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到底為誰服務？

以前總是有提法，說是文藝為某某服務，如果具體到文學層面，那么文學也應該為某某服務。實際上文學似乎沒有為誰服務的理念，誰能看到就是為誰服務，或者說誰能接受就為誰服務。那么文學到底為誰服務？

如果從根本上說，文學的產生是無功利性的。倘若非要給文學冠以功利的目的，那么文學就是人們心底自由的呼喊，可以緩解疲勞，可以讓人的精神暢快起來，也可以讓人更深刻地認識周圍的世界，但這些并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價值，不能兌換成錢，現在的文學作品卻可以賣錢，那么文學到底為誰服務？遠古時期的文學，沒有文字記載，只是憑借人們的口耳相傳來傳播，而最先在田野中發出呼喊的那個人就算是發表了文學作品。巫師帶領人們圍著篝火跳舞，向神禱告，也算是發表文學作品。人們傳承遠古神話，自己編造一些英雄傳說，都可以算作文學作品。即便人們編的一些小笑話、小故事，也算是文學作品，并非只有權貴寫的詩詞才算文學作品。如此一來，文學作品的范圍就大了，不僅有高雅的文學作品，而且有通俗的文學作品，不僅有宮廷內流行的文學作品，也有民間流行的文學作品。那么文學作品流傳這么廣泛，是不是為所有人服務呢？當然不是，文學只為理解的人服務。倘若權貴不讀文學作品，整天沉迷聲色犬馬，那么文學就不會為他服務，或者說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學。倘若權貴整天讀文學作品，還要寫詩作詞，那么文學就為他服務。或者他可以通過文學的方式來認識世界，甚至改變整個人生觀和價值觀。民間的農民也是如此，大多不讀書，不識字，倘若沒有聽到過小故事，沒有聽到過遠古神話，那么他們的生活就是枯燥乏味的，文學不會為他們服務。他們聽到了小故事或遠古神話，聽到了人們傳播的村里的男男女女的事，就算是接觸了文學作品，還要從中總結出某種規律，或者說總結出對自身有教益的東西。當然這樣的文學作品會為他們服務，而他們閉目塞聽，從來沒聽說過小故事或小傳說。那么文學作品就不為他們服務。

人們說話也是如此，只說給能聽懂的人，倘若說了半天，又比劃了半天，費了半天勁，對方一句也沒聽懂，那么這種對話就是無效的。文學作品也是如此，發表之后，讀者能看懂，就能接受，哪怕對書中的觀點持一定的批判態度，也仍然受到書中內容的影響。雖然文學作品是形而上的精神產品，本身具有無功利的屬性，但在流傳過程中就具有了一定的功利目的，甚至被某些掌權者運用。掌權者掌握著權力，同時也掌握著天下的優質資源，并不肯分給普通勞動人民。民間的書生要想方設法擠進官場，要成為官員，就可以光宗耀祖。沒有科舉考試之前，民間的書生要進入權貴家里做門客，為權貴出謀劃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賞。他們的功利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為權貴服務，即便寫了某些文學作品，也仍然在維護權貴的利益。那么他們寫的作品就是為權貴服務的。唐代以后有了科舉考試制度，民間的書生不用到權貴家里做門客，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那么他們寫的文章就是歌功頌德的文章，是為了維護權貴利益而寫的文章，或者說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而寫的文章，如果這樣的文章成為作品，那么這樣的作品維護的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做官以后，有可能不再寫詩作詞，不再寫文學作品，可是他們仍然要寫奏章，或者說要寫匯報的公文，而公文又會成為一種文學作品，只不過沒有發表出來而已。

書生會把科舉考試中的琢磨功夫用在寫公文上，琢磨皇帝的意圖，琢磨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琢磨官場的風氣，不但會報喜不報憂，而且會把壞事報成好事，甚至和上級一起蒙騙皇帝。即便他們寫詩作詞，也只是歌功頌德或寫個人的小情緒，卻不會突出公平與公正的理念，更不會書寫內心真實的想法。那么這樣的文學作品，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即便他們寫了“哀民生之多艱”的作品，也仍然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來寫，卻并沒有把自己變成農民。當強權出現以后，文學就被強權控制了。很多文人成了御用文人，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會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縱觀整個古代的文學史，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在維護權貴的利益，維護現有的等級制度，而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往往被當權者禁毀。并不是作者不能寫，而是寫出來不能發表，或者發表之后被禁止發行。當權者總是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要保證現有的體制不變，叫做“祖宗之法不可變”，誰變誰就是大逆不道。文學作品本身講究創新，不僅有語言的創新，而且有內容和結構的創新，倘若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千篇一律，那么所有的文學作品就都沒有存在的理由。在這種創新的創作中，統治階級感覺到了危機，因為作家會把筆觸伸向民間，會體驗老百姓的生活。會寫出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壓榨、剝削的事實。

有鑒于此，統治者就要控制文學，而且文壇的領袖一定是做了官員的人，而不是民間的知識分子。因為官員手握權力，好辦事，完全可以調動手中的資源，為文學做出一定的貢獻。實際就是湊一幫子文人，寫詩作詞，寫散文，寫小說，寫劇本，而且要形成很多流派。只不過他們形成文學流派之后，很容易形成政治運動，或者說被皇帝忌憚。因為他們同氣相求。總是寫詩作詞，寫文章，形成一定的政治勢力，當然就被打擊了。縱觀歷史上的詩人和作家，大多做過官，大多有過被貶謫的經歷，和他們經常寫作有關系，而且和文學的創新性有關系。因為他們經常寫作，要搞一些語言和內容的創新，就很容易把筆觸伸向民間，很容易揭露當時體制的不合理與黑暗之處，當然就會被皇帝忌憚，甚至整個文學流派被限制，被打擊，文學流流派內部的成員統統被貶謫。皇帝和官員要維持現狀，維持現有的等級秩序不變，就要打壓文學。同時還要創作文學作品。尤其是一些官員，要引領文學思潮。他們寫詩作詞，寫文章、寫小說，都是維護現有的等級秩序，維護自身的利益，同時也可以寫一寫個人的小情緒，大多不會站在勞動人民的角度來寫作。即便產生了杜甫憂國憂民的詩歌，產生了白居易的諷喻詩，也只是一種風格的體現，而他們本身并不是農民。

在封建社會，文學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文學應該為勞苦大眾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可是文學本身是超功利性的，并不存在為誰服務的問題，誰能看到文學作品，誰能理解文學作品，文學就為誰服務。倘若強行規定文學為誰服務，就有了強權的干預，似乎背離了文學的初衷。文學就像一面鏡子，人們可以在里面照見自己的光芒與丑陋。誰想照鏡子，誰就去照，誰不想照鏡子，就沒必要強迫人家去照，畢竟鏡子擺在那里，想照或不想照是個人的選擇。別人無權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