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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峰離世后,他以一己之力帶火的報志愿這門生意并沒有降溫,諸多高報師(高考報志愿師)剛剛度過了一個最好的夏天。按照人均6000元的輔導價格,這個夏天,有人入賬幾十萬元。
即使網絡檢索和AI工具如此發達,高考志愿依舊是一門關于信息差的生意,和過去不同,這種信息差變得更加隱秘,也更加和一個家庭的資源、認知能力綁定在一起。
張雪峰離開了,市場還在,高考報志愿,“從一項小眾、稀缺的奢侈品,被普及成了一項必需品”。跟著熱錢,藝考培訓機構、補習提分班、寶媽甚至高校就業處、招生辦的老師都紛紛入局想分一杯羹,報志愿市場變得魚龍混雜,進入“戰國時代”。
文 |謝韞力
編輯 |張輕松
運營 |步鳥
付費報志愿的人更多了
2026年高考出分日,上海高報師小宇的直播間巔峰時涌入超2萬人,而2026年整個上海高考人數也不過6.67萬,“差不多有1/3的考生在看我們直播”。當晚,小宇就收滿了50個學生,往年收到這個數,通常得等到出分幾天后。按照人均6000元的輔導價格,這個夏天,小宇入賬幾十萬元。
原本,小宇是帶著忐忑坐進直播間的。入行5年,今年危機感尤為強烈。社交平臺一打開,就能刷到AI報志愿的筆記,還有一些帖子抱怨物價,她隱隱擔憂今年的招生情況,比往年提前了2個月籌劃。小宇還頭次嘗試了直播,一開播,就如同高考問診室,4個小時里,她只做一件事:家長、考生在評論區報分數,她回答能報哪些學校,對話像流水線一樣機械。下播時,“人都麻木了”。她也暗自松了口氣,“AI還替代不了我們”。
小宇告訴每日人物,她身邊的同行今年普遍招生都不錯,高考報志愿市場比前幾年更火熱了,越來越多家長能夠接受,支付幾千元至上萬元,完成高考志愿填報。
數據也有佐證。2026年高考人數為1290萬人,同比下降45萬,但志愿填報付費市場卻逆勢增長。據艾媒咨詢數據,2026年中國高考志愿填報市場付費規模預計達11.6億元,同比增長6.4%。
家長們依舊蹲在峰學未來直播間。
對于峰學未來,2026年的高考季不只是普通旺季,也是失去創始人張雪峰后,第一次完整的業務壓力測試。張雪峰離世半個月后,團隊恢復直播,總經理武亮坐到了鏡頭前,第一場直播從早上7點持續到中午12點后,連續超過5個小時,累計觀看人次超過600萬,在線人數峰值超過13萬,和張雪峰直播成績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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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亮在張雪峰團隊的直播間。圖 / 網絡
武亮復制了張雪峰風格,不時發表一些激進的言論,最有爭議的是有家長在直播間里問:孩子考完了,要不要給他買臺電腦?武亮說沒必要,“大一既不用做PPT,也不用學編程,至于剪視頻和排版,一部手機全能輕松搞定”。在他看來,大一就給孩子買電腦,等于給他們配了一臺游戲機,開學直接就能“玩瘋”。很多人完全不買賬,“什么年代了?”
臺前是武亮代表著公司,臺后實際控制人是張雪峰家人。前不久,張雪峰名下三家公司均已完成工商變更,張雪峰從股東、法人、執行董事的位置上全部退出,他母親和11歲的女兒張姩菡進入股東會。立秋,張姩菡給峰學未來員工點了“秋天第一杯奶茶”。
每日人物查詢到,6月初,峰學未來售價12999元的2026屆志愿填報服務,僅有新疆等少數省份還有名額,其余均顯示售罄。員工何尋稱,公司每位老師在高報季服務30~40個學生,公司不時會問,“還有老師有名額接單嗎”?往往意味著收到了訂單咨詢,“但幾乎都沒有人空閑”。
何尋稱公司并沒有受到張雪峰離開沖擊,他用網購打了個比方反問,“有淘寶是因為馬云,但你網購是因為馬云嗎?而且馬云在的時候,拼多多不也起來了嗎?”
