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電影，曾是西班牙的精密政治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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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足球最輝煌的階段，除了本世紀國家隊勇奪世界杯、兩巨頭統治歐冠，早在弗朗哥時期的五十年代，已經是一切的起點了。

2010年世界杯 西班牙隊奪冠

但這個起點，不只是光榮。

弗朗哥統治西班牙將近四十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他的政權合法性來源，不是一成不變的。內戰勝利賦予的軍事正當性在戰后十年逐漸褪色，冷戰格局下的意識形態站隊，也不足以長期支撐民眾的情感認同，他的政權始終需要一種持續的、日常化的合法性供給。

弗朗哥

于是弗朗哥政權的宣傳體系，在五十年代發明了一個讓電影、足球和政治，三者以幾乎不可見的方式，彼此嵌套的復雜技術。

其實弗朗哥本人對足球的熱情一般，他的私人愛好是打獵和釣魚。對電影他是喜愛的，比較偏愛輕喜劇和軍事題材。

據帕爾多宮的放映記錄，弗朗哥一生觀看了約兩千部影片，這個頻率不低于很多影迷。

他還是西班牙歷史上唯一親自撰寫電影劇本的國家元首。1941年，他以化名海梅·德·安德拉德寫出了《種族》的文學劇本，交由何塞·路易斯·薩恩斯·德·埃雷迪亞執導，放映時盛況空前。1950年，隨著二戰后政治風向轉變，影片被刪改重拍，更名為《種族之魂》，去掉了法西斯敬禮和親軸心國的對白。

弗朗哥主義和電影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本質特點是，它沒有像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建立國有電影制片體系。西班牙電影工業始終保持私營結構，CIFESA和蘇維亞影業等民間公司主導著產量和市場。

政權對電影的控制走的是意大利路線，具體手段有三條。

一是審查制度，從1937年設立的電影審查最高委員會開始，任何影片的拍攝、發行和放映都需要通過審查，標準是維護家庭、宗教和國家權威。

二是補貼制度，國家通過財政補貼引導制片方向，1940年代鼓勵內戰題材和帝國史詩片，1950年代鼓勵反共題材，1960年代又推動開放主題。

三是NO-DO，這是政權在電影領域最重要的直接干預。NO-DO的全稱是新聞和紀錄片，1942年創設，隸屬于長槍黨教育總秘書處，具有壟斷地位。

從1943年起，西班牙全國每家影院在放映正片前，必須先放一段NO-DO新聞短片。這種強制放映一直持續到1975年9月。在電視尚未進入千家萬戶的年代，NO-DO就是弗朗哥的視覺喉舌。

在近四十年的運作中，NO-DO共制作了約4000期節目。弗朗哥本人在其中出現了大約1376次，由播音員馬蒂亞斯·普拉茨以亢奮激昂的腔調配解說。內容以工業進步、公共工程落成、宗教慶典和體育賽事為主，刻意呈現一個秩序井然、蒸蒸日上的西班牙。

而足球，正是NO-DO中最受歡迎的體育內容。

1940年代末，足球已成為西班牙最具大眾號召力的娛樂形式。政權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一點。

1941年，國家體育代表委員會設立，隸屬于長槍黨與傳統主義者國民運動，弗朗哥任命在托萊多圍城戰中聲名赫赫的莫斯卡多將軍為第一任國家體育代表。

該機構的權力極為集中，幾乎涵蓋一切體育事務。在實際運行中，大多數甲級俱樂部的主席都是和政權有關的軍人、長槍黨成員，或者商界人士。

在一個不允許任何獨立社會組織存在的體制下，俱樂部董事會自然成了政權滲透日常生活的毛細血管。

有西班牙學者提出，弗朗哥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意識地、持續將足球作為某種國民工具的政治體制。

