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光：新出“松柏西漢木牘”

松柏西漢木牘

2004年，湖北荊州紀南鎮松柏村1號漢墓出土木牘63枚，牘長約23、寬2.7—6.5、厚0.2厘米，其中31枚單面墨字，26枚雙面墨字，6枚無字。內容有遣策、各類簿冊（戶口簿、免老簿、歸義簿、復事算簿等）、牒書（記載秦昭襄王至漢武帝七年歷代帝王在位的年數）、律令、歷譜、墓主功勞紀錄及墓主仕宦升遷的相關公文等，牘文涉及當時社會多方面內容。從牘文看，墓主名叫“周偃”，官職為“江陵西鄉有秩嗇夫”，為當時掌管鄉司法、稅收等的吏員。木牘中的牒書記至漢武帝七年（前135年）；歷譜也主要是漢武帝時期的歷譜（如“建元”“元光”年間的歷譜）；牘文還有墓主周偃在景帝至武帝間的升遷記錄等。于是推斷該墓年代約在武帝早期。

《荊州重要考古發現》發表的4枚松柏木牘分別為“令丙第九”“二年西鄉戶口簿”“南郡更卒數量統計”“（郡級）戶口類簿冊”，后三種均為郡、縣上計文書，這與天長紀莊西漢牘、連云港尹灣西漢牘的上計文書性質相同。研究者認為“二年西鄉戶口簿”木牘中的“二年”為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的可能性最大，該“戶口簿”為西鄉存留檔案的抄件。這批木牘書寫時間約在景帝末、武帝初期。

（一）松柏木牘墨書

松柏西漢木牘中戶口簿的隸體已較成熟。此時為武帝初期，簡牘墨書比起西漢初時已有較大發展，秦隸式的構形越來越少，點畫多平直簡捷，捺磔筆比較醒目，這些磔筆和虎溪山、孔家坡簡的圓潤筆觸截然不同，而是棱角分明，并向右拉出很長。

松柏律令牘中的一枚“令丙第九”文中有“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是漢文帝前元十年（前170年）六月甲申所下令文的一部分，該牘文為后來的抄件，牘書中弧形長尾筆較多，較另3件籍簿類字形稍古些，書寫應略早于籍簿類牘書。“令丙第九”牘的拖長筆、包括斜下方和正下方的，寫得粗獷有力、多含圭角形；“第、令、成、鄭”等的豎筆上輕下重、收筆甚至寫成“折刀頭”狀，用筆用鋒頗具個性；從文字分布看，律令牘因是律令文本，書寫比較規整，也講究布字行款，均勻有序，字徑大小統一。

松柏簿冊類牘文結字普遍拘緊內收、結構精簡，筆畫都短小、扎實，方筆直勢，點線直截了當，少有曲圓縈紆；重磔畫集中在“人”“免”等少里字上，捺磔一律右向拉出，極少有縱向長筆（每牘上僅“簿”字有長尾筆，像是一種慣例），全篇文字橫向取勢明顯。

（二）松柏、尹灣、天長紀莊簿冊類木牘比較

松柏簿冊類木牘與天長紀莊、尹灣等簿冊牘風格相近，由此可見西漢簿籍類書寫方式較接近，似有一種傳統或慣例。其共同特點是：字徑小、筆畫短小簡捷，字形多橫扁，結構精簡，只有少數的粗重波磔筆，拖長筆少——一個原因是為了節省版牘空間，簿籍牘往往一牘一事或正背各記一事（天長紀莊牘M19：40—1正面為“戶口簿”、背面為“算簿”）。

▲松柏簿冊類簡牘字數：

“（郡級）戶口類簿冊”：585字

“南郡更卒數量統計”：439字

“二年西鄉戶口簿”：93字

▲天長紀莊簿冊類簡牘字數：

“戶口簿”：122字（正面）

“算簿”：115字（背面）

▲尹灣簿冊類簡牘字數：

“東海郡吏員簿”：正背兩面凡3650余字

以上唯天長紀莊牘文字較少，僅書一欄，文字居牘面上部，牘下部留超過三分之一的空白。這或可理解為簿籍類的格式規定或習慣，即便文字很少、牘面足夠空曠，依然是小字密排。松柏律令牘《令丙第九》，因并非簿冊文本，于是均勻分布文字，書滿整個牘面，顯得疏朗大方。

簿冊類文本因文字較多一般書于木牘上，一牘記一事也便于文件管理，牘面布字根據內容分欄或不分欄書寫。松柏三枚簿冊類牘文，兩枚分欄、一枚不分欄；天長紀莊簿冊牘未分欄；尹灣簿冊牘則形式多種，有不分欄者、有分三至六欄者，盛字最多的“東海郡吏員簿”并未分欄，每行都縱貫整牘，卻井然有序。

簿冊篇題位置亦有不同。天長紀莊“戶口簿”“算簿”題目都獨立書于木牘頂部中間，橫排書寫，字徑較大；松柏牘則將篇題寫在牘面右上角，與正文融為一體，只用“簿”的豎長筆顯示篇題；尹灣簿冊牘篇題并不一致，有單獨置于牘上部的（如《集簿》），有書于右上角的（如《永始四年武庫后車器集簿》等）。紀莊“戶口簿”“算簿”牘面下部都單獨寫一“卿”字。

上圖：三種簿冊牘比較（左起尹灣集簿、天長戶口簿、松柏木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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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