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中“繁”地地望疏證——兼論周武王為營建洛邑所作的軍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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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對西周早中期的班簋、甗銘文及相關資料的綜合分析，西周時期的“繁”地處于昭王南征的路線之上，其位置在今河南臨潁與襄城之間、潁水以南。周武王滅商后，曾派遣周將討伐與“繁”鄰近的越戲方、蜀、磿等國族，這些國族均地處洛陽周邊的戰略要地，武王此舉正是為營建洛邑所做的軍事準備。

關鍵詞：甗；班簋；應侯鐘；繁；《世俘》；洛邑

西周金文中“繁”地的地望，是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主要有河南新蔡、四川彭縣、山東汶泗及河南臨潁等四種觀點。新見的甗與應侯鐘，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學術契機。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探討班簋與甗銘文中“繁”地的位置，再分析新見應侯鐘銘文中“繁”地的地望及其政治背景，并進一步考察周武王為營建洛邑所做的軍事準備。

一、“繁”地地望辨析

“繁”作為地名，見于西周中期的班簋和甗銘文，兩器銘文分別如下：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極，秉繁、蜀、巢令，賜鈴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馭、戜人伐東國（）戎，咸。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從父征，誕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班簋《集成》4341）

唯十又一月，王命南宮伐豺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朝命使于繁。賜貝五朋，敢揚對王休，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用。(甗《銘圖》3363）

學界關于“繁”地地望的討論主要有四種觀點，即河南新蔡、四川彭縣、山東汶泗以及河南臨潁。新蔡說是當今學界的主流觀點。《左傳·襄公四年》：“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杜注：“繁陽，楚地，在汝南鲖陽縣南。”此觀點認為“繁”即繁陽，在今河南新蔡北。然而，綜合分析班簋和 甗銘文，“繁”應在淮北汝潁中上游地區（詳見下文），而新蔡北的繁陽顯然不在這一地區，因此新蔡說是不可取的。李學勤認為甗和班簋銘文中的“繁”應是一地，甗中的虎方是巴人，班簋中的蜀為成都平原之蜀，從而指出“繁”應與巴、蜀毗鄰，是漢代繁縣，在今四川彭縣西北。由于李先生當時還未看到海外的卣，錯將甗銘文中的釋為“虎方”，在今天看來應釋為“豺方”。如此，豺方并不是巴人，“繁”與巴之間的地名系聯就被切斷，因此“繁”為漢代繁縣就失去了立論前提，不可取信。陳絜主要根據兩周之際的繁伯我君鬲銘文論證兩周之際在山東汶、泗之間有一個繁國，從而認為西周早中期甗和班簋銘文中的“繁”地也在山東汶、泗之間。然而，問題在于兩周之際的“繁”和西周早中期的“繁”是否一定在同一地方呢？我們知道戰國之前人們主要聚族而居，而部族的遷徙是常見之事，繁人有可能西周早中期在某地，后來才遷徙至山東汶、泗之間。西周早中期至兩周之際，時間跨度很大，我們不能排除部族遷徙的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兩周之際，山東汶水、泗水之間是否存在一個繁國？這就需要對繁伯我君鬲的銘文展開具體討論，其銘文如下：