但這種利用并非總是預先策劃的，很多時候更像是一種機會主義挪用。政權搭建了控制的框架，具體的宣傳效果則取決于比賽的結果。

贏了就收編征用，輸了就當沒這回事。

1950年代中期是這種利用最為密集、也最為精巧的時期。而電影，在這個環節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

1950年前后，有兩位外籍球星先后來到西班牙，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的足球面貌和文化心理。

一位是逃離匈牙利的拉迪斯拉夫·庫巴拉，他也是柯奇士、普斯卡什的好友，但因為早早逃亡，并未參與匈牙利國家隊的輝煌。

拉迪斯拉夫·庫巴拉

另一位是從阿根廷和哥倫比亞輾轉而來的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更是大名鼎鼎，眾所周知。

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

庫巴拉于1950年加盟巴塞羅那，斯蒂法諾于1953年加入皇家馬德里。他們的身份不僅是球員那么簡單，而且各自被卷入了一個由政治、產業、大眾情感共同編織的敘事中。

庫巴拉的故事天然契合冷戰意識形態。他出生于布達佩斯，先后代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出賽，1949年與妻兒冒險逃離鐵幕，經維也納到羅馬，最終輾轉抵達西班牙。

他和其他流亡球員組建了一支名為「匈牙利人」的非正式球隊，在西歐各地踢表演賽維生。皇馬最初對他有興趣，邀請這支球隊來踢友誼賽，庫巴拉在比賽中打入兩球。但由于FIFA的禁令懸而未決，皇馬擔心風險而放棄。

巴塞羅那在秘書長佩普·薩米蒂爾的斡旋下選擇冒險簽下他。薩米蒂爾與帕爾多宮高層的私人關系網在此發揮了關鍵作用。1951年6月，內政部長親自加速辦理庫巴拉的西班牙國籍，速度之快引人注目。

政權對庫巴拉歸化的積極推動，其實有一個比「皇馬對巴薩」更為復雜的權力邏輯。

弗朗哥主義對巴塞羅那俱樂部的態度，并非人們后來想象的那種單向壓制。政權既控制巴薩，也扶植巴薩。

在弗朗哥治下，巴薩先后獲得三次舊球場萊斯科茨的土地重新規劃許可，直接解決了俱樂部的財務危機并資助了諾坎普球場的建設。

1957年諾坎普落成時，弗朗哥被任命為落成委員會名譽主席。巴薩在獨裁時期的多位主席與政權關系密切，弗朗西斯科·米羅-桑斯本人就是長槍黨成員。

弗朗西斯科·米羅-桑斯

主席阿古斯蒂·蒙塔爾·加洛巴特甚至在巴薩贏得大元帥杯后，當場摘下自己的俱樂部金質勛章獻給弗朗哥。

阿古斯蒂·蒙塔爾·加洛巴特

巴薩先后三次向弗朗哥頒發榮譽勛章。這些事實在后來的「受迫害俱樂部」敘事中被系統性地淡化了。

在這個背景下，庫巴拉的形象對政權的真正價值，與其說是對抗加泰羅尼亞獨立意識，不如說是將巴塞羅那這座城市最具號召力的大眾偶像吸納進西班牙國族敘事。

操作的核心環節是他從1953年起代表西班牙國家隊出場，此后出戰19場國際比賽，打入11球。加泰羅尼亞最受愛戴的球星穿上西班牙國家隊球衣，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同化儀式。而電影是這一儀式的影像化完成。

1955年上映的《王牌尋和平》（Los ases buscan la paz）是弗朗哥時期足球電影浪潮里，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宣傳片。

《王牌尋和平》

影片由阿圖羅·魯伊斯·卡斯蒂略執導，庫巴拉在片中扮演自己，他的兩個兒子也出演本人。

影片敘述庫巴拉在匈牙利接到政治任務后失寵于體制，被逐出國家隊，隨后攜家人逃亡，輾轉維也納、羅馬，最終被巴塞羅那簽下，在西班牙找到了和平。

影片的片名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政治命題。片名中的「和平」所指，并非字面意義上的戰爭和停戰的關系，而是共產主義苦難與弗朗哥治下的安寧之間的對比。

