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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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正式辭去首相職務。他于2024年7月帶領工黨贏得大選、入主唐寧街，距今不足兩年。
特朗普第一時間通過社交媒體發聲，稱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兩個問題上"徹底失敗"。
這兩個議題，恰好也是美國國內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核心爭論焦點，特朗普的評論更像是借機表達立場，而不只是針對英國內政的客觀判斷。
斯塔默是英國脫歐十年來的第六位首相，在任不足兩年已屬偏長。但他治理上的成績確實乏善可陳。
他上臺時承諾推動經濟復蘇、控制生活成本、管控移民，然而近兩年幾乎沒有拿出像樣的成績。今年4月，英國GDP出現月度萎縮。
為解決財政問題，他限制了老年人取暖補貼、推動福利改革，得罪了黨內左翼和工會。他還任命曾與埃普斯坦案有關聯的曼德爾森出任駐美大使，引發廣泛批評。
5月的地方選舉，工黨丟掉了近1500個議會席位，黨內最大競爭對手安迪·伯納姆趁機積累了大量支持，斯塔默的政治基礎由此徹底動搖。
斯塔默的困境，折射出一套積重難返的結構性難題。
英國脫歐、新冠沖擊、通貨膨脹、能源價格上漲、移民問題持續發酵——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任何一屆政府都要面對極大的治理壓力。
歷屆首相輪換頻繁，并非全因個人無能，更多是這套結構性困局讓任何人都很難在短期內交出令人滿意的成績單。
繼任者伯納姆的曼徹斯特市長背景和推動英格蘭北部再工業化的主張，聽起來有針對性，但真正推進工業化，需要資金、人才和技術，而當前英國政府財政空間極為有限，民眾耐心也已接近極限。
換一個人，很可能只是換一種方式繼續面對同樣的困局。
斯塔默辭職本身不會震動歐洲，因為歐洲政壇已經在經歷更深層的動蕩。
英國此次地方選舉中，極右翼的改革黨拿下了超過1400個議席，直接擠壓工黨和保守黨的地盤。這與法國國民聯盟、德國選擇黨的走勢高度相似。
工黨和保守黨兩大主流政黨的得票率之和，首次降至60%以下，這是二戰以來的最低點。
這個數字說明了一件事：選民不是積極地支持極右翼，而是消極地拒絕主流政黨。在日子好過的時候，激進民粹主義很難有市場；
只有在普通人普遍感到生活變差的時候，極端情緒才會成為有效的政治動員工具。
這種邏輯在歐洲并不陌生。俄烏沖突爆發后，整個西方世界都出現了極右翼抬頭的跡象：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路徑各有不同。
但背后的社會土壤高度相似——主流政黨承諾多、兌現少，民眾焦慮積累，極端選項開始獲得吸引力。
英國長期偏右的保守黨執政，其實已經讓極右翼的部分主張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政策表達，這是為什么英國極右翼抬頭來得相對較晚的一個原因。
但現在，主流右翼和左翼相繼失去民心，極右翼的空間就此打開。
斯塔默的辭職，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歐洲政治碎片化大趨勢的最新呈現。
主流政黨集體失能，民粹力量持續崛起，這種組合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重演著。它的內核，是經濟停滯、社會焦慮、精英與民眾之間信任斷裂所積累的政治能量。
斯塔默下臺之后，無論誰接手，都將面對同樣的結構性壓力。英國的問題，不是換一個政治人物就能解決的。
而對于歐洲整體來說，極端情緒的持續蔓延，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風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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