小宇感受到,如今家長對高考志愿的認知發生了明顯變化,“高考報志愿從一項小眾、稀缺的奢侈品,被普及成了一項必需品,就跟出門得背個包一樣”。她剛入行時,家長們對付費報志愿是陌生的,“純屬硬賣”,每天在朋友圈、社群等互聯網角落打廣告,“完全是在線上發傳單”。
話術也需要制造點焦慮,“高中階段最后一次付費”“不要浪費孩子分數”。但最終真正成單的都是比較極端的案例,比如“學校通知交表了,一家人還沒有研究明白,臨時打聽到我們,付完錢,半個小時內就出現在辦公室,要求明天早上9點交表”。到現在,她只用在社交平臺介紹自己“有5年報志愿經驗”,就能坐等客戶上門。
報志愿的受眾也比多數人想象得廣闊。一部分家庭確實缺少信息渠道,沒有相關人脈;也有典型的上海知識分子家庭來找小宇。她見到一些客戶,已經自己填好了24個志愿,“一看就是在家下了功夫的”,只是希望她幫忙確認有沒有風險,“多數人是來買一個心安的”。
而在峰學未來,愿意花1萬元買志愿服務的,多數是小城市中產、體制內家庭,還有一些985學校的教授,“四川大學、南京大學、中科大的教授們也來咨詢”。
這門不起眼的生意,正在從大城市一路下沉到縣城。有人回老家不久,就被拉去兼職報志愿,高考出分后,志愿機構就是小城最喧囂的去處,無數熟人、同學在此相遇,一單售價4000~10000元,縣中的家長也咬牙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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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高考灰姑娘》
復制張雪峰,高報進入“春秋戰國時期”
高考報志愿市場幾乎是張雪峰從零開拓出來的,這個行業沒有統一的標準、沒有官方認證的從業資格、更沒有成熟的培養體系,從服務流程到內容表達,再到獲客,很大程度上都帶著張雪峰的影子。
不少高報老師和張雪峰一樣,最初都來自教培行業,在學生需求的推動下轉入這一賽道。小宇第一次注意到高報市場是2022年,她從一所985大學畢業,在教培機構擔任老師,高三的畢業生頻繁向她咨詢報考問題。彼時,雙減政策落地,教培行業遭遇重創,填報志愿如同一股熱流在寒冬中涌動。
小宇開始系統地研究報志愿,上下班讀張雪峰的書,看他的課程和直播切片。一種朦朧的認知被張雪峰總結出來了,報志愿的核心是兜售一種觀念:選擇大于努力。
張雪峰是行業代言人,但這個市場仍有巨大的縫隙。目前峰學未來仍是當前升學規劃領域的頭部;第二梯隊是一批全國性連鎖與平臺,比如蜻蜓生涯、百年育才、載望升學;還有一批形成差異化定位的機構和網紅IP,比如主打985、211院校規劃的銳哥說升學;聚焦逆境學生的升學路徑,強調低分上本科、職校專業選擇等細分需求的吉田;還有推留學的暴叔。
如今,高考志愿填報市場大致形成了兩種模式:一種是峰學未來這類面向全國招生的機構,依靠品牌和名師吸引家長;另一種則是深耕本地市場的區域機構和個人高報師,他們更了解本地情況,費用門檻更低,正在遍地開花。每日人物在企查查搜索“高考志愿”,目前國內至少有2400多家相關機構,有家長形容,報志愿是“春秋戰國時期”,很難從家長口中聽到相同的機構名字。
小宇是在聽張雪峰直播時,確認了自己可以切入高考報志愿市場的信心,“張雪峰在直播間的建議放在上海不一定合適,上海招生還有綜合評價批次,上海交大、復旦大學等學校把不少名額放在這里,只有上海本地人才懂怎么報”。她斷定高報是個沒有充分競爭的市場。
小宇逐步摸索出一套服務流程,高考出分前,先跟學生和家長面談一次,了解成績、性格、家庭期待和未來規劃;出分后,根據最終成績完成第二次咨詢,確定志愿方案和院校選擇,這樣一份服務收費6000~8000元。
在她眼里,這份工作的技術含量不高,只要做得久、記性好就夠了。唯一限制是學歷,作為咨詢行業,極其需要權威背書,學歷就是最好使的第一張牌。“在上海這個圈子,機構主推的老師沒有一個是低于985高校學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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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報志愿做的筆記。
除了提供信息,高報師還承擔著另一項功能,提供情緒價值,適當“背鍋”,在中國家庭,這種角色是必要的。
報志愿是一件隆重的事情,坐在小宇面前的,通常都是一家三口。關于志愿選擇,多數家庭內部已經討論過了,沒有結果,才來到高報機構,希望聽一下外部意見,“免得孩子發展不好互相責怪”。