繁伯（我）君媵（造）姒寶鬲，子子孫孫永用享。（繁伯我君鬲，《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陳絜釋為“朱”，讀作“邾”，銘文大意為姒姓繁族首領“繁伯我君”為其出嫁邾國的女兒“邾姒”鑄造媵器，則“繁”應與“邾”相鄰，在山東汶、泗之間。但我們仔細觀察字，認為將其釋為“朱”不妥。甲骨文、兩周金文以及戰國簡帛中的“朱”字，其字皆從“木”，“木”字中間或為一實點，或為一短橫，或是兩短橫，如（《合集》36743）、 （吳方彝蓋《集成》9898）、（蔡侯朱缶《集成》9991），而繁伯我君鬲銘文中“”字顯然不是從“木”，此字絕非“朱”字。其實，由于陳絜所依據的繁伯鬲銘文拓本清晰度較低，陳絜才將誤釋為“朱”字。，宮希成、劉琳、方玲將其釋為“蚩”，劉雨、盧巖將其釋為“造”，孫合肥將其釋為“告”，鄒芙都、馬超亦將其釋為“告”。陳劍討論過古文字中“造”與“告”的區別，認為：“‘告’字殷周金文多見，作出、、、、、等形（看《金文編》56頁0127號），將前舉金文‘造’字諸形所從跟真正的‘告’字相比較，不難發現其區別所在：‘造’字諸形所從基本聲符上半的中豎常向左屈頭，‘告’字中豎皆為直頭；‘造’字諸形基本聲符所從上半的中豎也有作直頭的，但中豎上大多所從的是小點，偶爾有變作短橫的，而‘告’字中間所從橫劃雖或短或長，但從來沒有寫作小點的。”繁伯我君鬲銘文中的字，就屬于“造”字諸形基本聲符所從上半的中豎作直頭的，但中豎上從的是小點，因此我們認為將釋為“造”更為可取。根據繁伯我君鬲銘文的記載，“造”顯然乃為國名，可讀為“郜”。羕陵公戈銘文：“羕陵公伺睘所郜，冶己女。”學者認為其“郜”字應讀為“造”。洹子孟姜壺銘文（《集成》9730）有“郜邑”之語，“郜”字為形，從造從邑，造為聲旁。《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郜乃文王之昭，可見郜為姬姓。《左傳·桓公二年》載宋以郜大鼎賂魯桓公，杜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如上所述，并非“朱”字，是“造”字，讀為“郜”，則邾和“繁”之間的地名系聯就難以成立，那么“繁”在山東汶、泗之間也就失去了立論前提，不可取信。朱繼平將甗銘文中的“繁”與昭王南征的路線系聯，從而認為“繁”即古繁陽亭，在今河南臨潁西北的繁城鎮。由于當時流傳海外的卣還未曾披露，朱先生也將甗銘文中的（豺方）錯釋為“虎方”，但這并不影響其對“繁”地地望的考證。豺方與虎方關系密切且相距不遠（詳見下文），因此將“繁”地與昭王南征路線系聯從而推論“繁”地地望的方法是可取的。然而，“繁”地是否一定位于臨潁西北的繁城鎮，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總而言之，關于班簋與甗銘文中“繁”地的地望問題，河南新蔡、四川彭縣、山東汶泗等地之說均存在疏誤，臨潁說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前賢時彥在考證“繁”地地望時主要運用兩種方法：其一，將“繁”地與文獻中的相關地名對應；其二，根據地名之間的系聯關系先確定一個地名所在，然后再順藤摸瓜考證“繁”地地望。這兩種方法當然是可行的，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即上古時期地名往往隨著部族遷徙而走，同一地名會存在于很多地方，因此運用上述兩種方法考證地名的結果只能是可能性之一，這就解釋了為何學者對于同一地名的考證往往有不同的觀點。鑒于上述兩種方法的不足，我們以為考證“繁”地地望應在綜合各方面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先大致確定“繁”地所在的地理區域，然后再尋找相關線索確定“繁”地具體所在，如此便可有效規避一名多地的問題。

二、“繁”地應在淮北汝潁中上游地區

以班簋和甗銘文為基點，再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兩器銘文中的“繁”地應在淮北汝潁中上游一帶，其證有四：

其一，班簋銘文中的（）戎是何族群，史籍無載。穆王之世，周室在東南方的主要強敵是淮夷，雙方長期對峙于淮北汝潁中上游一帶。班簋銘文載此次征伐戎竟耗時三年方使東國平定，可見戎實力之強悍，在東國能具備如此實力的族群很有可能就是淮夷。有學者可能會提出一個質疑：既然戎在東國，又怎么會是南方的淮夷呢？其實，朱繼平曾指出：“所謂‘東’‘南’乃是觀察者基于所處位置作出的一種方位判斷，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和主觀性。如競卣（《集成》05425）言‘惟伯犀父以成師即東命，戍南夷’，其中‘即東命’與‘戍南夷’并見，說明東向的軍事行動，在防范對象上也可以是南向的。我們還曾研究指出，柞伯鼎銘中‘廣伐南國’的‘昏戎’，對應的是故地在今山東金鄉緡城堌堆遺址的有緡氏，‘南國’與‘昏戎’間并無直接的地理對應關系。”可見，戎與東國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地理對應關系。朱繼平從冊命情境的角度出發，認為：“周王冊命毛伯與包括‘遣令曰’句在內的命將出征儀式，當被視作同一事件中前后相繼的兩部分，即二者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依朱先生所論，簋銘首先記載了周王對毛伯的冊命，即令毛伯接替虢城公的職務并掌管繁、蜀、巢三國的政令，這一冊命的目的就是讓毛伯率領繁、蜀、巢三國去征伐淮夷的附屬族群戎。周穆王時期周室與淮夷主要對峙于淮北汝穎中上游地區，周王就近調遣在淮北汝穎中上游地區的“繁”配合毛伯征伐淮夷則是十分合理的軍事安排。

