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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魏水華 圖 | canva
事情是這樣的
今年7月,以色列議會以46票贊成對41票反對,正式廢除了猶太潔食認證改革的法案,取消民間機構頒發潔食認證的資格,將絕對排他的監督與認證權重新交還給以色列最高拉比機構。
簡言之,以后普通人說食物干不干凈不算數了,只有神棍們說干凈,才是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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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輿論中,“猶太潔食”常被認為是嚴謹、衛生與現代食品安全的代名詞。
然而今天的以色列,由國家機器強行介入的宗教飲食,正在把流淌著奶與蜜之地,變成美食荒漠。
根據以色列法律的規定,任何餐廳或食品制造企業,如果沒有獲得官方最高拉比的授權,絕對禁止在招牌、菜單或包裝上使用“Kosher(潔食)”字樣,甚至連“符合教規”、“純凈”等擦邊詞匯也會面臨高額罰款。
看起來合理,但關鍵問題在于,以猶太教立國的以色列,并不是原教旨主義國家,而是一個由歐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甚至美洲人組成的多元社會;信仰涵蓋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甚至秘契德魯茲教的世俗國家。
在這樣的社會里,由政府推動的壟斷機構,借由神權之名整治食物的清潔與否,本身就是一件違背市場意愿和飲食多元化的行為。
眾所周知,食物這個東西,一旦失去多元化、失去食客與廚師的自發意愿,那也就離美食荒漠不遠了。
參考全靠美食圈媒體老師們捧場的杭州西湖醋魚,和滿街都是地道的北京豆汁鹵煮炒肝三件套。
更過分的事,在這種法律賦予的神權背后,還伴生了壓迫性的審查。官方派駐的宗教監察員權力凌駕于店主之上。他們不僅檢查食材,還以“吊銷證書”為要挾,強行干涉商家的日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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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傳統且溫和的阿拉伯裔猶太人什洛莫與妻子傾盡兩代人的積蓄,在特拉維夫開了一家名為“佩尼尼”的家庭式意式小餐館。為了招徠更多的客人,他們第一天就主動申請并拿到了官方的潔食證書。
讓一家意域風味的餐廳,進入以色列的主流文化敘事里,本來是好事,但根據規定,什洛莫要向官方指派的宗教監察員支付薪水。
就是這樣一位依靠餐廳老板養著的神棍,卻把“吊銷證書”當成了斂財的工具。經常在深夜或午餐高峰期闖入后廚,無端指責冰箱里的食材擺放“違反教規”。
隨后,監察員強迫他向關系戶采購高價面粉。面對幾乎被榨干的利潤,每當什洛莫哀求時,監察員便警告:“要么聽我的,要么明天證書就沒了。”
當年逾越節前夕,監察員向什洛莫開出了一份無法負擔的“節日特殊認證費”賬單。賬面已經赤字的什洛莫無力支付,監察員當場撕走了潔食證書。官方拉比機構隨后在宗教社群和社交媒體上發布黑名單,公開暗示該店“不潔”,導致餐館營業額瞬間斷崖式下跌。
面對堆積如山的原材料債務、房租,精神徹底崩潰的什洛莫在證書被吊銷后的第三周深夜,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猝死在自己擦拭得一塵不染的灶臺旁。
因為什洛莫有記日記的習慣,他的遭遇,在死后被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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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和以色列財政部的歷史經濟結構數據評估,因為最高拉比政權的潔食認證壟斷,每年給以色列經濟造成的直接與間接損失高達近30億新謝克爾,折合約7.7億美元。
當然的,這筆巨款,最終會以重復建設、供應鏈溢價和經營成本上漲,轉嫁到了每一位以色列納稅人身上。
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物價高昂程度,在發達國家中也名列前茅,而畸形的潔食體制正是背后的隱形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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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潔食認證的餐廳貴,那些沒有認證的,“不潔的”餐廳價格也水漲船高。而食物的表達形式,也越來越趨同。
比如以色列的中餐館里,叉燒、紅燒肉和蝦、蟹、蛤蜊、魷魚等非鱗甲類海鮮徹底從菜單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雞肉、火雞肉、牛肉和鮭魚、鱈魚等特定的魚類。
因為鴨肉成本高或供應受限,在制作中國國菜“北京烤鴨”時,甚至會用烤雞肉、炸雞柳配上甜面醬,卷在類似春卷皮或口袋餅里,當作烤鴨販賣。
特拉維夫的Long Sang,海法的Yan Yan,莫不如此——即便這些中餐館從沒打算申請潔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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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歐裔猶太人約納坦在耶路撒冷開設了一家名為“旋轉木馬”的咖啡館。
在代表歐洲小資情調的咖啡館里,難免會搭載一些西方元素。但從店鋪開門的第一天起,宗教監察員就開始以清潔的名義,禁止雇傭女性服務員、禁止播放西方流行音樂、禁止在店內舉辦世俗娛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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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監察員還強制店主約納坦雇傭極昂貴的指定拉比清潔工,并經常在營業高峰期突擊后廚,態度傲慢、指手畫腳。不僅強制干涉食材的清洗細節,甚至開始以“吊銷證書”為要挾,暗示約納坦私下支付“臺底費”(小費)。
一旦約納坦表現出遲疑,監察員便會故意在蔬菜里“找出”隱蔽的昆蟲,威脅讓咖啡館因失去證書而破產。
當年年底,面對永無止境的勒索與精神折磨,約納坦決定不再忍受。他公開扯下了墻上的官方潔食證書,將其扔進垃圾桶,并宣布解除該監察員的職務,還在互聯網上發布了宗教監察員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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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隨即派出宗教糾察隊,以“無官方執照自稱潔食”為由,向他開出巨額罰單進行權力反撲。但約納坦沒有屈服。他聯合了數家遭受同樣壓迫的餐廳,在開明派拉比的支持下,發起了名為Hashgacha Pratit(私營監督)的民間運動。
他們在店內掛起透明廚房的告示,直接呼吁顧客用錢包對抗腐敗。這場由一家小咖啡館引爆的“起義”轟動了全國,最終在幾年后成功逼迫最高法院和政府啟動市場化改革,打破了官方監察員一手遮天的壟斷地位:
