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該為出生率崩潰負責嗎？

來源 l 大西洋月刊

社會正在陷入新生兒越來越少的困境，而各方對背后成因莫衷一是。全球大多數人（包括美國人）所處國家的整體生育率，都低于人口學家所說的人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rate）。這意味著，如果沒有移民補充，人口就會一代接一代萎縮。部分地區生育率極低，下一代人口規模預計僅為上一代的一半。

學界已經提出多種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一些專家歸咎于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另一些人認為根源在于育兒成本；還有人把原因歸結為生存焦慮或是過度養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動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問題出在男性身上。在一篇引發廣泛討論的新工作論文中，她提出，丈夫依然沒有承擔公平份額的家務和育兒工作，迫使妻子不得不在生育和事業發展之間二選一。于是，女性做出了符合經濟理性的選擇 —— 少生孩子。戈爾丁在配套的隨筆中寫道：“在女性自主權不斷提升的大背景下，如果男性能切實證明自己是可靠的‘好父親’，而非讓人失望的‘甩手掌柜’，生育率就會隨之走高。”

戈爾丁的理論頗具吸引力，因為它有望化解生育率討論中一個令人尷尬的矛盾。從歷史來看，生育率下降總是伴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和自主權擴大。當平均生育數從 7 個降到兩三個孩子時，這普遍被視作一件好事。但如今生育率跌破人口更替線，呼吁扭轉生育下滑的聲音，聽起來仿佛是在抨擊女權主義本身。可倘若戈爾丁的觀點成立，這一矛盾便不復存在。在她的分析框架下，女性地位提升推動了生育率下行，而只有進一步追求性別平等，才能讓生育率回升。

可惜，這套理論似乎站不住腳，數據并不支持該結論。過去數十年，男性承擔的家務和育兒占比一直在提高，但新生兒數量卻持續走低。

一個國家經濟走向富裕，生育率往往隨之下降。但上世紀 90 年代，學者注意到：部分高收入國家，例如法國、挪威，生育率遠高于日本、意大利這類高收入經濟體。該如何解釋這種差異？

有學者提出假說：社會傳統的變革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他們認為，在日本、意大利，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在外適應現代社會，另一方面仍把大部分家務勞動壓在女性身上，這讓女性身心俱疲，不愿生育兩到三個孩子。反觀法國、挪威，民眾更愿意生育，因為他們相信家庭內部會實現更公平的分工。澳大利亞人口學家彼得?麥克唐納（Peter McDonald）在 2000 年發表了提出該理論的經典論文之一，他告訴我：“女性會看到其他女性的處境。”

戈爾丁的新論文正是建立在麥克唐納等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她的理論認為，低生育率國家正陷入一種 “錯配”：女性向往現代獨立生活，但男性卻不希望女性這么做。該論文構建了一套簡化經濟模型來推演生育決策。模型中將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 “盡責父親”（"" bdsfid="396">duds"），幾乎不參與家庭勞動。如果受過教育的女性嫁給 “甩手掌柜” 并生育孩子，對方幾乎不會分擔家庭事務，女性就不得不犧牲事業，最終收入水平和沒上過大學相差無幾。反之，若嫁給 “盡責父親”，她既可以生育子女，又能充分發揮自身經濟潛力。

放到社會層面，女性要等到生育之后，才能看清自己伴侶屬于哪一類。因此，女性的生育意愿，會取決于社會中 “盡責父親” 與 “甩手掌柜” 的比例。社會中 “甩手掌柜” 越少，女性就越敢于生育下一代，而不必擔心因此承受薪資損失。

所有經濟模型都是對現實的簡化，但不同模型的假設合理性有高下之分。戈爾丁的模型預設，只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會權衡是否生育。然而在美國等部分國家，沒有大學學歷的女性，其不生育的增速甚至超過大學學歷女性。另一項關鍵假設是：伴侶屬于 “盡責父親” 還是 “甩手掌柜”，是完全隨機的。現實中，婚戀雙方的篩選匹配程度可能達到歷史新高。人們更傾向于和教育背景相近的人結婚；離婚占比有所下降；生育前同居的時間變長。在生育子女前，我們有比以往更多時間考察伴侶；隨機遇到一位家庭性別觀念差異巨大的伴侶的概率不僅很低，還在持續變小。

該理論更大的漏洞，來自那些看似支撐它的數據。戈爾丁采用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時間使用調查數據，把女性承擔無酬勞動（育兒、家務）的相對多少，當作社會中 “甩手掌柜” 占比的代理指標。戈爾丁的數據顯示：女性承擔無酬勞動遠多于男性的國家，總和生育率更低；家務分工更加均衡的國家，生育率更高。論文配圖呈現出兩者之間很強的相關性。

