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杰：從“5.4”到“7.15” 不可忘卻80年——聞一多的死把西南聯大“民主堡壘”地位推到最高峰

西南聯大時期的聞一多（攝于1945年8月）

文|陳 杰，作者授權發布

今天（7月15日）是民主斗士、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犧牲80周年，今年5月4日是光榮的西南聯大結業80周年。兩個日子息息相關，不可忘卻。

一、80年前的“5.4”：聞一多的那一天

誕生于抗戰烽火的西南聯大具有“五四血統”，開學上課始于1938年“五四”之日，結業典禮終于1946年“五四”之時。辦學8年，每年“五四”，都以各種方式加以紀念，成為“五四時刻”。

1946年5月4日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大結束

1946年5月4日，聯大沒有舉行專門“五四”紀念活動，而是把最后一屆學生畢業典禮安排在當日。上午9時，聯大三常委之一梅貽琦在校圖書館主持典禮，組成聯大的三校代表分別致辭，北京大學代表、哲學心理學系教授湯用彤感言：“聯大是五四開課的，剛好又在五四這一天結業”。清華大學代表、物理學系教授葉企孫演說，特別闡明“我們要爭取學術獨立”。南開大學代表、歷史學系教授蔡維藩以“聯大由五四開始，五四的精神是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聯大北上，帶頭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的精神北上”，作為臨別贈言。梅貽琦講話特別表示，“他們三個人是寫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聯大精神。”聯大精神正是五四精神的賡續。

現云南師范大學校園內“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

典禮的最后一項議程由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馮友蘭誦讀所作至今聞名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典禮在聯大附中學生合唱《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聲中結束，后到聯大新校舍后小土山為紀念碑揭幕，中文學系教授聞一多題寫了篆書碑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聞一多沒有參加西南聯大的結業典禮，而是應昆明學聯之邀，去云南大學至公堂參加“五四”紀念會及青年運動檢討會，并多次發言。經歷1945年底昆明“一二·一”運動，聞一多傾力支持“五四”以來青年運動又一高潮，表明革命民主主義的態度。在討論“五四的歷史背景及其成果”時，聞一多認為，五四運動促進了青年的覺醒，提出了反帝即民族解放與反封即民主革命兩個任務，二者實不可分離。

5月4日下午，三校各自開會，馮友蘭說“算是分家。”聞一多在清華大學的會上發言，有一段說：“大家都說清華有優良的傳統，這不對。清華沒有優良傳統，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傳統。我受了這種傳統的毒害，現在才剛剛有點清醒。我要向青年學習，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比如我現在想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我就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他就是個混賬王八蛋！”這是馮友蘭上世紀80年代的記載。

聞一多反思西南聯大教育，其學生王康在上世紀70年代末也有一份記載：1946年4月14日，聯大昆明校友會為歡送母校師長北返舉行話別會，聞一多發言：我是不滿意過去三校的作風的，三校今后應該繼承和發揚這幾年聯大的精神：愛民主，愛人民，開創一幅新面貌！北大、清華、南開，都是有名的大學，確實為國家培養了一些人才，這幾年三校聯合在一起，在艱難的條件下，一直堅持勤學苦讀的精神，相信也會出一些人才的。

聞一多說，“這三個大學都和美國關系很密切，我們都是在美國式的教育里培養出來的，固然也可以學得一些知識和技術，但是經過這八年的檢驗，可以說，過去受的美國教育實在太壞了。它教我們只顧自己，脫離人民，不顧國家民族，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吧，幾乎害了我一輩子！”“有些人畢了業，留了洋，干脆不回來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當了校長，或者當了大官，有了地位，就顯得不同，想的和說的也和別人不一樣啦！其實，這些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聞一多的發言引發了聯大三常委之一梅貽琦的不滿，他在當天日記寫道：“下午昆明聯大校友會有‘話別’會。……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于學校大肆批評，對于教授橫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4月15日，梅貽琦又在日記留痕：“午前馬約翰來，談及昨日校友會情形，極為氣憤。”

聞一多的同事朱自清15日日記記錄：“昨日一多在聯大校友會演說詞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長為此震怒，欲將一多解聘，余對此表示了反對意見。”

具有“五四血統”聯大如何賡續五四精神？教授們雖然各自政治信仰差異、觀點相對，但是他們堅持五四精神主流的道義與信念是一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應聞一多、聞家駟兄弟，化學系教授曾昭掄、歷史學系教授吳晗的約請在社會學系主任潘光旦家吃飯，客人有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中文系教授楊振聲，飯后一起談政局、校局很長時間，梅貽琦在日記中寫下：“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追隨五四時代蔡元培“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態度與使命就是聯大精神的基石。

二、1944年的“5.4”：聞一多稱這一年“聯大風氣開始改變”