這部電影為弗朗哥政權提供了一種難以替代的國際合法性論證。在西方民主國家對弗朗哥進行外交孤立的年代，一個匈牙利運動員的叛逃就是最好的反共廣告。

同時，它為庫巴拉獲得西班牙國籍并代表國家隊出賽提供了情感鋪墊。一個在銀幕上演繹過自身逃亡經歷的外籍球員，被西班牙觀眾同時看作球星和政治難民，他的歸化就成了一個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事件。

但這一敘事中包含的反諷，是當時的人想不到的。

庫巴拉的人氣直接催生了諾坎普球場的建設需求，而諾坎普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逐漸成為加泰羅尼亞人在獨裁體制下公開使用加泰語、展示四條紋旗幟的極少數公共空間之一。

政權為巴薩安插的這顆棋子，最終成了非議政權的溫床。

僅僅一年后的1956年，《金箭頭》（Saeta rubia）上映，這是斯蒂法諾的電影。

如果說庫巴拉的影片是反共逃亡敘事，那么斯蒂法諾的影片則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意識形態作業。

哈維爾·塞托執導的這部影片，情節純屬虛構。一群街頭小混混偷了斯蒂法諾的錢包，出于對球星的崇拜又決定歸還。此后迪·斯蒂法諾與妻子收留這些孩子，組建了一支名為「金箭頭」的足球隊，將他們從犯罪邊緣拯救回來。

片中還穿插了一位酗酒的前球員，由前皇馬和西班牙國腳哈辛托·金科塞斯扮演，斯蒂法諾幫他找到出租車司機的工作，又安排他的兒子去汽修廠當學徒。

這已經不是普通的傳記片了，簡直就是一部圣徒傳啊！

影片塑造的斯蒂法諾形象，堪稱世俗化的救世主。他不是來解決足球場上的戰術問題，而是面對更復雜的社會問題。這種敘事和弗朗哥政權在1950年代中期建構的社會理想完全一致。政權不需要公民參與政治，它需要的是個人憑借道德示范和慈善行為維護秩序。

斯蒂法諾在銀幕上扮演的正是這種理想公民。足球明星的公共慈善取代了國家福利體系缺失的事實，個人美德被用來遮蔽結構性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的另一部足球片《十一雙球靴》（Once pares de botas）由弗朗西斯科·羅維拉·貝萊塔執導，它開創了一種將真實球星以客串方式嵌入虛構故事的模式。

斯蒂法諾和庫巴拉都在片中短暫露面，與拉馬耶茨、巴索拉、莫洛尼、薩拉等當時幾乎全部的西班牙頂級球星一起出現在銀幕上。播音員馬蒂亞斯·普拉茨也在片中飾演自己。

前面說了庫巴拉和斯蒂法諾的電影，那五十年代另一位流亡球星普斯卡什呢？

普斯卡什

遺憾的是（這里說遺憾到底對嗎？），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輾轉加入皇馬的普斯卡什，雖然在球場上與斯蒂法諾組成了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鋒線搭檔，卻從未參與任何一部西班牙劇情片的拍攝。

他1958年到達馬德里時已經31歲，足球明星電影的產出高峰期已過。為什么已過？因為皇馬在歐冠賽場上的真實勝利開始源源不斷地提供宣傳素材，銀幕虛構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NO-DO可以直接播放皇馬征服歐洲的比賽畫面，效果遠比任何劇情片都來得直接。

