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人類豚鼠”

本篇節選以“人類豚鼠”這一觸目驚心的稱謂為切入點，深入剖析了納粹德國集中營中醫學實驗的倫理崩塌。

從高空搶救、冰水浸泡到絕育與病毒接種，這些實驗表面披著科學研究與優生政治的外衣，實則將人貶抑為可被任意處置的赤裸生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此類實驗并非納粹獨有——20世紀美國等民主國家的監獄中亦曾出現相似實踐。

通過追溯紐倫堡審判中的爭議與辯辭，揭示出生命政治邏輯如何使醫學與權力合謀，將特定群體排除于政治共同體之外，淪為可被隨意處置的“神圣人”。這一歷史反思，至今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人類豚鼠”

文 | （意）吉奧喬·阿甘本

譯 | 吳冠軍

1941年5月15日，一段時期以來一直進行高空搶救手術實驗的羅切醫生寫了一封信給希姆萊。他在信中問道：

考慮到他的研究對德國飛行員之生命的重要性、他的實驗對“人類豚鼠”（Versuchspersonen）構成的致命風險，以及從對動物的實驗中得不到任何有用東西這一事實，是否有可能提供給他“兩到三名職業罪犯”以供實驗之用？當時空戰已經進入高空飛行的階段，在這樣的狀況下高壓艙被破壞或飛行員不得不跳傘逃離飛機，斃命的風險很大。

羅切與希姆萊的通信（信被全部保存了下來）的最終結果是，在特別容易找到“人類豚鼠”的達豪（Dachau）安裝一個壓縮艙，繼續進行實驗。我們仍留存有對一位37歲健康的猶太“人類豚鼠”進行實驗的記錄（附有照片），他受到的壓力相當于在12000米高空受到的壓力。

記錄上寫道：“4分鐘后，‘人類豚鼠’開始出汗和猛搖她的頭；5分鐘后，產生痙攣；6至10分鐘時，呼吸加快并失去意識；10至30分鐘時，呼吸減緩至每分鐘3次，然后完全停止。與此同時，皮膚顏色變成青紫色，嘴邊出現涎沫。”后面緊接著的是對尸體進行解剖以確定任何可能的器官損傷的報告。

在紐倫堡審判中，德國醫生和科學家們在集中營所進行的這些實驗，被普遍地認為是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篇章之一。除了有關高空搶救手術的實驗，在達豪還進行了有關在冰水中生存的可能性和鹽水的可飲用性的實驗（設計這些實驗也是意在有助于搶救落入海中的船員和飛行員）。

在冰水實驗中，“人類豚鼠”們被強行浸泡在冰水里直到失去意識，而研究者則仔細分析他們的體溫變化和復蘇的可能性。尤其荒誕的是所謂的動物體溫回升實驗，在該實驗中，“人類豚鼠”被置放在兩個赤裸女人—她們也是從關押在集中營的猶太人中選出來的—之間的一張小床上。記錄文件描述了一個“人類豚鼠”能夠發生性關系，而這促進了恢復的過程。另外，用于鹽水之可飲用性實驗的“人類豚鼠”則選自那些身有黑色三角標記的囚犯（譬如吉卜賽人；這個標記和黃色星星標記一起應被牢記，因為其象征著對一個毫無抵抗力的人群進行種族滅絕）。這些“人類豚鼠”被分成三組：一組必須完全滴水不沾；一組只喝鹽水；一組喝混合有Berkazusatz的鹽水—根據研究者的看法，Berkazusatz是一種能減輕鹽水的傷害的化學物質。

另一個重要的實驗領域涉及接種腦髓膜炎細菌和傳染性肝炎病毒，以期制成預防這兩種傳染病的疫苗。這兩種傳染病尤其威脅到身處生活最艱難的前線的德國士兵的健康。此外，利用化學物質或射線進行非手術絕育的實驗—這有助于第三帝國的優生政治—對實驗對象來說特別嚴酷和痛苦。有時，肢體移植和細胞炎癥等實驗也會進行。

閱讀一些幸存的“人類豚鼠”的證詞（有些實驗對象的證詞，在［關于實驗的］現存記錄中就有直接描述），是一個如此殘忍的體驗，以至于往往會誘使人把這些實驗僅僅看作是與科學研究無關的施虐性犯罪的行為。但不幸的是，我們不能這樣做。

首先，進行實驗的一些（當然不是全部）醫生因其研究而受到科學共同體的極大尊崇。例如，負責絕育項目的克勞伯格教授，就是檢驗孕酮藥效的“克勞伯格測試”的發明者，這一測試直到幾年前還在婦產科被普遍運用。指導鹽水可飲用性實驗的施羅德教授、貝克-福瑞廷教授和伯格布羅克教授，他們享有如此好的科學名譽，以至于在他們被宣判有罪之后，一批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向1948年的國際醫學大會遞交了一份請愿書，為的是“不使這些科學家與在紐倫堡被宣判的其他犯罪醫生混為一談”。

在審訊中，被認為對納粹政權并無同情的法蘭克福大學化學教授沃拉特教授在法庭上作證說：“從科學觀點來看，這些實驗的準備是卓越的”—如果考慮到“人類豚鼠”們在實驗過程中達到一種完全虛脫的狀態，以至于兩次試圖從地上的破布中吸取淡水，那么，“卓越的”這個形容詞就顯得相當奇怪了。

以下事實無疑更令人不安（被告方所提供，并為法庭指定的專家證人所證實的科學文獻明確展現了這一點）：用囚犯和被判死刑的人來做實驗在20世紀已大規模地進行了多次，特別是在美國（而大多數參加紐倫堡審判的法官正是來自這個國家）。在1920年，為了找到治療瘧疾的藥劑，美國監獄中的800多個犯人感染上瘧疾。還有戈德伯格在12個死囚身上做的實驗—這些死囚得到承諾，如果他們經受實驗后能活下來，將獲得減刑—在有關糙皮病的科學文獻中被廣泛地視為典范。