西南聯大校園的風光被“五四之子”殷海光稱為“小型的五四”：朝氣蓬勃，歌聲揚溢，思想開放，充滿信心，……一想到這兒，我不禁熱淚盈眶。

1944年3月，國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紀念，把5月4日定為文藝節，以3月29日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作為青年節，引起了西南聯大師生一致憤慨，進入5月一如往常紀念“五四”，聞一多認為“聯大風氣開始改變”也應該從這一年算起。

1943年春，抗戰期間發生一個思想史事件，即蔣介石詆毀五四運動、主張復古封建思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聞一多等西南聯大教授堅決否定

蔣介石不滿五四運動的態度在西南聯大總務長、歷史學系教授鄭天挺1943年11月23日日記中有記載：“委員長對現行教育深為不滿，尤不滿于‘五四運動’，嘗稱之為‘亡國的五四運動’，并謂‘五四運動’較之軍閥尤甚，每談及教育現狀，莫不痛惜。”

聞一多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地）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所以，聞一多在1944年5月3日聯大歷史學會舉辦“‘五四’二十五周年紀念座談會”講演，摒棄西安事變之際擁護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主張，捍衛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批駁復古倒退的思想。

聞一多講他親身經歷1919年五四運動鮮活的記憶，他說，“現在又有人在叫嚷復古了，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復燃了。孔家店就是要我們好好兒當奴才，好好服從老爺們的反動統治，現在不是又有人在嚷嚷‘讀經尊孔’嗎？不是又有人在搞‘獻九鼎’‘應帝王’嗎？”聞一多重喊打倒孔家店：我們愿意和你們聯合起來，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應外合地來徹底打倒孔家店，摧毀那些毒害我們民族的思想。聞一多不具名，但是猛烈抨擊提議向蔣介石“獻九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與西南聯大教授學緣深厚的朱家驊，寫“獻九鼎”頌辭的中央大學教授顧頡剛，以后聞一多在五四紀念講演中多次鞭撻“獻九鼎”行徑。

時西南聯大研究生何兆武后稱：“把蔣介石吹捧為民族英雄，朱家驊出了個主意，想要向蔣獻九鼎，那是中國古代贊美功德最隆重的禮節了，于是請顧頡剛寫頌辭。”

聞一多在“五四時刻”的這一篇章揭示出，秉持民主與科學之魂，特別在知識人中反對維護主—奴等級秩序的意識形態。

三、聞一多在青年中，向青年學習，成為青年所熱愛的老青年

青年是“五四”的代名詞，聞一多那一代“五四青年”抗戰時期已是“五四中年”。聞一多在5月3日五四歷史座談會上，鮮明地提出：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的大事，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去過問政治，就是“不幸”的事情，我要問問：為什么要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他望望他的老朋友歷史學家，勉強地笑了一下）這還不都是因為沒有民主！有人說青年人“幼稚”，容易沖動，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幼稚”并不是可恥的，尤其在一個啟蒙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沖動，才能發生力量。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覺得就是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他用手做一個弓形比了一比）！今天青年人的思想，也許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了，理智得多哩！

歷史學系教授雷海宗在五四歷史座談會發言中，雖然主張紀念五四，但希望學生以學業為重，學生的天職就是讀書，因為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學生運動，學生荒廢學業，最終對國家不利。學生越鬧得兇，就越要給國家造成不幸。雷海宗的講話，是想盡量息事寧人。紀念五四座談會出現直面交鋒，形成兩種教授意見。當年上過雷海宗課的何兆武說，“二戰”接近末期當民主運動高漲之際，有些老師們（包括雷先生以及馮友蘭先生在內）和許多青年學生之間拉開了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距離，雙方的隔閡加深了。但是民主的精義豈不恰好正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容納人民之間的不同意見。

吳晗1947年3月30日為史靖（王康）著《聞一多的道路》序說，青年人常歌頌一多先生是他們的導師，其實這句話是錯的，至少是應該修正的；事實上應該說青年人是一多先生的導師，他自己如此承認。他晚年所得于青年人的和青年人所得于他的同樣多。他從青年人得到熱情，得到活力，得到支持，甚至于得到他從前所被閉塞所被隔絕的智識。

吳晗總結聞一多對待青年的態度至今仍值得我們效仿：聞一多生活在青年中，向青年學習，他愛護、教育、指導青年，成為青年所熱愛的老青年，走上了青年人所支持他走的道路，也替青年人開辟了奠定了道路。

四、聞一多從學者走向斗士，“甚為當局及聯大同仁所忌”

