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城故事 | 歲月陳釀醉夕陽

作者：李水生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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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圖由AI生成。

我與老伴攜手同行，已整整走過五十八個春秋。時光為我們釀就了一壇醇厚老酒，既醉了春風，也醉了夕陽。

我倆是“老三屆”的高中同學。1968年，隨著下鄉大潮來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我們同住在一戶老農家，自起爐灶，同吃同住同勞動。不知情的人，常把我們當成一對小夫妻。

村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媳婦們上、下午都可以提前一小時收工回家做飯。我們也入鄉隨俗，常常是她先回去張羅。一天午飯時，她忽然笑著對我說：“天天給你做飯，倒真成了你媳婦似的。”這話讓我面頰一熱，一時不知如何接話，心里卻像滲了蜜一般甜。暗想：若真如此，該有多好。

不久，她病倒了，在床上一連躺了好幾天。我步行十幾里到公社醫院請大夫，下工后為她煎藥熬湯，做些清淡可口的飯菜，晚上就坐在床邊陪她說話解悶。在她漸漸好起來的那些日子里，年底分配也下來了——我當上了村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她也成了一名民辦教師。

1969年，縣里安排我們村接收五百名浙江移民。剛出校門的我，只覺得擔子沉甸甸的，壓力如山。每天清晨出門，深更半夜才回來。既要動員村民為移民調劑田地、搭建臨時住處、送去糧油柴草，又要安撫移民情緒，協調雙方關系，常常累得一句話也不想說。

可無論多晚，回到那間小屋，總能看見她在煤油燈下看書等我。一天凌晨兩點多，我才推門進屋，見她房里燈還亮著，便輕聲問：“怎么還不睡？”

“等你呀。就不能早點回來？叫人擔心死了。”

她的話，比蜜還甜。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命運早已把我們緊緊系在一起。

我試探著問：“我打算扎根農村一輩子，你愿意嗎？”

“愿意！”她答得干脆。

我鼓起勇氣，又問：“我愛你，你愛我嗎？”

“愛！”她答得爽快，聲音里帶著羞澀。

積蓄已久的感情像決堤的河水，我將她緊緊擁進懷里。兩顆心怦怦地跳著，彼此都聽得見。幸福像溫潤的泉水，浸透了全身。

沒過兩個月，我們去公社登了記。沒有婚禮，沒有親友見證，只是把兩副鋪蓋合在了一處。那時，她父親正被打成“反革命”，不敢與家里聯系；而我，則是個舉目無親的孤兒。

1971年，我調任公社中學校長，她也轉入公社完小教書。到1974年，我們已有兩個孩子。組織上考慮我沒有國家干部身份，安排我去九江師范脫產學習兩年。可學習期間沒有工資，一家四口的生計，全壓在妻子那點微薄的工分收入上。

更讓我揪心的是，她既要教書，又要照顧兩個幼子，還得砍柴種菜，里里外外一個人忙。我一度想放棄這次機會。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輕聲勸道：“長痛不如短痛，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

她的話像一顆定心丸。我雖嘴上答應，心里那份牽掛卻始終放不下。每次離家，回頭看見她抱著孩子站在門前，憔悴的臉上那雙期盼的眼睛，我心頭便是一酸，滿是愧疚。

一到學校，我就立刻給她寫信，信里有這樣幾句：

“又當爹媽又執教，砍柴種菜忒辛勞。

送夫讀書甘奉獻，千斤重擔一人挑。”

妻子很快回信寬慰我：

“吾夫不必太憂傷，千斤重擔妻承當。

只盼夫君有出息，媳婦累死也心甘。”

那兩年，光陰漫長得像被拉長的影子，我無時無刻不惦念著他們母子。畢業后，我成了一名鄉干部，兩年后又調入縣城工作。妻子也由民辦教師轉為正式編制，調入縣二中任教。

1983年，妻子正在江西師大音樂系進修。得知組織上安排我去江西行政管理干部學院學習兩年，她默默放棄了自己的學業，把機會讓給了我。

事后同事問起，她只是笑笑：“甘蔗沒有兩頭甜，寧可虧我，不能虧他。”

我聽說后，心里像壓了一塊石頭，沉甸甸的，只覺得虧欠她太多。

在學院里，我寫信給她：

“風風雨雨十幾年，幾分坎坷幾分甜。

相濡以沫度歲月，任勞任怨心坦然。”

她的回信很快來了：

“風雨同舟十幾年，恩愛夫妻一生甜。

夫君不必太愧疚，妻作奉獻理當然。”

那兩年，她白天上課，晚上批改作業、輔導孩子，辛苦可想而知。歲月緩緩流淌，她漸漸成長為高級教師，我也成了處級干部。

退休之后，我們的生活自在而充實。游泳、打球、歌舞、棋牌、垂釣，都試著玩，樂在其中。更常一起上網學習，動筆寫寫東西，日子過得豐足而平靜。

五十八年相伴，夫妻之間難免也有磕碰拌嘴的時候，但我們從不冷戰，更不記仇。偶有爭執，也是床頭吵架床尾和。正如一位老友贈詩所言：

“晚霞添彩夕陽樂，老柏搖翠更青春。”

這壇用歲月慢慢釀成的愛情之酒，浸透了風霜雨露，也沉淀了日暖花香，芬芳了我們攜手走過的整個人生。

【作者簡介】

李水生，武寧縣政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