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陳寅恪，豈止“公子哥”作派，他還只擔心“吃不到大米”

前一段，學者葛兆光原刊2011年《讀書》雜志上一篇談陳寅恪的舊文，讓好事者給翻了出來，其中幾句“酷評”，提到老陳有“公子哥作派”，且“相當注意對待遇的討價還價”，讓網上好些“承學之士”很憤怒，不惜大張撻伐。對此反應，我是覺得很奇怪的，又覺得很好笑。他們眼中的“學術大師”,似乎得圣潔到完全不食煙火才行，要是他們曉得同時另一“民國大師”顧頡剛，還要寫日記每天觀察大便，有時出外還要拉在褲兜上（1955.9.24.啟功就說自己某回講座當場拉了)，不知又該作何感想矣。

網上某視頻節目

實際上，早在1990年代，當我廣東老鄉陸鍵東偶然一鏟子下去 ，陳寅恪得以從孤墳荒冢中猛然“重新出土”那會，他就已經有了“貴族史學家”的諢號。此處“貴族”既指他“是簪纓世胄，況又是黌宮名士”的尊貴出身，自然也在說他的生活狀況并非普通人，要求很高。想1948年底，龍榆生長子龍廈材考取清華，奉命去看望“父執”陳寅恪，茶話間談及去留之事，陳最擔心的可不是什么“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而是一旦“留兮中州”，“在生活上則怕吃不到大米”（《龍榆生先生年譜》增訂本，頁156），讓訪客大吃一驚，直到50年后還“印象最深”。揣其意，似乎同樣略有微詞，以為一代大儒怎么會如此俗氣呢，都天翻地覆了還一心想著大米啊？我想，這里的龍廈材，大概也與那些批葛“陳粉”一樣，其實是既不了解陳寅恪，也沒明白所謂“士志于道”與“恥惡衣惡食”從來都不矛盾的，所以會一驚一乍。要知道，在當時，即便是“老實到像火腿一般”的王國維，我看他與羅振玉的往來書信，照樣反反復復討論出去上班時的待遇問題，甚至不乏各種人事上的算計，尤其是在與繆荃孫的交往上（見張仲民《后來誰與定吾文：民國初年的學術和政治》，上海人民26年版）。說白了，大師也是人，也要生活，“特級教授”也得上班領工資，到超市買菜也要乖乖排隊付錢。插句有意思的閑話，同時還有個冼星海，也是南方人，也洋學生出身，到了陜北后就是受不了吃小米，以為“沒有味道，粗糙，還雜著殼，吃一碗就吃不了”，導致長期營養不良。可見當天地玄黃正際鼎革之日，盡管陳寅恪最憂心的居然是“吃米”問題，顯得很奇怪，其實也是“吾道不孤”的。

說起來，陳寅恪是有“公子哥”的底氣的。論出身，一眾民國大師里，他應該是門第最顯赫的了，祖父是叱咤風云的封疆大吏，老爹是“吏部詩名滿海內”的文壇巨擘，兄弟一群又都很能耐，并非只會負手軒眉哦大句，可說自家就是晚近中國“政學系”夢幻組合，本就不可等閑視之。陳寅恪留下的第一張照片在6歲時，那是1896年，拍攝于長沙巡撫署后花園，那時的胡適都還只能在安徽鄉下玩泥巴。晚清時分，陳家就已經訂閱昂貴的英文報紙。陳兄弟五人，除了四弟陳方恪需要留下來侍奉雙親，此外全部出國留學，還多是自費，也可見家底。生在如此貴富之家，講究吃穿用度，在意薪水多寡，要求生活起居優渥，甚或帶有“公子哥”作派或“大少爺”脾氣，本就是很正常的，不宜以我輩“小鎮做題家”的思維去理解。據其女兒們回憶，陳寅恪自小愛吃西餐，差不多只吃牛油、牛奶、面包，也很好吃懂吃，甚至曾經典當掉懷表，只為與侄兒在西餐廳大快朵頤一頓，晚年正當風聲鶴唳之際，也喜好到廣州沙面吃“正宗西餐”，興致不減當年云云（《也同歡樂也同愁》，頁30），都能看出點端倪。陸鍵東總結陳寅恪性格，是“孤清”與“倔傲”四字，且認為與其生平經歷密切相關，這是很對的觀察。葛兆光翻看《陳寅恪書信集》，覺得他不夠寬容，言行比較峻急，并“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學者那樣高姿態、不屑于斤斤計較”，對門衛都要“嚴厲追究、不依不饒”，既大顯“公子哥”派頭，又頗高高在上似對平民沒什么同情心，也是客觀評述。陳寅恪這樣的顯宦名門子弟，是很難要求他有什么“草根精神”的，要讓他跟我一樣每天早上蹲在街頭吃4塊錢一碗的熱干面，那不現實。

