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學教授：都靈裹尸布DNA分析顯示曾有小麥、犬貓及紅珊瑚接觸痕跡

“都靈裹尸布依然吸引著歷史學家、科學家和公眾，我們很高興能通過全新的法醫DNA技術，在近50年前采集的樣本中揭示出它的生物復雜性。”英國蘭開夏大學法醫學教授諾埃米·普羅科皮奧（Noemi Procopio）在最新發表的論文中這樣說道。她所談論的，并不是一次試圖證明真偽的宗教辯論，而是一場冷靜的基因拆解——科學家們第一次用現代基因組測序，去讀一塊古老亞麻布上沉淀了幾百年的“接觸日記”。

這項發表在《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上的研究，首次將嚴謹的、不依賴PCR擴增的新一代宏基因組測序，應用到1978年從都靈裹尸布上正式采集的樣本中。研究者沒有試圖回答那塊著名布料是否包裹過耶穌，而是把目光落在了一類更可被檢測的痕跡上：DNA。這些DNA不是某個人的完整基因組，而是像一層又一層疊加的指紋，來自數不清的手、空氣、水、動植物和微生物。

圍繞裹尸布的爭論，很多人會下意識把DNA分析當成“破案”的終極手段——覺得只要檢測出基因信息，就能一口咬定它的年代或真偽。但科學給出的答案遠比這更審慎，也更復雜。研究團隊明確寫道，由于數百年來人類的反復觸碰與儲存，根本無法區分哪些是原初的、與布料同時期的DNA，哪些是后來沾染的。換言之，單靠DNA本身，既無法為裹尸布的真假畫上句號，也無法推翻任何已有的歷史推想。

但這不代表DNA分析是無效的。恰恰相反，當研究團隊換一個問題——不再問“這是誰”，而是問“這塊布到底經歷過什么”——那些基因碎片就突然變得無比健談。

通過對亞麻纖維中提取的基因組DNA進行測序，科學家拼出了一幅驚人的生物圖譜。他們找到了多種人類的線粒體DNA譜系，這意味著接觸過裹尸布的人不僅數量龐大，而且來自不同地理區域。與此同時，布面上還棲息著一個完整的微生物群落：常見于人類皮膚的細菌、各種真菌，以及一類能在高鹽環境里生存的嗜鹽古菌。

更具體的證據，藏在動植物的DNA里。研究者檢測到了一連串我們今天餐桌上也常見的物種：栽培小麥、胡蘿卜、玉米、香蕉和花生。此外還有牛、豬、雞、狗和貓的基因片段，甚至出現了地中海紅珊瑚的痕跡。這些信息看起來細碎，但拼在一起，就像是一張模糊的行程單——它們記錄著裹尸布曾在哪些地方停留，又曾與怎樣的環境和人群發生過關聯。

這一發現的過程本身，也帶有幾分法醫式的細致。1978年，一組科學家被特許從裹尸布上取下微量樣本，并用專用的粘性膠帶進行表面采集。那些樣本在之后的幾十年里被封存，直到近年的基因組學工具足夠成熟，才被重新打開。普羅科皮奧和合作者們采用的宏基因組測序，可以同時捕捉樣本中所有生物的DNA，而不必事先知道要找什么。這種“全部打撈”的策略，使得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線索，能夠從同一個微小的樣本中一道浮出水面。

在支持DNA“真偽解謎”的一方看來，這樣的技術進步應該離真相更近一步了。他們期待基因檢測能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結論，甚至可能追溯出裹尸布的最初來源地。但研究的結果恰恰讓這種期待落了空。研究者描述了這樣一個悖論：因為這塊布的歷史太過豐富、接觸過它的人實在太多，以致于任何試圖提取“原初DNA”的努力，都會被后世疊加的基因信息所淹沒。就像在一面多次粉刷的墻上尋找最早的那層顏料，你看到的永遠是最上面幾層，而不是最初那一層。

但這面“基因墻壁”本身并非毫無價值。普羅科皮奧解釋，裹尸布相當于一個累積了數百年人類互動與環境暴露的遺傳信息檔案。即便回答不了關于年代和真偽的全部疑問，它依然能提供關于保存狀態、環境交互與文化接觸路徑的新認知。換句話說，DNA分析沒有終結爭論，卻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觀察窗口——它讓人們第一次把目光從“裹尸布是不是真的”轉向“這塊布到底走過了怎樣的路”。