在美國之外，第一批有關腳氣病菌培養的實驗是由R.P.斯特朗在馬尼拉對死囚進行的（有關該實驗的記錄沒有提到那些犯人參加實驗是否為自愿的）。此外，被告方還引用了基努（夏威夷）的案例：他為了得到赦免而接受感染麻風病的實驗，并在實驗后死了。

面對這份文件，法官不得不把冗長的討論專注在標準的確認上：在什么標準下可以允許對“人類豚鼠”進行科學實驗。獲得普遍認同的最終標準是：必須得到被實驗者本人明確且自愿的同意。

美國的一貫做法—正如向法官遞交的在伊利諾伊州使用的一份表格所顯示的—是讓囚犯簽署一份聲明，其中包含內容如下：

我承擔這次實驗的全部風險，并且聲明免除芝加哥大學、所有參與此次實驗的技術人員和研究人員、伊利諾伊州政府、州監獄管理會和其他所有官員的任何責任，即使我的繼承人和代理人對此反對。因此我宣布，放棄對這次實驗可能造成的任何傷害、疾病，甚至死亡提出索賠的權利。

這類文件明顯的虛偽性，無法不讓人感到困惑。談論一個被判死刑的人或一個必須受到嚴厲懲罰的被拘押的人的自由意志和同意，至少是可以質疑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們簽署了相似的聲明，在那里所進行的諸種實驗也不會被認為是在倫理上可允許的。此處，那種對個體自由意志的懷有良好初衷的強調所拒絕承認的是如下狀況：“自愿同意”這一概念對一個被拘押在達豪的人來說純然毫無意義，即便他或她得到了改善生活條件的承諾。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這些實驗的非人性，無論在美國還是在集中營，實質上是等同的。

而且，人們也不可能用目的的不同來評估所議之案例的不同的、特定的責任。亞歷山大·米切里奇醫生—他與F.彌爾克一起發表了首個關于1947年紐倫堡醫生審判的描述—的觀察見證了，要承認集中營里的實驗并非沒有醫療—科學先例，是有多困難。

當羅斯教授因進行那使392個“人類豚鼠”中97人死亡的腦髓膜炎細菌接種實驗而受到審訊時，他引用斯特朗在馬尼拉對死囚進行的類似實驗來進行自我辯護。羅斯把死于腦髓膜炎的德國士兵比作那些斯特朗實驗意圖幫助的腳氣病人。

在這一點上，本可能因其評論之冷靜而被認為同情紐倫堡受審醫生們的米切里奇反對說：“當斯特朗在嘗試與自然秩序的一種天災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作戰時，像坐在被告席上的羅斯教授之流的研究者們，卻在一個專政政權的諸種非人的方法的困擾中，從事著維護殘忍并為其辯護的工作。”

作為一個歷史—政治的判斷，這個觀察是精準的。不過，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實驗在倫理—法律上的可允許性，無論如何都不能取決于那些被接種疫苗者的國籍，抑或他們染上疾病的情境。

唯一在倫理上正確的立場就是，承認被告方所引用的先例是具有相關性的，但是它們絲毫減輕不了被告的責任。然而，這會意味著在醫學事業的通常實踐上投下了一層罪惡的陰影。（自這場審判以來，有大量甚至更為聳人聽聞的拿公民來做實驗的案子——例如在研究核輻射效果的情況中——被披露了出來。）如果說，對一個在公開的生命政治視域中行進的極權主義政權內部的官員和研究者而言，這些實驗不會引起倫理問題在理論上是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在某種意義上相類似的實驗為何會在一個民主國家中被施行？

唯一可能的答案是，“人類豚鼠”的特殊身份是決定性的，在兩種語境下都是如此；他們是被判死刑的人，或被關押在集中營里的人，進入集中營就意味著明確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

正是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我們通常歸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權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仍舊活著，所以他們處在生命與死亡、內部與外部之間的一個界限性地帶中—在這個地帶中，他們不再是任何東西，而只是赤裸生命。因此，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以及那些住在集中營里的人，在某些方面無意識地便被歸于神圣人之列，即一種可被殺死而不犯殺人罪的生命。

和集中營的圍墻一樣，死刑之宣判與執行間的間隔，劃定了一個超時間與超空間的界檻—在該界檻處，人的身體被同其正常的政治狀態分隔開，并且在例外狀態中被棄置于諸種最極端的不幸之中。在這樣一個例外空間內，與贖罪儀式一樣，接受實驗要么能使身體回復生命（值得記住的是，赦免與減輕刑罰是支配生與死的至高權力之展現），要么確然地將人的身體交付于它本已屬于的死亡。

然而，我們在這里最關心的是，在界定現代性之特點的生命政治視域里，醫生和科學家行進在那一度唯有至高權力才可以進入的無主之地中。

BOOK

推薦圖書

《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

（意）吉奧喬·阿甘本 著 吳冠軍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4月

本書是意大利當代哲學家阿甘本的經典政治哲學著作， 他在書中構造了“神圣人”這一學術性概念（可以被殺死卻不能被獻祭的含混形象），用以揭示權力的原始結構和西方政治的暴力本質，將當代政治哲學理論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書中創新性地分析了西方政治及法律的邏輯，詳細地介紹了“神圣人”一詞的內涵，深刻闡述和批判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論，探討了生命政治在傳統政治理論史上的隱秘在場。作為一本里程碑式的政治哲學著作，它不僅影響了齊澤克、奈格里等思想家，更深刻重塑了人們對生命、政治與權力的認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