如果從高報師視角觀察家庭,會發現一家人輕輕松松達成一致的是少數。有父母是老師,希望孩子進入教育系統,這樣能庇佑她,但孩子想學醫。于是,一坐下就開始吵,吵到全家都哭了,她不得不介入,穩定雙方情緒,嘗試尋找兩種選擇之間的連接點,“小孩如果當不了醫生,可以去保險公司、藥企,爸媽在教育體系,學校的校醫院也可以考慮一下”。調和矛盾的殺手锏是“這個專業還能考公”,最終選定了孩子更想學習的醫學專業。
對于一個新市場,最大的難點就是獲客。張雪峰在制造行業聲量的過程中,曾一次次用充滿爭議的論調,讓高考報志愿從一個家庭內部的事件,變成了公開討論的社會話題。他曾說,“生化環材‘四大天坑’,不是名校博士別碰”“想上外交學院將來當外交官?天黑了適合做夢”“家里沒有企業要管理的別報管理”“普通家庭的孩子‘試錯成本太高’”,這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擊中了普通家庭在當下社會結構里最深的焦慮,焦慮又被轉換成了實實在在的訂單。
這是高考報志愿生意存在的現實土壤,每一次擴張背后,都是人們相信,選擇在變得越來越重要。踩中了“風口”的高考報志愿,逐步變成一個相當可觀的市場。據小宇估算,在上海,每年有六七萬人的考生,足夠幾百個志愿老師消化,包括四五家大機構、十多家小機構,以及很多民間老師。
2年前,小宇也從機構離職自己做,一個報志愿季,收入足以覆蓋一年的開支。小宇告訴每日人物,教培機構競爭激烈,但報志愿老師之間都是和諧的,原因很簡單,“這里是增量市場”。
但這個快速膨脹的市場,尚未建立起與規模匹配的規則。市面上充斥著大量“零基礎、三天速成”的培訓課程,讓沒有任何教育背景和專業知識的人也能輕松上崗,搖身一變成為“專家”。
央視曾曝光,一些號稱擁有10年經驗的資深填報師,實際上只是入職兩個月、沒有底薪、只靠提成的新員工;還有機構直接調用AI生成志愿方案,稍作修改便交給家長。直播間那些侃侃而談的“高報規劃師”,頭銜是:10年實戰、累計服務2000家庭,背后全是入職倆月的銷售、在校大學生兼職,證書是P的,資歷是編的。
機構通常依靠名師吸引家長,但真正負責填報的,往往是隨機分配的老師,專業水平參差不齊。小宇告訴每日人物,遇到咨詢她的家長,她都會提醒:“如果已經決定報機構,寧可多花一點錢,也盡量指定直播間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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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墊底辣妹》
由于高考報志愿服務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很多機構并不愿意長期養一支龐大的團隊,而是選擇在高考季大量招募兼職人員,其中,寶媽成為不少機構重點招募的群體,機構賺到的第一筆錢,通常就是培訓費。
重慶人許曉報名過高報培訓。她發現,在一些培訓機構的宣傳里,這份工作幾乎完美捕捉到寶媽的焦慮:長期負責孩子學習,如果孩子成績不好,老公會有意見,不如來學習報志愿,既能輔導孩子,還能利用空余時間獲得收入,在家就能上網課,工作不忙,月入10萬元,甚至承諾,“沒有學生的話,不要怕,機構會幫你推薦”。
行業野蠻生長帶來的代價,最終落在了考生和家長身上。大連人曹曳的女兒今年參加高考,他們找到一家總部位于北京,提供過全國性志愿服務的機構,抖音粉絲沒有過萬,由于熟人推薦,他們最終確定了這家,服務價格3680元。
曹曳女兒休學過兩年,性格也比較I(內向),她明確告訴老師,對志愿的要求是,“不要離開大連,避開競爭壓力大的專業”。最終拿到志愿,曹曳整個人都懵了,機構填的專業一股腦都是計算機、機械類。群里有6個老師,身份分別是高級規劃師、助手、特級規劃師、學科老師……但沒有一個人真正在聽她的需求。
整個志愿服務過程給曹曳的感受是“流水線”,志愿填報幾乎都在線上完成,一分鐘內老師連續發來成績分析、思維導圖、分數段統計等十幾份文件,全程和老師只打過一次8分鐘的電話。
魚龍混雜的市場,也讓一些從業者開始重新審視這門生意,除了小宇這樣的收入超過30萬元的頭部高報師,一批高報師掙扎在溫飽線上。一名天津機構高報師曾和每日人物算過一筆賬:一個學生收費7000元,機構抽走70%,一年服務30名學生,收入不到7萬元。
更加隱秘的信息差
即使網絡檢索和AI工具如此發達,高考報志愿依舊是關于信息差的生意,和過去不同,這種信息差正變得更加隱秘,也更加和一個家庭的資源、認知能力綁定在一起。
小宇發現,近幾年,不少高校減少公開就業數據,或者只公布一些較為籠統的信息,不再詳細披露畢業生具體去向、就業單位和收入水平。家長們也越來越難以完全相信學校公布的數據。