只能說，正是這樣的出身，是“生長王謝，頗事繁華”過的，搞學術的目的反倒不會奔錢去的，否則以他的家世、人脈與資歷，直接到仕途上大展宏圖好了，沒必要坐冷板凳苦哈哈。他生平的第一份工作，就是25歲那年北上“經界局”，給局長蔡鍔當秘書，隨后又轉入其父密友、時任湖南省省長兼督軍的譚延闿幕中，直接出任“公署交涉科科長”，起步就高的嚇人，要混官場大有可為。要曉得，前此三年，魯迅費力托關系找工作，終于到了教育部，只當了一個普通科員，就心滿意足不敢他求了，陳就完全看不上此類職務，只當兼職偶一為之，其實也能看出他的“公子哥作派”與性格上的任性。只是這樣的人，頗似張岱曹雪芹，往往也能屈能伸，生活要求上能上能下。陳寅恪對生活待遇頗有要求，但早年實在窮得沒法時，也能咬牙忍過來，褐衣缊緒糲藿之食不以為意。周一良回憶，陳寅恪在哈佛時，穿衣打扮都非常可笑，因此在校內很有名（《 <柳如是別傳> 與國學研究》，頁12）；隨后在德留學那會，江西官費曾因故停寄，那段時間陳就每天窩在圖書館，“僅帶一點最便宜的面包充饑，全天不進正餐”，周圍留子都努力掙獎學金，他也夷然不屑，寧肯挨餓。但與此同時期，他顯然又大手大腳，花錢可稱揮霍，所以吳宓當初看后很震驚，羨慕他的“豪華”，比如那么多昂貴的書他說買就買，缺錢了就又賤價賣掉；他可以在“東方樓”大設宴會，席上名貴菜肴盡有盡有，“豪放與慷慨由此可見一斑”（劉克敵《陳寅恪和他的同時代人》，頁35），楊步偉也說他回國后最念念不忘的是哈佛“醉香樓的大龍蝦”。而且，到了參加工作，奉獻社會，自以為本應該得到最好的時候，他就會毫不客氣地額外苛索，讓人大搖其頭。比如同樣是“吃面包”，1940年代流離西南聯大時分，他寫給妻子的家信，屢屢都是都在抱怨吃喝，說“此間最難在飲食”，“根本不喜吃”中國菜，尤其是面包難吃，所以每月要花高價請“法國人做”，可味道也不過“略可”而已。要知道，那是個餓殍載道?的時代，絕大多數有的吃就不錯了，后方人員還要吃好喝好，道義上都說不過去的。當此艱難國窮之日，“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何在呢？平心而論，這樣的陳寅恪，不正是“公子哥”作派么？

以我的閱讀所知，成名之后的陳寅恪，在待遇上確實是斤斤計較的，并非一味地“呆頭呆腦”，此不必為之諱言。這也是陳寅恪，還是比較真實的一面。按現在學界共識，陳寅恪的教授職業生涯，自任清華國學院導師之后的數十年間，始終都“躋身當時文人學者薪津收入最高者的行列”，但他似乎永遠都缺錢，不停地哭窮，而他的“家累”實際又并不重，居然還“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讓人費解。他自稱“好利而不好名”，這是很坦誠的夫子自道。據張求會研究，他愛貓，喜歡家具，喜歡臘梅與海棠，喜歡京劇與歌劇，常年有午睡與散步的習慣，早餐都是牛奶面包，是很懂享受生活的一個人。他對錢財應該無甚概念，但他顯然又很在意多少，比如他在港大教課時，每周八課時，月薪港幣400，何其高薪又輕松的活，可他會抱怨課太多、人太累、錢太少（1941.10.16致傅斯年信）。葛兆光就是據此論定他“相當注意對待遇的討價還價”的，我以為確屬實情，這是他一以貫之的作風，不妨摭談一二：1925年，他應允出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后，發出的第一封信就是要錢，而且是很大一筆錢，要求預支薪金2000元，好在校方不差錢也大方，不僅如數給了，還給他了代購書籍款2000元；1939年，牛津方面聘他當“漢學教授”，陳拒絕的原因就是嫌給的待遇低，“蓋牛津俸薄”也，就是“討價還價”。到了1949，他開始猶豫于去留之間，最終決定留在嶺大養老，待遇優厚未必不是考慮重心了，因為1948年6月時嶺大校長陳序經就曾北上游說過，許諾給予豐厚報酬，事后也果不其然，南下的陳寅恪是被當“國寶”對待的，薪資據說不僅是嶺大最高，甚至可能全國最高，同為“部聘教授”的好友吳宓還不及其一半，可這樣的陳寅恪在1954年還抱怨“收入不夠開支”,校方不得已特批每月補助60萬元——按照吳定宇的說法，單單這個補助款，足以彼時三個學徒工人的收入。他得到大量專供，以及大量進口藥物與營養品，甚至都不要錢。晚年陳寅恪，對于自己得到的“超額待遇”，顯然是甘之如飴的，雖然偶爾也會感到不安，會主動想付款買下，吳定宇披露的檔案材料都有記錄（《守望：陳寅恪往事》，頁351）。而稍早之前，他與數十年至交兼姻親傅斯年鬧到絕交，也是因為“錢”的問題：至少從1941年開始，傅就不斷匯款資助、接濟他，但這些款項無疑都是公款，傅的本意是要他到“史語所上班”抵債的，可陳寅恪就不愿意，甚至“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惹得傅大發其火，從此音問斷絕。