皇馬在歐冠賽場上的輝煌，從1956年連續五年問鼎，賦予了弗朗哥政權一種它此前始終匱乏的東西：在歐洲的尊嚴。

弗朗哥的部長們反復在公開講話中感謝皇馬為西班牙的國際形象所做的貢獻。運動部長索利斯和外交部長卡斯蒂埃利亞，都曾將皇馬稱為西班牙派往歐洲的最佳使節。

西班牙在當時是一個被西歐民主國家孤立的獨裁國家，它無法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贏得歐洲尊重，卻可以通過足球獲得一種替代性的承認。

對于許多普通西班牙人來說，他們能夠區分政權的落后和球隊的偉大，但這種區分本身就是政權樂見的。只要民族自豪感的出口在球場而不在街頭，獨裁的秩序就是安全的。

不過，我們要分辨的是，弗朗哥政權肯定是利用了皇馬的成功，但皇馬的成功有它獨立的體育邏輯。

主席圣地亞哥·伯納烏是一位極具遠見的體育經營者，他在1954年不顧弗朗哥的反對飛往巴黎，參與了歐洲冠軍杯的創設。

圣地亞哥·伯納烏

弗朗哥當時反對這項賽事，理由是它會損害西班牙聯賽的利益。伯納烏無視了弗朗哥的態度，與《隊報》的加布里埃爾·阿諾和雅克·費朗共同推動了賽事的誕生。

這種張力在1960年首屆歐洲杯上達到了一個極端。四分之一決賽抽簽將西班牙與蘇聯配對，當時的比賽是主客場賽制，弗朗哥親自下令禁止西班牙隊參賽，擔心輸給蘇聯會造成政治羞辱。西班牙因棄權被淘汰。

四年后，同樣的對陣在第二屆歐洲杯決賽再次出現。這一次，外交部長卡斯蒂埃利亞和運動部長索利斯說服弗朗哥，之前的退賽是一次外交失誤，而將決賽放在馬德里舉辦恰好可以配合「二十五年和平」的慶祝活動。

信息與旅游部長弗拉加在內閣會議上提出，將歐洲杯納入政權的周年慶典規劃。1964年6月21日，12萬觀眾坐滿了伯納烏球場，蘇聯國旗第一次在這座球場上飄揚。馬塞利諾的頭球幫助西班牙以2比1取勝。弗朗哥坐在看臺上接受了歡呼。

他的政權理所當然將這場勝利解讀為內戰以來國家統一意志的延續。同一年，薩恩斯·德·埃雷迪亞拍攝的紀錄片《弗朗哥其人》（Franco, ese hombre）也在影院上映，足球決賽與領袖傳記片在同一個時間窗口中重疊。

1964年的西班牙，是足球勝利、電影宣傳、政治慶典三者有計劃協同運作的年份。

對弗朗哥主義來說，足球的勝利固然值得利用，更重要的是怎么把這種競技成就轉化為道德品質。

庫巴拉和斯蒂法諾兩人在各自的電影中都沒有展現球場上的天才，卻被大量筆墨賦予了家庭倫理和社會責任。這正是弗朗哥主義意識形態對公民的基本要求。

你可以是一個杰出的個體，但你的杰出必須服從于家庭、宗教和國家的框架。足球明星在電影中的功能，是示范個人自由如何心甘情愿地歸入集體秩序。

這種模式在同時代的歐洲并不孤立，弗朗哥大概也是學的意大利法西斯和納粹德國。但弗朗哥政權的手法存在一個微妙不同，它沒有將足球勝利和國家榮耀做直接的一體化宣傳，也不太在乎什么人種生物優勢，它的方式更加迂回，通過電影這個中介，將足球明星重新塑造為符合官方價值觀的道德人物，讓觀眾在消費娛樂的同時內化意識形態。

弗朗哥死于1975年，國家體育代表委員會于1977年被解散，NO-DO于1981年正式停止生產，但足球電影中建構的那種英雄敘事模式，早已滲入了西班牙大眾文化的基底。

球星來演英模電影的傳統雖然在民主化之后迅速消亡，但足球作為國民情感出口、作為集體身份的替代來源這一功能，從未真正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