其二，甗銘文中有“王命南宮伐豺方之年，······王朝命使于繁”之語。我們認為“虎方”和“豺方”關系密切且相距不遠。首先，《詩經·小雅·巷伯》云：“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董珊結合卣銘文中新出現的“豺方”，認為《巷伯》中的“豺虎”應分別解釋為西周的方國名且在周之南土，可信。其次，中方鼎（《集成》02751）銘文有“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之語，學者們均認為鼎銘中的“南宮”和甗銘文的“南宮”是同一人。既然同是昭王時期的南宮率兵伐虎方和豺方，那么兩者自然關系密切。最后，從“虎”和“豺”的字形來看，正如吳鎮烽所言：“豺方也應在南方，與虎方毗鄰或者相近，因為都是以猛獸為族徽或族氏名。”既然虎方和豺方關系密切且同被南宮征伐，學界一般又認為南宮伐虎方與昭王南征有關，那么我們就可推論出南宮伐豺方很有可能亦是昭王南征之事的一環。如此，甗銘文所載的王令出使繁應與昭王南征相關，從而我們可進一步將“繁”的地望與昭王南征路線系聯，即繁國應該在昭王南征的路線之上。昭王南征路線大致為從洛邑出發，途經淮北汝潁中上游一帶，再經南陽盆地、隨棗走廊至隨州地區，征伐漢東地區尚未臣服于周的楚蠻和其他族群。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淮北汝潁中上游地區是昭王南征過程中的重要區域。胡應姬鼎銘文：“唯昭王伐楚荊，胡應姬見于王，辭皇，錫貝十朋，玄布二匹，對揚王休，用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銘圖續編》）李學勤指出胡應姬是嫁到胡國的姬姓應國之女，公叔乙為胡應姬之子，胡國在今河南漯河東。胡應姬鼎銘文說明胡國協從昭王南征，而胡國所在的漯河就在淮北汝潁中上游一帶。既然“繁”位于昭王南征的路線之上，而淮北汝穎中上游一帶又是昭王南征過程中的重要區域，這與上文關于“繁”在淮北汝穎中上游一帶的論證相吻合。

其三，與胡國一樣，炎、過兩國也協從昭王南征。令簋銘文（《集成》4300）有“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之語，這說明炎地與昭王南征有關。炎地之地望，應是魏都大梁南之郯，在今河南開封南。過伯簋銘文云：“過伯從王伐叛荊，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彝。”（《集成》3907）可見，過國亦與昭王南征有關，其地望在今河南扶溝南。胡、炎、過三國均協從昭王南征，胡在汝穎中上游地區的漯河，炎和過分別在臨近汝穎中上游地區的開封和扶溝，那么作為協從昭王南征的“繁”有很大可能同樣在汝穎中上游地區。

其四，從班簋銘文來看，“繁”與“蜀”應毗鄰，相距不遠。《逸周書·世俘解》：“庚子，陳本命伐磨（磿），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世俘解》記載了周初武王克商后派遣將領征伐商屬方國的過程，周將庚子日伐磿、宣方、蜀，四天后的乙巳日就擒獲蜀、磿之君和霍侯，告捷而歸，可見蜀、霍兩地相距不遠。蜀在甲骨卜辭中無載，但卜辭有霍地。霍之地望，舊多以為是周初的霍叔所封之地，在山西霍縣。從甲骨卜辭來看，霍與望是同版卜辭地名（見《合集》35661），且兩地在十祀征夷方途中有地名系聯關系，望在今河南商丘和虞城之間，那么霍應在今豫東魯西地區，靠近望地。《左傳·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杜注：“盂，宋地。”沈欽韓云：“《一統志》，盂亭在歸德府睢州界。”“盂”，《公羊傳》作“霍”，盂是魚部匣紐字，霍是鐸部影紐字，魚鐸對轉，匣影旁紐，盂與霍可通。如此，甲骨卜辭和《世俘解》中的霍即宋的盂（霍）地，在今河南睢州西北。那么距霍不遠的蜀應鄰近河南睢州一帶，很有可能是戰國魏地之濁澤，在今河南禹州東北。《史記·魏世家》載魏惠王元年韓、趙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后漢書·郡國志》載潁川郡下長社縣有蜀城、蜀津。武王克商后所伐之蜀和霍，分別在禹州東北和睢州西北，均在殷都的南方，這也與《禮記·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的記載相符合。既然蜀在汝穎中上游地區的禹州東北，那么距蜀不遠的“繁”亦應在汝穎中上游地區。