問題在于，只有沿用戈爾丁那套略顯特殊的樣本篩選方式，圖表呈現的關聯才成立。舉例來說，縱軸的生育率全部采用 2019 年數據，卻不對應各國時間使用調查的實際完成年份，而很多國家自 2019 年后生育率大幅下跌，這就造成多方面的數據失真。以芬蘭為例，論文引用的時間使用調查完成于 2010 年，彼時芬蘭生育率約 1.9，但戈爾丁繪圖卻代入該國 2019 年 1.35 的生育率。這個數值碰巧接近芬蘭當下水平，但愛沙尼亞就并非如此，該國生育率從 2019 年的 1.7 跌到 2025 年的 1.2。

戈爾丁的樣本限定為 2009?2019 年完成時間使用調查的經合組織國家，卻剔除了墨西哥、土耳其：兩國女性承擔大量無酬家務，但 2019 年生育率依舊較高。與此同時，她納入了葡萄牙、丹麥，而兩國的時間使用調查分別完成于 1999、2001 年。另有澳大利亞、奧地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亞、拉脫維亞、愛爾蘭六國，其調查同樣在 1999?2009 年間完成，但大多不符合該理論模式，便被排除在外。部分國家已有更新的時間使用統計。比如，若采用波蘭和美國最新調查，無酬勞動的性別差距會縮小大約 25%。

一旦納入戈爾丁剔除的國家，同時采用最新的時間使用與生育率數據，兩者之間幾乎不存在關聯。擬合曲線趨于水平，由家務分工差異所能解釋的生育率波動，在統計學上的 R2（決定系數）僅接近 2%。

我就這篇論文采訪戈爾丁時，她愿意接受相關批評。“你提出的所有質疑，我自己也會對我的研究提出，” 她對我說。她承認 “模型可以有上百種修改方式”。至于數據選取，她解釋是為了和論文舊版本保持連貫。“做研究時，你會先用一套數據搭建分析框架，之后就不會再去思考，或許我該換另一套數據源。” 之后她通過郵件表示，這張圖表 “并不是論文與研究的核心部分”，并且 “應當謹慎開展跨國對比分析”。

其他學者轉述戈爾丁的觀點時，同樣遭遇方法論缺陷。南加州大學心理學家達比?薩克斯貝（Darby Saxbe）去年在Slate發文提出，男性多做家務育兒就 “可以挽救生育率”。文章配圖同樣對比經合組織國家男性無酬勞動占比與生育率。我嘗試復現該圖表，得到的結果截然不同。郵件溝通后，我們找到了大概率的原因：薩克斯貝圖表的數據由 AI 搜集，部分數值疑似是 AI 生成的虛假數據。

戈爾丁表示，她論文的靈感源自 2008 年一篇極具影響力的研究《白鸛會重返歐洲和日本嗎？理解發達國家的生育率》（Will the Stork Return to Europe and Japan? Understanding Fertility Within Developed Nations。題中stork，白鸛，西方民俗傳說有白鸛送嬰兒之說，指新生兒——編者注）。該論文作者發現：一國年輕母親描述的男性伴侶家務育兒貢獻，和該國生育率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按照該論文測算，男性無酬勞動占比每提升 10 個百分點，對應每位女性多生育 0.4 個孩子，這是相當可觀的差距。

也就是說，生育率與男性家庭貢獻的相關性，在過去某段時期確實顯著，但更新數據之后，該關聯就消失了。白鸛一文使用的是 2002 年的調查和生育率。換成可獲取的最新 2022 年調查，搭配多數國家最新的 2024 年生育率，得到的曲線幾乎完全水平：男性家務勞動占比差異，基本解釋不了各國生育率的高低。富裕國家之間生育率依舊存在差距，但這和男性家務參與度看上去沒有關系。

白鸛一文曾給出樂觀預判。研究觀察到 “所有高收入國家男性承擔的家庭責任占比都在上升”，于是預測 “生育率最低的高收入國家，未來數十年生育率或將回升”。可這并未成真。男性家務參與占比持續走高，生育率卻進一步下滑。現有數據覆蓋的幾乎所有國家都呈現這一現實。芬蘭 2010?2021 年無酬勞動的性別差距大致減半，生育率卻從 1.9 降至 1.5，如今只有 1.3。韓國 1999?2024 年家務性別差距縮小 42%，同期生育率從每名女性 1.4 跌到 0.75。2008 年那篇論文的合著者、經濟學家布魯斯?薩瑟多特（Bruce Sacerdote）告訴我：“我猜想這套理論本身沒錯，只是其他因素的影響力完全蓋過了它。” 可如果男性更多參與家庭勞動真能推高生育率，那這份效應目前完全觀測不到。

倘若男性多分擔家務真的可以扭轉生育率下滑，那無疑是好消息。這既能減輕女性負擔，又可以幫助世界應對人口老齡化、經濟停滯、養老金體系崩塌的危機。可惜，現實已經完成了這場社會實驗，結果擺在眼前：男性的家庭付出變多，新生兒數量依舊下跌。這并不代表男性已經做到極致，但足以說明，僅僅靠男性多做家務，很難解決生育困境。而告訴女性，說她們身邊到處都是 “甩手掌柜”，就更站不住腳。*

八個國家總和生育率變化 來源：戈爾丁論文

中國、墨西哥、印度、尼日利亞生育率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