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張大千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臺呢?
關于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劉力上告訴我說，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于國民黨，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于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于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臺，看作是投奔國民黨。至于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不過，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并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1950年代初，陳(毅)老總問過他，中國畫家誰畫得好?他說當然是張大千。陳毅又問，張大千現在何處？謝稚柳答在海外。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又據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大千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恩來獲悉后，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4萬元獎金，并過問獎金的分配，要留2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后用。除此之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
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只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千：“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幾巡之后，賓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來說：“張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今天最好表明態度。”
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1981年，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了如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歸的原因。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愿歸來的重要原因：一是經濟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中國畫沒有出路，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只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為生，但價格甚低。當年齊白石一幅畫，只有幾十元，還不太好賣……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這是張大千不愿回國在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了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后，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當于四五個人的生活費；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
從政治上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
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看看故鄉的親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點不近情理的。
1967年，張大千在斯坦福大學美術館舉辦“張大千畫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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