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賄賂解釋（二）》第八條的政策背景、內容主旨及實踐困境

【導讀】

本文依托司法實務，深度解讀貪賄案件司法解釋（二）第八條。本次修法落實產權平等保護要求，廢止公私主體職務犯罪差異化定罪數額標準，將剛性“按照”改為彈性“參照”，糾正唯數額論量刑弊端，明確需結合社會危害性裁量，落實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基層司法認知偏差、危害評估困難、追責考核壓力，制約新規適用，需要律師專業發力，破除司法適用困境。

【正文】

今天結合多年實務經歷，圍繞《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第八條，從政策背景、條文主旨、實踐困境三個維度分享個人學習感悟，供大家交流探討。

一、《解釋（二）》第八條出臺的政策背景

本條修訂是落實中央產權平等保護部署、配套《刑法修正案》的舉措。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2024年7月18日）明確提出：“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

刑法已經修改了，司法解釋也必須配套跟上。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司法解釋起草人，你該怎么辦？

顯然，2016年司法解釋規定的2倍、5倍差異化數額標準，表面上與現行政策導向不符，修訂勢在必行，但要怎么修改，才能既落實政策要求，又符合客觀實際？

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正確理解“同責同罪同罰”？我認為，應該是兩類行為的犯罪本質、社會危害性對等時處罰要拉平，而非簡單機械地將兩類犯罪的量刑數額標準直接拉平。評判處罰是否統一、同等，核心是看行為本身的危害程度，而不是單純對標金額數字！

二、《解釋（二）》第八條的內容主旨

（一）新舊條文對比

2016年舊司法解釋第十一條：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職務侵占罪中“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起點，按照受賄罪、貪污罪對應數額標準的2倍、5倍執行。……

2026年《解釋（二）》第八條：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職務侵占罪、第一百六十四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二百七十二條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量刑時，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情節，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二）新規內容主旨

1. 表面上抹平公私主體量刑差距，實現平等保護外觀

取消原有國有、民營主體職務犯罪2倍、5倍差異化數額標準，形式上統一兩類案件定罪量刑基準，回應“同責同罪同罰”政策要求，消除社會各界對民營財產司法保護標準偏低的質疑。

2. 實質上摒棄唯數額論，將剛性標準轉為彈性裁量規則

條文核心修改是將強制適用的“按照”調整為具備自由裁量空間的“參照”，二者文義與法律效果存在本質區別：“按照”是必須嚴格執行的硬性數額門檻；“參照”僅作為參考基準，不強制機械套用。這一修改正是為了落地“同責同罪同罰”的真實內涵——即便數額標準參考公職人員犯罪，若非公人員相關行為社會危害性明顯更低，就應當作出區別處置，從制度層面破除單純以數額定罪量刑的舊模式。

3. 明確強調必須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落實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這是本條最關鍵的約束條件，為了防止有人將“參照”當做“按照”執行，緊接著就強調“危害對等才同罰”的核心實質：不管定罪還是量刑，均不能只看涉案金額，必須結合犯罪性質、情節客觀評判行為社會危害性，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也就是說，即便民營企業人員涉案數額達到巨大甚至特別巨大的標準，但經綜合判斷，其社會危害性顯著輕微的，就可從輕處罰直至不予定罪；反之，若民企人員相關侵占、挪用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與公職人員貪腐相當，則應當同等追責。這一規定既回應“同責同罪同罰”的政策要求，又避免單純數額等同帶來的司法不公。可以說，這么規定，充分體現了解釋起草人員的智慧，但問題是，基層辦案人員能否理解條文的實質含義，理解后又是否敢于正確適用該規定。

三、《解釋（二）》第八條的實踐困境

本條立法設計具備公平正義的理想價值，但基層辦案人員可能忽略“參照”與“按照”的區別，也可能難以準確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導致彈性裁量空間或者柔性標準形同虛設。

首先，基層辦案人員可能忽略或者不愿區分“按照”與“參照”的內涵差異，片面理解“同責同罪同罰”就是數額標準完全一致，直接照搬公職人員犯罪數額標準處理民營企業人員犯罪案件。

其次，即使基層辦案人員知道“按照”與“參照”的區別，但離開了數額標準，可能就難以甚至無法準確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在上面沒有提供新的標準前，只好將“參照”視同“按照”來理解和執行。最后，條文設計的緩沖和出罪功能無法發揮。

第八條規定的彈性裁量空間落地難度極大，柔性出罪過濾功能嚴重受限的原因，或許還與司法責任追究制度和司法績效考核機制有關。在基層司法實踐中，如果判重了，甚至無罪判有罪了，往往啥事都沒有。但如果判輕了，會被懷疑、質疑，需要不斷說明、檢討，不僅影響績效，還有可能被追責。如果判無罪后被改判有罪，那就更嚴重了，基本上會被責任追究，黨紀政紀處分是輕的，嚴重的還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不少基層辦案人員存在“寧可從嚴追責，不敢依法寬緩”的心態。

最后，我想說的是，雖然《解釋（二）》第八條存在實踐困境，但不是不能破解，這就需要辯護律師站得高、看得遠，有智慧、有謀略，提供足夠的理由、證據，協助基層辦案人員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從而作出罪責刑相適應的判決。

以上全是個人體會，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