三、繁、蜀、巢地望考

根據上文的討論，班簋和甗銘文中的“繁”在淮北汝穎中上游地區，此地區與“繁”有關的地名有兩個：其一是古繁丘城。《水經注》卷二十一“汝水”條云：“汝水又東南徑繁丘城南。”《魏書·地形志》載襄城郡下襄城縣有繁丘城。古繁丘城在今河南襄城東南；其二是古繁陽亭。《水經注》卷二十二“穎水”條下云：“徑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壇受禪于是地，改元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古繁陽亭在今河南臨潁西北的繁城鎮。

我們認為班簋和甗銘文中的“繁”就在河南臨潁和襄城之間、潁水以南。河南襄城東南方向就是臨潁西北的繁城鎮，襄城距繁城鎮不到28千米，兩地相距不遠，因此繁丘或繁陽均有可能是金文中的繁國所在，不必拘泥于其中之一。上古時期族地合一，河南臨潁和襄城之間、潁水以南地區是繁人的主要分布區，有多個繁地不足為奇。蜀和巢應距繁不遠。蜀，即戰國魏地之濁澤，在今河南禹州東北。巢，或是古巢亭，在今河南睢縣南。《左傳·哀公十一年》載衛大叔疾死于巢，《太平寰宇記》卷二《河南道二·東京下》“襄邑縣”條下有“巢亭，在縣南二十里”，即衛大叔疾死之地。除甗和班簋外，周原甲骨中也有“繁”“蜀”“巢”。2003年周原考古隊在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發掘出2號卜甲（C10④:2），其卜辭中有“繁”之語，李學勤認為“繁”可讀為“翦繁”即伐繁。“伐蜀”見于周原鳳雛甲骨H11:68，“征巢”見于鳳雛甲骨H11:110。周原鳳雛甲骨和周原周公廟甲骨的年代大約為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的《逸周書·世俘解》、昭王時期的甗、穆王時期的班簋在年代時序上臨近，因此周原甲骨卜辭中的“繁”“蜀”“巢”、《世俘解》的“蜀”、甗銘文中的“繁”和班簋銘文中的“繁、蜀、巢”很有可能是同一地名且地望一致。

四、新見應侯鐘銘文相關問題探析

應侯編鐘是出土于陜西寶雞扶風法門鎮莊白村的一組甬鐘，共五件，但被盜竊。近年公安部門追回整套編鐘，其中第三件（7-3）有銘文24字，李金鑫率先對銘文做了基本研究。管文韜繪制了清晰的應侯鐘線圖摹本并做了進一步的研究。應侯編鐘銘文曰：“楚公遽以繁享于王，應侯率。王其萬年，應侯其日率楚眔繁享。”李金鑫和管文韜均認為楚公遽即楚國國君熊渠，因而此器的年代大致是夷、厲時期。根據銘文的記載，應侯、楚公遽、繁（君）在周王朝的層級統治體系中有著地位高低之分，具體關系是應侯＞楚公遽＞繁君。應監甗銘文曰：“應監作寶尊彝。”（《集成》883）此器年代是西周初年，“應監”說明應國的職責起初是監視南土原殷商的舊邦，后來才逐漸發展成為鎮撫一方的外服諸侯。應侯鐘銘文中的應侯仍領有監視楚的責任，因而成為周王和楚、繁等國的中間人，率領兩國國君奉事周王。銘文中“楚公遽以繁享于王”的記載，說明繁的地位低于楚，應該是楚的附庸國。至于應侯鐘銘文的“繁”，我們認同管文韜的觀點，即此“繁”與西周早、中期的繁地望一致，在河南臨潁、襄城一帶。

