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將領1966年出任政委，后因政治能力不足遭嚴厲處分

1966年3月，王宏坤接到了一個任命，就是讓他從海軍副司令員改任海軍第二政治委員。對一個打了半輩子仗的人來說，這次調動來得有些突然。

王宏坤是紅四方面軍出來的老資格。1929年參加紅軍，從戰士一路做到紅四軍軍長；抗戰初期還短暫當過八路軍129師385旅政委，但不到一年就調去學習，此后長期擔任冀南軍區副司令員等軍事職務。

縱觀他的履歷，主線始終是帶兵打仗。如鄂豫皖反“圍剿”打硬仗，創建川陜根據地時力主收緊陣地、誘敵深入，后來率紅九軍強渡嘉陵江為長征開路。這些戰績可以說明，他的核心能力是軍事判斷和戰場指揮，而不是做思想工作和人事周旋。

他性格也直率。放牛娃出身，早年沒機會讀書，骨子里帶著倔強，認死理。他堂兄、開國大將王樹聲對他知根知底，曾勸他：“你是一個粗人，只懂打仗……”，大概意思就是勸他要以軍事指揮為主，在其它領域的工作上可能會吃虧。

其實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王宏坤軍事才能突出，直來直去，在戰場上這可以說是優點，但在復雜的局面里可能容易吃虧。尤其在1966年時候，個人往往沒有多少選擇空間。

事情還得往前說幾年。1962年，林總把李作鵬和張秀川派到海軍，一個當副司令員，一個當政治部主任。兩人到任后，對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蘇振華主持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認為海軍“只抓軍事訓練，不抓政治教育”。這一下，海軍領導層里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聲音。

王宏坤在這個問題上，站在了李作鵬一邊。他認為這個批評“符合海軍實際”。這個表態很符合他直來直去的性格，覺得對就支持，不太會權衡復雜的人事利害。

王宏坤不是普通干部，他是海軍黨委常委里的三把手，是開國上將，在軍隊里有實打實的戰功。他這一表態，等于給李作鵬這邊增加了一個很有分量的砝碼。

一個帶兵打仗的老將都認同政治掛帥，這比單純的政治干部表態更有說服力。從后來的情況看，李作鵬等人拉攏他，看中的也正是他這份資歷和耿直的性格，他們需要一個有戰功的老將站在自己這邊，說話才夠分量。

到了1966年6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把海軍內部的矛盾上升到了“兩條建軍路線”的高度，矛頭有些指向蕭勁光、蘇振華。會上有人提議：蕭勁光、蘇振華不能領導會議了，應該讓王宏坤來主持。

這個提議的分量其實很重。王宏坤雖然是剛上任的第二政委，但名義上蕭勁光還是司令員、蘇振華還是第一政委。讓他來取代這兩人主持會議，可以說間接在否定他們的領導權。王宏坤沒有接受，他說要等因病缺席的李作鵬回來主持。但他也沒有反對會議對蕭勁光、蘇振華的一些批判。

這個時候他剛到政委崗位上三個月，就已經從“被安排的人”變成了“參與的人”。他沒有主動攬權，但也沒有退出核心圈。這種謹慎的姿態，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太懂政治博弈的軍事干部，在風暴眼里本能地尋找立足點。

此后十一年，王宏坤一直坐在海軍第二政委這個位置上。這個位置本身就很微妙。上面有司令員蕭勁光、第一政委李作鵬，下面有各級軍政主官，第二政委卡在中間，權力邊界也不太清晰。

但隨著形勢變化，蕭勁光話語權小了一些，蘇振華后來甚至被停職，李作鵬升任第一政委，王宏坤作為第二政委逐漸成了核心決策層的常駐成員。

一個不擅長政治工作的軍事干部，就這樣在政委崗位上待了十一年。這十一年里，他參與了海軍的重大決策，也親歷了海軍在特殊時期中的動蕩。

政委制度本來是為了防止個人專斷、保證集體領導，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套制度在實際運行中變了形。王宏坤的存在，使得海軍領導層在表面上還維持著軍政分工的形式，實際上卻已經由政治路線說了算。對一個性格直率、習慣戰場邏輯的人來說，這十一年并不好過。

1977年10月，中央軍委下令免去王宏坤海軍第二政治委員的職務。官方結論(大概意思):在特殊時期中有一些錯誤。

1984年，組織進一步作出處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兩年，行政級別從五級降為六級。面對這一處理，他沒有公開抱怨或抵觸，選擇了接受。

這是組織層面的最終定性。組織上一向把功和過分得清楚，不會因為誰過去打仗有功，就抵消后來的錯；也不會因為后來的錯，就抹掉過去的功。

至于他在那十一年里具體做了哪些事、哪些該由他負責、哪些是當時的大環境使然，由于相關原始檔案尚未系統公開，外界很難做出細致的責任劃分。

我們能看到的是結果：一個本該在戰場上獨當一面的開國上將，被推到不擅長的政治前臺，走了彎路，最終在政委崗位上以被組織否定的方式離場。

在1977年后，王宏坤逐漸淡出公眾視野。1988年他被授予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是組織對他功勞的認可。

后來他在回憶錄中也坦言自己“犯了錯誤”。1993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84歲。中央評價他“為人民海軍的發展壯大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從可見的行為來看，他服從了組織結論，以低調和沉默的方式走完了最后十幾年。至于內心的波瀾，則留給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