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今天下午四點就要坐車離開上海,我們抓緊時間。”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梁曉聲于8月13日來到朵云書院·旗艦店與讀者見面。記者看到,距離活動開始還有15分鐘,場內已是座無虛席,不少讀者站在觀眾席的末尾和兩側。
![]()
![]()
從青年時代在復旦大學的求學往事,到多年以后在上海這座城市的新感受;從教學經驗,到小說創作心得,短短半個小時的時間里,話題交錯延伸,個人記憶、城市記憶與時代變遷交織在一起。而梁曉聲最多講起的,是上海這座城市。“看到上海,會突然有一種自信——發展變化是不可阻擋的。有上海的中國就多了一份底氣。”他說。
“吳儂軟語”令他感到“治愈”
梁曉聲與上海的緣分,要追溯到青年時代。1974年,梁曉聲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這樣的記憶在梁曉聲多年后的文字中依然清晰,在《復旦與我》中,他寫當年中文系老師的關愛,“還體現為一種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護”“任什么時候回憶起來都是凝重的”。而那位曾將他帶到“與文學最近的人生路口”的招生老師,在他入學后被隔離住進衛生所時,還曾站在樓下仰頭安慰他半個多小時。
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經歷,梁曉聲曾在《感激》中寫道:“我這個人的一生,卻實際上是被眾多的好人,是被種種的世間溫情簇擁著走到今天的啊!”復旦的老師、同學,以及那段在上海求學和生活的歲月,都成為這份“感激”中重要的一部分。
![]()
在他眼中,現在的上海已是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現代化的、高樓林立的,處處生機盎然,城市版圖規模巨大。對他來說,上海在現代氣質之外,亦有極具生活化的一面,“當然我心里面也會保留從前的一些上海印象,我覺得那也很好。”他記得小弄堂里清晨的洗刷聲,也記得夏天走在街上的上海女孩子。與他熟悉的北方城市哈爾濱不同,上海女孩穿著短衫短裙,踩著寬松的拖鞋出門,走在路上發出“啪啪”的聲音,這些都帶著這座城市獨有的生活氣息。上海話更讓梁曉聲難忘,“吳儂軟語”是“治愈的”。他甚至在書展現場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設想:“在文旅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某一條商業街或者小巷子里,有幾處小商店和飯店標明用滬語來接待顧客,這或許也是一個城市特色。”
書寫源自內心的真正“感動”
從《今夜有暴風雪》到《慈母情深》,再到《人世間》,梁曉聲以多元的文體,持續書寫大時代下普通中國人的命運與情感。很多讀者好奇,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梁曉聲“內心經受掙扎作品是哪一部?”
他說,與其使用“掙扎”一詞,不如說那是一種“矛盾”或“糾結”。一種矛盾發生在真正落筆之前,那是已經對生活和人的處境產生了感受,卻還在猶豫,這些感受究竟要不要流露、要不要表達。他由此談到自己教學時常說的話:“如果覺得寫不出來的時候,就想想你們感動過的事和你們最親的親人們。”梁曉聲回憶,一些年輕學生很少真正書寫自己的家庭,“但我年輕的時候屬于‘拉鏈派’,和我相識不久的人會漸漸知道我的家和我真實的痛苦,我并不覺得這很幼稚。”
![]()
“創作方法層面的糾結”,亦是梁曉聲在寫作時會處理的重要問題。他回憶,撰寫《一中的史記》時,“當時我想把所有關于教育的焦慮都放在文章里,并給出解答,但這時我發現我在做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我所給出的解答也未必合乎邏輯,所以越寫越沒有信心。”后來他意識到,自己只是在“寫事情”,而忽略了一切關于教育的理解,都要通過人物來支撐。“當一部長篇小說僅僅變成寫事不見人物的時候,就無法繼續下去了。”他重新把筆觸拉回人物,找到了作品繼續向前的方向。
![]()
“恰當地用詞”,這是梁曉聲想對熱愛寫作的人說的話。很多人習慣把他青年時代的生活概括為“苦難”,但梁曉聲并不認同,“我不認為我經歷的是苦難,我也只不過經歷了一些清貧,經歷了一些艱苦。”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