應侯率領楚、繁兩國國君奉事周王，此舉亦可視為覲見周王。此次覲見共有三方代表，其地位由高至低依次為周王、周室鎮撫南土的應侯，以及楚、繁等外服諸侯，足見其具有重要政治意義。我們認為，此次覲見的政治背景在于周王室承認繁為楚的附庸國，故而應侯率領楚及其附庸國繁共同覲見周王，以此確立周王—應侯—楚—繁的四級層級統治體系。鑒于此次覲見的重要政治意義，應侯鐘被留存于寶雞宗周地區作為紀念器，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應侯鐘出土于寶雞扶風莊白村的原因。

五、周武王為營建洛邑所作的軍事準備

本文最后再引申討論一個問題，即周武王為營建洛邑所作的軍事準備。《逸周書·世俘解》載武王克商后派周將繼續討伐越戲方、陳、衛、磿、蜀、宣方、霍、厲等方國。霍，即卜辭的霍地，在今河南睢縣西北。蜀，即戰國魏地之濁澤，在今河南禹州東北。蜀、霍均在殷都之南，《禮記·樂記》又有“四成而南國是疆”的記載，因此越戲方、陳、衛等諸國很有可能皆在殷南。據楊寬的考證，越戲方在《水經注·河水》所載的浮戲山下，在今河南鞏義東南；陳即后來封給媯滿的陳，在今河南淮陽；衛即《左傳·哀公二十四年》所載的“豕韋氏”，在今河南滑縣南；磿即《國語·鄭語》中史伯所言之歷，在今河南禹州；宣方即《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食邑于宛”的宛，在今在河南長葛東北；蜀即戰國魏地之濁澤，在今河南禹州東北；霍即《左傳·哀公四年》楚人所襲之霍，在河南汝州東南；厲即《左傳·僖公十五年》齊、曹所伐之厲，在今河南鹿邑東。我們以為楊寬對上述地名的考證大都可信，但宣方和霍地的考證仍可討論。楊寬認為宣從“亙”聲，與“宛”聲近，但古書目前無“宣”或“亙”與“宛”相通之用例，“宣”通“宛”難以坐實。我們認為宣方疑即卜辭之亙方，在今河南長垣。霍之地望，應以卜辭為準，在今河南睢縣西北。

值得注意的是，被武王討伐的越戲方、磿、蜀三國都在洛陽周邊，且是拱衛洛陽的要地。越戲方所在的鞏義是洛陽東部的門戶，北臨黃河，南臨嵩山，自古就是戰略要地，古代著名的虎牢關就在其東北。磿、蜀所在的禹州是洛陽的南部屏障，通過禹州北可逆潁水而上穿過嵩山山系進入伊洛河谷，西可通過汝水北上直達洛陽南郊，戰略位置極其重要。那么，武王為何要在滅商后立即攻占洛陽周邊這些處于戰略要地的方國呢？何尊銘文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之語，大意為武王克商后告祭于天，將在天下的中心洛陽統治民眾，《逸周書·世俘解》載武王克商后派兵征伐洛陽周邊這些處于戰略要地的方國。若將何尊銘文和《逸周書·世俘解》參讀，我們不難推測出武王派兵攻占洛陽周邊這些處于戰略要地的方國是為營建洛邑并在此統治天下所做的軍事準備。

六、結語

首先，本文梳理了學界對班簋和甗銘文中“繁”地地望的討論，認為河南新蔡、四川彭縣、山東汶泗等說均有疏誤之處，臨潁說有可取之處，還可進一步討論；其次，本文以班簋和甗銘文為基礎，再結合其他相關史料，認為兩器的“繁”地應在淮北汝潁中上游一帶，即河南臨潁和襄城之間、潁水以南。班簋銘文中與“繁”毗鄰的“蜀”“巢”分別在禹州東北和睢縣南；再者，本文討論了新見應侯鐘銘文的相關問題，認為新見應侯鐘銘文的“繁”也在河南臨潁和襄城之間、潁水以南。應侯鐘銘文的政治背景是周王室承認繁是楚的附庸國，因而應侯率領楚及其附庸國繁覲見周王，從而確定周王—應侯—楚—繁的四級層級統治；最后，受班簋中蜀地在河南禹州東北的啟發，本文進一步討論了武王克商后所伐越戲方、磿、蜀等國的地望，認為武王派兵攻占洛陽周邊這些處于戰略要地的方國是為營建洛邑并在此統治天下所做的軍事準備。

作者：韓馳

來源：《文博》2026年第1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歐陽莉艷

校對：耿 曈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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