當然，這樣的陳寅恪，“公子哥”作派也好，斤斤計較待遇也罷，我都不覺得是缺點，而且認為這是一種自尊自信。按我理解，在陳眼中，人生固然“絕不可倚學問以謀生”，即“學問”不是拿來賣的，但要是當了“教授”，那就是一種職業，在“待遇”上怎么“討價還價”都是正當的，只要“我”的付出與貢獻值得，此刻你再跟他扯什么“君子固窮”“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大道理，他肯定會跟你急。這才是正常人的思維，要求“大師”必須人格高尚到于錢財一無所求，且只會牛馬般奉獻，我總覺得不對勁。一個真實的陳寅恪，就是從不貪財，但也確實很在意待遇，對生活也有比較高的要求，僅此而已。他不自虐，他堅信自身的價值，他有著高度的自尊自愛，他是該得的就索要，不屬于他的一介不取，一點都不虛偽，且一旦意識到這個社會不需要他了，“他們不要我的東西”，還要將他罵倒批臭時，他是即便風燭殘年了，甚至都是身殘病重一盲翁了，照樣隨時棄之若敝履，會立即“決定不再開課，準備遷出中大”，清白能留愿為灰，任何說項與壓迫都無法令他屈服。全部串連起來看，這其實就是一種真正的且無比真實的“知識分子風骨”：身板子鐵硬，心智也很正常。想陳寅恪晚年，對那些舊識多很失望的，他說俞平伯游國恩是“巧宦”，“其情可憫，其事可鄙”，他大發雷霆連罵季羨林周一良“卑鄙，卑鄙！”，他告誡學生劉節千萬別學曾昭掄他們，認為“知識分子無氣節”就是“可恥的”（《守望：陳寅恪往事》，頁317），似乎至死永遠不脫“公子哥作派”，也似乎很缺乏對人的“同情之理解”，儼然“落伍”的很可以，可現在回看無疑是既振聾發聵，又巋然魯殿靈光的。當年潘伯鷹有詩贈龍榆生，“正坐吾曹寬斧鉞，遂令此輩得縱橫”，陳寅恪之可貴，可能正在這種大節大要上的“斤斤計較”。

所以，我總覺得任何人都是很復雜的，豈止一個反差版的“公子哥”陳寅恪而已。比如，根據中大現存檔案，當陳落難之日，他身邊那些高足、師友以及熟悉的學友，玩得好一手“翻手作云覆手雨，當面輸心背后笑”，都在明里暗里地落井下石，陳還始終蒙在鼓里。其甚者，上午還在他家里高談闊論談詩論文言笑晏晏的密友，下午就遞交了一份報告，通篇對他很不利。還有一些彼時才俊，魯迅筆下所謂的“新的時代的青年”，更是主動對他重拳出擊，可待雨過天晴后，又急轉直下一改故轍，口口聲聲尊他為“現代國學大師”，攀扯當年交情了，著名者如他的那位“揚州世交”，也就是日后南大中文系的“文史泰斗”卞某先生，吃瓜起來都非常可笑。倒是他早年與之情好款洽，后來又水火難容的同事容庚，此時無疑正是報仇的最佳時機，卻全程保持了沉默，從未趁人之危——其學生也說，“在那個時期，容從未舉發過誰，也沒有說過任何人的壞話”，堪稱那個時代吉光片羽般的正人君子，也可說在舉世皆醉中奇跡般地守住了良知良能，不僅氣類之私而已。

所以社會常常是不可捉摸的，而人是很復雜的。譬如同樣是這個容庚，曾經迫于生計“落水”可不以為恥，還曾生性貪財好貨到不惜造假古董獲利，甚至生平津津樂道的名言就是“生財有大道，成名有捷徑”，可就是這樣一個人，也是“?寧肯跳珠江也不批孔子”，你說他是“君子儒”還是“小人儒”呢？我反正是說不清楚，也看不明白的。我只曉得，陳寅恪的“郁伊之懷”是可以理解的，而這個世界若少了容庚這等異類奇葩，也是未免太沒意思的。

2026.8.12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