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1946年東京大審判結束后，代表中國出席審判的梅汝璈大法官面色沉重的回到國內，雖然七名日本甲級戰犯被處死，但他對審判結果并不滿意，可英美蘇聯等國卻都想放過這些日本戰犯，讓梅汝璈的大多努力都付之東流，此時他更為擔心的是國內的局勢，國共內戰進行的如火如荼，未來的中國何去何從成為那個時代大多數人都要進行自己的抉擇。
時間轉瞬來到了1948年，國民黨已經日薄西山，他們希望借助梅汝璈的聲望來拉一下頹勢，當年十二月梅汝璈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司法行政部長，這一任命被梅汝傲斷然拒絕，他和友人談到國內局勢時說：國民政府大勢已去，還要在找些人為他們陪葬，我不想攪進政治的渾水，
在南京上海相繼被攻占后，梅汝璈輾轉由東京奔赴香港，他剛剛到達香港后，就碰巧遇到了也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喬冠華，本不想攪入黨爭的梅汝璈被喬冠華描述的大陸美好藍圖說的心動，秘談結束后，梅汝璈就決定北上，回來建設新中國。
來到北京后，梅汝璈先后擔任了外交部顧問，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雖然職務頗多，但主要工作也只是負責翻譯和研究一些國外的法律條文，這讓梅汝璈感到有些落寞，并對國家在外交方面完全倒向蘇聯的國策很不理解，
他認為完全否定西方的文化和法律并打壓英美留學歸來的學者是完全不對的，追尋法律的公正性，嚴肅性難道也是錯的嗎?他的質疑惹得領導不滿，但好在環境寬松，沒為他惹來更大的麻煩，
1957年國家號召百花爭鳴，組織號召各界人士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量提出意見，幫助黨改正錯誤，作為外交部顧問的梅汝璈認為終于可以一吐胸中的悶氣，他的主要意見為；
一，蘇聯專家援助中國是源于兩國兄弟般的情誼，可這些專家搞特殊化，名為顧問實為太上皇，到處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應該限制他們的權力，不能將他們奉為洋神仙。
二，建國后不久，就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貪污的案件，這不是兩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讓好人也會變成壞人，完善的制度讓壞人不敢鉆空子。
可隨著運動的風向轉變，批左變成了反右，梅汝璈的言論也成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為資產階級分子代言，他也被打成右派，小會批，大會斗，成為他生活中的常態。可這只是他悲劇命運的開始，在苦熬了近十年后，更大的風暴席卷而來，
梅汝璈在六十年代初發表的《松井石根與南京大屠殺》一文為他惹來了麻煩，有人指責梅汝璈是通過該文歌頌日本軍國主義，并煽動民族仇恨，革命小將更是揪住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司法部長一事，認為梅汝璈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留在大陸的黑線，是漢奸特務賣國賊，他的家也被查抄，當年東京大審判時留下的資料全部被搜走，那件他擔任審判員時的法袍要被小將們燒掉，梅汝璈死命護住了這件寶貴的歷史遺物，
他說：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第一次審判外國人的法袍，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民族尊嚴的見證，如果被毀，誰也付不了這個責任，看到梅汝璈如此舍命護住這件東西，革命小將們也有所顧忌，最終這件法袍保存了下來。
而梅汝璈則被安排到外交部掃廁所，并每天要寫交代材料，已經六十多歲的他天天生活在重壓之下，聽到的消息全是親朋故舊被打倒或自殺的消息，1972年他中風住院，并在一年后病逝，沒能等到云開月明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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