這種視角轉換，正是現代法醫基因組學處理歷史文物時的典型思路。研究者不再把DNA當作判定歷史的終極法官，而是將其視為一種記錄物質生活史的微觀墨水。當一件文物經歷過宮殿、教堂、戰火與展覽會，它的纖維縫隙里就會留下一層又一層的生物殘跡，這些殘跡不會說謊，但需要被精心解讀。

研究團隊還特別強調，他們檢測出的植物和動物DNA，不能被簡單理解為“中世紀的歐洲人吃了這些東西”。因為這些物種出現在裹尸布上的時間點無法精確確定，它們既可能來自中世紀的信眾接觸，也可能來自更晚近的修復、展示或研究操作。比如小麥和玉米的共存，就暗示了不同時期的農業背景——玉米原產美洲，直到哥倫布之后才傳入歐亞大陸，它在裹尸布上的出現，很可能記錄的是近代以后的接觸事件。同樣，犬貓的基因痕跡，也許只是因為某位保管者撫摸過布面，而非什么古代的宗教儀式。

另一個容易引起想象的是地中海紅珊瑚。紅珊瑚常被用來制作宗教器皿和裝飾物，它的存在，或許意味著裹尸布曾與某種儀式用品一同存放或相互觸碰。但這同樣只是一種“或許”，研究者并未給出任何結論，只是將這一痕跡作為一種有待進一步分析的信號保留下來。

正是因為保留了這些“不確定”，這項研究才沒有滑入簡化敘事的陷阱。它沒有說“我們在裹尸布上發現了耶穌的DNA”，也沒有說“基因分析證實裹尸布為假”，而是耐心地羅列了檢測到的各類生物痕跡，并清楚地說明了它們能說明什么、不能說明什么。對于那些希望用科學武器在宗教爭論里一舉制勝的人來說，這樣的謹慎或許令人失望，但對于理解一件歷史遺存如何與現代技術對話，卻是不可或缺的誠實。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研究中使用的是“不依賴PCR”的測序策略。傳統的PCR擴增方法雖然靈敏，卻容易選擇性地放大某些DNA片段，導致結果偏向常見物種或實驗室污染物。而此次測序直接讀取樣本中的原始DNA片段，因此能夠更真實地保留微生物群落的多樣性和比例關系。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一項幾十年前的樣本，直到今天才被真正“讀透”——不是樣本等不及，是工具沒準備好。

當辯論的雙方都試圖從同一塊布上奪取對自己有利的敘事時，這項研究提供了一種少見的冷靜立場：不去站隊，而是描述。普羅科皮奧團隊的工作，更像是一個中立的檔案員，打開布滿灰塵的盒子，把里面的內容一件件展開，告訴你：“這張地圖上的標記處，是小麥的痕跡；這幾個位置，有狗和貓的基因；還有這里，是只有在海水蒸發過的環境里才能生存的嗜鹽菌。”至于這些發現意味著什么，他們不急著替你下結論。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這項研究選擇發表在《科學報告》這樣的開放獲取、注重方法嚴謹性的期刊上。它沒有試圖用一個驚天發現去吸引眼球，而是用規范的實驗流程和數據，為未來的文化遺產研究搭建了一個可重復的方法框架。其他團隊可以借鑒同樣的宏基因組手段，去掃描中世紀的羊皮手稿、絲綢之路的織物殘片，或者沉船中的木器——只要能找到保存下來的DNA痕跡，就能還原出物品所經歷過的生物環境。

回到都靈裹尸布本身，這些基因數據并不是辯論的終點，也許恰恰是對話的新起點。相信其真實性的人，可以從中看見漫長朝圣旅程中層層疊加的虔誠痕跡；懷疑其真實性的人，也可以把這些動植物DNA看作物件在地中海與歐洲之間流轉的商貿與文化交流證據。一塊布沒有被基因測序判明身份，反而因為基因測序而變得更加豐富。

普羅科皮奧在論文中留下的一句話，或許是對整個研究最準確的定位：“雖然DNA證據無法回答關于這塊布年齡或真偽的所有問題，但它提供了關于其生物歷史的新見解，并展示了法醫學的進步如何從歷史文物中解鎖新的信息。”這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省略號——它邀請更多的人，用更先進的方法，繼續去讀那一層又一層未曾被言說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