1944年5月4日當晚，西南聯大文藝壁報社在南區十號教室舉辦“五四運動與新文藝運動”座談會，邀請李廣田、羅常培、馮至、朱自清、沈從文、聞一多、楊振聲等教授作主旨演講。活動現場里里外外擁擠不堪，決定移至圖書館繼續演講，不料“有人夾雜在內向里投擲石子泥塊，顯然是有組織的破壞。又利用了群眾的盲目沖動，結果使演講流產。”

外文系教授吳宓雖與聞一多同窗共事，但在治學思想上堅守中國文化本位，對紀念五四很不以為然，帶有情緒化的厭惡。5月4日日記記下：“今日五四，聯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講慶祝。宓思胡適等白話文之倡，罪重未懲，舉國昏瞀。心厭若輩所為，故終日深居簡出……早寢。”還述：“宓早感我生所歷之中國，乃一大衰亡之過程，他日將益破毀，視今為盛時樂土，而精神先滅，道德盡壞。非天亡人亡，實我中國人自亡之耳。”5日他又記下：“述昨晚聯大五四講演會，因改地爭座，聽眾滋鬧，未能開講，成一幕笑劇Farce（鬧劇）”

為彌補遺憾，文藝演講會于5月8日晚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草坪重開，改由中文學會主辦，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主持，參會3000多人，盛況空前，持續了5個小時。羅常培、馮至、朱自清、孫毓棠、沈從文、卞之琳、聞家駟、李廣田、聞一多、楊振聲共十位教授分別演講。

在文藝演講會上，聞一多大聲疾呼：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干！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勢力！……文學遺產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國粹。五四時代叫做死文學，現在是借了文學遺產的幌子來復古，來反對新文藝，現在我就是要來審判它：中國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實際治人的是手下的許多人，治人就是吃人！

鄭天挺5月8日日記記下：“今晚中國文學系舉行文藝晚會于新舍圖書館前草坪，即五四文藝座談會之變象，而由系主持者也。講者十人，聽者千六七百人，秩序甚佳，一多所談甚激烈。”

鄭天挺十分欽敬聞一多的學養，曾在日記留下“一多（聞一多）、佩弦（朱自清）于文學素養甚深也。”并在聯大蒙自分校期間送其“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與典故。

5月8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參加文學晚會，做關于散文的講演。發言者10人，馮與李都講得很好。我的講話一點也不全面。一多講文學遺產，語調激昂，但聽眾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熱烈。他的有些話似太過分。”

“一多所談甚激烈”“他的有些話似太過分”，鄭天挺與朱自清此刻的微妙態度是過去不為人們注意的，呈現西南聯大教授思想場域的一種現象。或如中文學系教授王力所說，“朱（自清）先生溫和，聞（一多）先生剛直。”聞朱之間文化性格差異畢現。

吳宓對聞一多的文化觀點多持異見。聞一多抨擊孔孟復古主義，5月9日吳宓日記稱：“報載昨晚聯大文藝晚會，諸人盛表五四身與之功，而痛詆中國之禮教與文學。讀之憤怒已極，惜年衰力孤，末由與彼輩爭戰。”10日復說：“報載前日聞一多演辭，竟與我輩‘擁護文學遺產’者挑戰。恨吾力薄，只得隱忍，久久不快。”11日亦說：“見學生壁報，承聞一多等之意，出特刊討論尊孔、復古問題。不勝痛憤，仍強為隱忍。……中國人之道德如此敗壞，而某某等方贊揚五四、攻詆孔子之教，真令人痛憤欲絕（宓之蝨處聯大，尤覺愧悲）”21日，吳宓參加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組織的“十一學會”（“十一”合起即是“士”，意喻“士人學會”），會上他“以積郁，言頗憤激。自詡當主國文系，且欲盡殺一切謀改革漢文之人。”又“頗慮因此在聯大招禍，故甚悔之。”吳宓呈現保守主義者的心境，氣度偏狹。

朱自清認為，聞一多一生是斗士、詩人和學者，從民國十八年（1929年）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參加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歷史晚會是其學者時期，以后的兩年多，是他的斗士時期，進一步以直接行動的領導者的姿態出現了。

從1944年直至犧牲，聞一多參加了西南聯大幾乎所有的五四紀念活動，都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1944年10月，聞一多的弟子王瑤給同學趙儷生信中寫道：聞一多先生近來甚為熱情，對國事頗多進步主張，因之甚為當局及聯大同仁所忌，但聞先生視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在聯大上課時，旁聽者常滿坑滿谷，青年人對之甚為欽敬。

五、由“五四”到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政治觀念實現從“國家至上”向“人民至上”的轉變

這從鄭天挺1944年12月6日日記中找到蹤跡：馮友蘭“言一多往時與梁實秋友善，均屬國家主義派，自入清華，始專心讀書著作，惟對政治素感興趣，又富情感，近日激于對軍隊之同情，故復大談政治矣。”

