚概》

說的正是宋代理學家兄弟程顥、程頤的故事。此事多見于明人的記載，比較早的出處就是《古今譚概》。而宋人的筆記小說中，卻一無此事的蹤影，甚至連類似的故事都沒見過。而明代及之后的記載，則都說是二程兄弟的事，沒有異辭。寂潮先生說：“如果此事有明確的宋代史料或筆記記載為二程兄弟的事，則故事的可信度就高了很多。而如果宋代甚至明代以后的記載，有將此事歸于其他人的，則此事大概率出于附會。但現在能掌握的材料，沒有較早的材料可證其真，也沒有其他材料可證其偽，對故事的真偽只能付之闕如，成為疑案了。”不過，我卻覺得既然沒有時代接近的可靠記載，明人也是好用宋代名人作為“箭垛式的人物”，演為傳奇的，則此事大概率出于附會，故事應是好事者根據二程在世人印象中的性格杜撰而出，靈感或許來自《世說新語·言語》的這則故事：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蔣瑞藻卒年的疑案

不可索解的“疑案”雖令人困惑，但往往因著它的曲折離奇，從而令喜歡獵奇的讀者頗感興趣。文章的最后，我便來說一件最近遇到的“疑案”，博諸君一笑。

蔣瑞藻是近現代著名的小說研究學者，其《小說考證》因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引用而為人熟知。除《小說考證》外，他還有《小說枝譚》《花朝生筆記》等著作，是一位有才而高產的學者。可惜他壽祚不永，英年早逝，所以整體著作不算太多。他的卒年，竟因一則刊載于民國報刊的短札而成了“疑案”。

1935年12月7日上海《民報》登載的、署名“煙橋”的文章：《蔣瑞藻之逝世》。

蔣瑞藻的卒年，一般都認為是1929年，他的子女蔣逸人、蔣如洋在《蔣瑞藻生平及其著述》中也明確說“于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六日病逝，年僅三十九虛歲”（《浙江學刊》1984年第5期），周采泉《蔣瑞藻的事跡和貢獻》也言其卒年為1929年（《文獻》1986年第1期）。但1935年12月7日的上海《民報》卻登載了署名“煙橋”的文章《蔣瑞藻之逝世》，專門談到了他的逝世時間：

我見了蒼苔先生紀念蔣瑞藻先生的文字，甚是感傷。從《小說枝譚》弁言上，考證蔣先生今年是四十五歲。雖然蒼苔先生沒有說出蔣先生何時去世，可是決不如豐干早先生所猜度的“蔣先生逝世是在民國十七年十八年間”。因為在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還有一封信寄給我。

煙橋尊兄先生侍史：久飲香名，恨未識荊，伊人一方，我勞如何！春寒動定萬福！聞之友人，尊著《中國小說史》，精博絕倫，弟覓之坊間，說不可得，悵惘無似！庸猷不辨槽昧［庸敢不辭梼昧］，肅函奉聞，敬希將發售處示知，俾得購讀，以償夙愿，何快如此［之］！其他大作〔之〕已經出版者，并以見告，尤感幸也。病中草草，不盡欲云，諸維亮察不一。孟潔弟蔣瑞藻頓首。二月十六日。（通信處：杭州江干錢浦商輪公司轉黃家步。）

假使當時已在病中，并且從此一病不起，大概也在二十二年了。但是這信寫的一筆不茍，措辭也狠斟酌盡善，不像是大病罷。黃家步不知是否屬于諸暨？因為我把書寄去以后，沒有接到他第二封信。希望知道他生平梗概的同文，寫些出來，我想悼念他的不止我們三數人罷。

“煙橋”即近代作家范煙橋，文中提到的蒼苔的文章，乃《民報》1935年11月26日發表的《紀念蔣瑞藻先生》，說蔣瑞藻是他中學時的教員，“最近才聽說他業已在故鄉浙江諸暨縣死了”，沒有明確他逝世的時間。而豐干早的文章則發表于1935年12月4日的《民報》，題為《蔣瑞藻與孫毓修——一個小說史的墾荒者　一個是童話的墾荒者》，則說“蔣先生逝世，是在民國十七年十八年間”，這倒與蔣先生子女追記的時間相符。但也只說了個大概的時間范圍，可見他也并不知道蔣瑞藻去世的具體時間。

蔣瑞藻寫給范煙橋的信，此為《珊瑚》雜志第三卷第八號上（1933年10月16日）刊登的影印件。

但范煙橋所說在1933年收到的蔣瑞藻的信，似乎成了蔣先生卒年在1933年之后而并非1929年的鐵證。更有趣的是，這封信的影印件竟還在范煙橋主辦的《珊瑚》雜志第三卷第八號上（1933年10月16日）刊登過，時間正是范所說的接到信的這一年（也正可據此影印件對報端錄文稍做校正）。而范煙橋在1935年得知死訊時才將這封信舊事重提，可見蔣氏的來信并不是他子虛烏有的杜撰。蔣氏子女在他去世時應該尚年幼，記憶模糊導致記錯時間也很有可能。蔣瑞藻先生去世的時間，竟一時之間真的難以說清了。

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小說枝談（譚）》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曾出版過蔣先生的《小說考證》和《小說枝譚》，社藏檔案中他的夫人何奇齡的一封信，可對這一疑案做出定讞。她曾在1958年7月7日致信古典文學出版社申請稿酬并詢問該書在民國時的一些出版情況：

最近據說我的亡夫蔣瑞藻生前所編著的《小說枝譚》一書已由貴社出版，由于我經濟情況不好，因此是否可以要求貴社酌予一些稿酬。

其次我還有一個問題想不通，亡夫蔣瑞藻是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患肺病去世的，而據說《小說枝譚》在一九三一年曾在商務出版過（初版），這是他去世后三年的事，亡夫在世日埋頭書本，不問家事，家庭收支都由我經手，無論他在世和去世后，我均未收到該書稿酬，是否可請貴社代為費神了解。

以上兩點請費神給予回信，則不勝感激。

這封信寫作時間距蔣去世的二三十年代時間也僅不到三十年，而寫信的人又是蔣氏的妻子，記不清的概率大大減小。而且她對《小說枝譚》初版出版的1931年是她的先生去世三年后也記得清清楚楚，可見她對蔣瑞藻逝世的時間應該是記憶無誤的。如此，范煙橋所謂在1933年得到蔣瑞藻的來信，倒成了另一樁說不清的疑案了。

戎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