2021年,時任以色列宗教事務部長馬坦·卡哈納(Matan Kahana)頂住巨大壓力,推出了一項“潔食系統民營化改革”。該法案允許其他溫和派、市場化的猶太拉比組織參與潔食認證的競爭。
新政的邏輯和我們的改革開放很類似:通過市場引入,打破最高拉比政權的壟斷,從而降低全社會的生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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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僅僅五年后的2026年,隨著聯合政府的更迭,極端正統派政黨成為了內塔尼亞胡政權的核心執政盟友。為了鞏固自身龐大的利益鏈條、安置裙帶關系并鎖定選票,這些宗教政黨將“恢復壟斷”作為留在執政聯盟的硬性籌碼。
2026年7月中旬,以色列議會正式投票通過了新法案,徹底廢除了2021年的市場化成果,重新將潔食認證的絕對、排他性壟斷權雙手奉還給了最高拉比機構。
可想而知,整個社會的飲食水平,因而發生了怎樣的倒退。
這是現代味覺向神棍的低頭,也是現代文明向神權政治的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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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地區作為“新月沃土”最核心、最肥腴的土地,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加利利等享譽世界的優質葡萄酒產區,但因為神棍對飲食的限制,今天的以色列,在世界葡萄酒產區版圖上,怎么都排不上號。
諷刺的是,猶太教本身并不禁酒,在猶太教的傳統與教義中,葡萄酒被視為“上帝賜予人類最神圣的禮物之一”,是喜悅、圣潔和祝福的象征。酒精在猶太教的宗教生活和節日中幾乎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哪怕是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這些理論上禁酒的穆斯林國家,在世俗化進程的推動下,也越來越成為優秀的葡萄酒產區,但以色列則逆潮流而動,出現了全球罕見的技術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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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斯坦的霍夫連科酒莊,是我們每年中亞食味之旅必打卡的目的地
根據潔食釀酒規定,從葡萄進入酒莊壓榨開始,直到最后封瓶,任何非守誡的猶太人、世俗猶太人以及外國雇員,連碰一下橡木桶或生產設備的權力都沒有。一旦觸碰,整桶價值數萬美元的佳釀將被直接判定為“不潔”,只能作廢或倒掉。
這直接斷絕了酒企從法國或澳大利亞聘請的頂級釀酒師的可能性。主流的連鎖商超、高檔酒店和大型餐廳為了保住自己的“潔食商譽”,也絕對不敢采購非潔食酒水。這導致本土最具匠人精神的優質葡萄酒,在自己的祖國反而淪為了寸步難行的邊緣產品。
比如以色列世俗世界公認的排名第一的瑪格麗特酒莊,莊主兼釀酒師亞伊爾·馬加利特是波爾多風格的堅定擁護者,由于不愿讓高高在上的神棍來代替自己觸碰木桶和設備,他直接拒絕申請官方潔食證書,被排斥于以色列國內主流品酒比賽和宴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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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最具備舊世界風格的戈蘭高地酒莊莊主兼釀酒師埃亞爾·羅特姆曾公開痛斥大拉比的潔食體制是“斂財的黑手黨”。為了徹底免受宗教監察員的騷擾和勒索,他甚至主動在自家生產的所有高端紅酒酒標上加注“Non-Kosher(非潔食)”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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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第二大商業酒莊巴坎酒莊,本來擁有極高級別的潔食認證。然而為了獲得更極端的宗教認證以擴大特定保守市場,酒莊向宗教監察員妥協,強行禁止其廠內的埃塞俄比亞裔猶太員工接觸生產線。原因是該極端教派不承認黑色人種是真正的猶太人,認為他們碰過的酒不潔——這種赤裸裸的人種民族歧視,居然被以色列政府認可。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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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以色列餐飲界的傳奇——耶路撒冷尤加利餐廳在經營40年后,正式閉店。
當晚,75歲的餐廳創始人、多年來在食物民俗學上積極探索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文化和解的大廚摩西·巴松,親自來到前廳,與客人們灑淚道別。
他說,餐廳的關閉原因是:地緣沖突導致的旅游業寒冬、高昂租金重創。
還有一句沒說的話是:越來越看不到頭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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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名菜馬格魯巴倒扣飯、無花果釀烤雞、耶路撒冷朝鮮薊湯,還有意大利作家溫貝托·艾柯的那句:“為了你的廚藝,我愿成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到此都成絕唱。
歷史從來不全都螺旋上升,沙漠也不全會都慢慢變成綠洲。
相反,歷史的逆行,綠洲的沙化,也是人類餐桌故事里的,更現實的另一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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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imes of Israel Staff.(2026).Knesset Reverses 2021 Reforms, Restoring Chief Rabbinate Monopoly Over Kosher Certification.The Times of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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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ogov, D.(2012).Rogov’s Guide to Israeli Wines: Terroir, Kashrut, and the Contemporary Winemaking Revolution. London: Tob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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