聞一多贊成過國家主義，出發點是愛國和救亡的民族情結。他在1944年5月3日五四紀念座談會自我檢討：五四時代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是愛國的，民主的，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團結起來救國。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提倡Nationnalism（國家主義），不過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翻譯Nationnalism，我以為是反動的。因為這種Nation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課，為的是使中國好。

馮友蘭稱之為“國家主義派”的聞一多在1945年西南聯大“五四”紀念周的時刻標志著向“人民至上”論的思想轉變。王瑤稱“聞一多的轉變則突發性很強，變化很鮮明。”在社會思潮激變動蕩的條件下，聞一多是個行動型的知識人。

（1）聞一多肯定“五四運動是一個群眾運動”。

（2）聞一多提出知識人不要“怕受黨派利用”，要參與政治。

（3）聞一多以“人民至上”取代早年服膺的“國家至上”。

（4）聞一多呼吁“讓民主回到民間去！”

（5）聞一多提出“勝利永遠是屬于人民的”歷史法則。

六、聞一多犧牲“聯大結束了八年的歷程”，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五四”精神風骨長存

昆明“一二·一”運動高潮過后不久，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5時梅貽琦約聞一多談話1個多小時，對聞一多有一個評價：“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既表達兩者不同的意旨，也流露出關懷之心。

1946年6月17日，即在聞一多遇害1月前，鄭天挺在日記寫到：梅貽琦定6月20日仍還南京，蓋以中央對清華大學三五教授如潘光旦、聞一多不放心，故召梅貽琦入都商議。在京十余日，尚未見主席（蔣介石），今日乘英人便機來北平一視，仍須還京候召見。吾儕之意，如有解聘之舉，將益使多一宣傳資料為學校增紛擾也。1946年3月23日蔣介石日記：“對西南聯大團員訓以不法教師污辱黨國甘為共匪奴屬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應加以還擊之意。”又說“言之操急，自知失態。”

6月25日，等候多日的梅貽琦終于見到蔣介石，“提清華教授中近有少數言論行動實有不當，但多數同人深不以為然，將來由同人自相規勸糾正，諒不致有多大（不好）影響。”蔣介石聽后“似頗頷首”。

從蔣介石壓力而來的“還擊”確實存在，但梅貽琦、鄭天挺等力保聞一多，不使學校增紛擾。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殉難處昆明錢局街西倉坡

聞一多7月15日在昆明錢局街西倉坡遇難，下午5時許，梅貽琦得知“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驚愕不知所謂。蓋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公樸）后再出現，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實現；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梅貽琦急派人往聞家照料，請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往警備司令部，要他們注意其他西南聯大同人的安全。16日梅貽琦召集隨即成立了聞一多教授喪葬撫恤委員會。

18日在重慶候機北歸的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葉企孫、馬大猷等34位西南聯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聞一多“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義何在，紀綱何在，”要求緝兇歸案，以平民憤。馮友蘭后稱：“他（聞一多）以他的一死把聯大的‘民主堡壘’的地位推到當時的最高峰，把當時的民主運動推到最高峰。就在這個最高潮中，聯大結束了它的八年的歷程。”

1946年7月17日，在成都的朱自清讀報得知聞一多于15日下午5時許遇刺，“異常震驚。自李公樸街頭被刺后，余即時時為一多的安全擔心。但未料到對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同一日，吳宓得知聞一多在昆明遇刺身亡，日記只記“地在府甬道，宓昔膳食之地也。”心情冷淡。

聞一多是西南聯大8年間犧牲的唯一的教授。朱自清7月21日參加在成都西南聯大校友聞一多追悼會，做了《聞一多和中國文學》的講演。追悼會也請吳宓報告聞一多的生平云云，他“走避之”。8月4日在成都近城園朱自清和吳宓作為客人參加西南聯大校友的午餐會。朱自清做了悼念聞一多的簡短演說。當場群起為聞一多家屬捐款，立即得17萬元，但吳宓未捐助。當晚，吳宓又赴清華校友合請宴。到者40余人，并開同學會，為聞一多募賻。吳宓均未捐。可是當日他的日記寫下“昨賞門房謝大爺及本樓兼理之仆，各二千元。”吳宓對聞一多捐軀違背常理的舉止，如其受業弟子季羨林所說，“他是一個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何為聯大“光榮的歷史”？剛毅堅卓的知識人選擇的路徑差序有別，存在各種碰撞、對立和滲透的思想圖景，推波向前行，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五四”精神風骨歷久長存。

聯大學子任繼愈生前說，“如問聯大何以能夠創造奇跡，可以明確回答，這奇跡來自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西南聯大關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內爭民主），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尊重別人的民主傳統，‘五四’的火炬在聯大師生手中傳承下來。”誠哉斯言！

（原稿《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五四時刻”》見于《傳記文學》2026年第5期，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