“一些家長就是沖著我們信息多,知道一些不了解的信息來的。”如今,小宇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去聯絡各大高校就業指導處的老師,“打聽下就業數據,學生大概率到什么單位,大概什么收入水平”。除了招辦老師,已經畢業的學生、在讀的學生都是她很重要的信息源。
信息差往往意味著新的賺錢機會,小宇看到,除了機構高報老師,一些高校就業處、招生辦的老師也在進入高報市場。
榮碩則是在保研中注意到信息差,開始兼職高報。出分日凌晨1點,他坐在工位上替學生規劃志愿。他是一所985集成電路專業的研究生,白天,他忙著寫論文;晚上,搜集志愿資料,這是他第一次做高考志愿規劃。
他高考時,也曾花5000元找機構填報志愿,機構根據往年投檔線劃出了學校,但沒有告訴他為什么,最后志愿仍然是自己憑感覺決定的,他一度懷疑,高報到底有沒有價值。
直到保研,榮碩發現很多信息,并不會寫在招生簡章里。他發現課題組里一些同學本科讀的是材料專業,卻順利進入了芯片方向。他們本科階段的大量課程與集成電路專業重合,轉方向并沒有想象中困難,但在高考錄取時,兩個專業的分數線可能相差三四十分。這就是一種隱藏的信息差,“有些路徑可以讓學生用相對低的分數進入更好的學校,再在讀研階段轉向更有前景的專業”。
諸如此類水面之下的信息,每個報志愿的老師都能列舉出來,比如成都電網的職工很多是西華大學電氣專業畢業的;合肥工業大學只是一所合肥211大學,但大量本科生能保研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生也能流向蔚來、科大訊飛、長鑫科技等合肥本地企業,近幾年,合肥工業大學在部分省份的錄取分數持續上漲;還有上海海關學院,憑借與海關系統的就業關聯,也被不少高報老師重點推薦,2025年在浙江、江蘇提前批的部分專業組,錄取分數一度超過同濟大學、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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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報志愿服務機構里張貼的標語。圖 / 視覺中國
除了專業院校本身相關的信息差,現在,一種新的信息差正在產生。對于有能力支付報志愿費用的家長群體來說,報志愿已經過了粗暴推薦熱門專業的階段,越來越強調從孩子的興趣、性格、能力出發,而這本身就是最大的信息差。在應試教育體系下,能夠完成這種自我探索的孩子,往往來自資源更豐富的家庭。
令人震驚的是孩子的信息源差異。小宇見過一個學生,對生物感興趣,高中時,就有機會進入高校實驗室參與一些生物科學相關的課題。帶他的研究生告訴孩子,這個方向就業競爭激烈,即使是助理都需要很高的學歷背景,最終他放棄了生物方向。
而家境一般的孩子,往往很難有這種“一手”信源,就需要高報師通過溝通、觀察,幫助他們定位自己的特質。
小宇一定會問孩子在高中時的學習狀態,如果比較刻苦,不管成績好不好,都有很多專業可以學,“像醫學就主打一個能吃苦”;如果有點小聰明,那就可以學天花板高的專業,比如電子信息,“有機會會發展比較好,不行的話至少能保住下限”;最怕的就是學習能力不強,不積極的,偏要去學一些很有挑戰、很卷的專業,比如計算機,“會讓整個人都很痛苦”。
盲目跟風選熱門專業的,往往發生在家境更普通的家庭。今年,榮碩接了5名學生,每人只收費300元,來找他的一般是旁系、年輕的親屬,比如表姐、姑姑,他能感覺到,他們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如果家境不錯,父母上心,肯定會去線下,找費用幾千元的機構”。
幾乎所有人都告訴榮碩要報“帶電工科”,這是當下最火熱的專業統稱:包括計算機、電子信息、電氣工程。互聯網上,有報志愿的老師激進地判斷,“普通家庭的普通小孩,不知道選什么專業的話,就在這三個專業里挑”。
在網上高報師的解讀里,三個專業代表著三種確定性。電氣工程對應國家電網,意味著穩定;電子信息對應芯片產業,代表著發展潛力;計算機則被認為上限最高,是普通家庭實現階層躍遷的機會。
但在榮碩看來,寒門程序員實現階級躍遷,是互聯網時期的一種流行敘事,在AI時代,或許已經不那么“確定”了。
據他觀察,計算機已經不是一個完全依靠學校教育就能學好的專業。Agent等新技術不斷涌現,許多前沿工具的使用和研究方法,學校不會系統教授,更多需要學生主動探索、自主學習。
一個紅利最大的專業,意味著競爭往往已經提前發生了。榮碩看到一些學生在高中階段就已經接觸過編程,在進入大學前,已經具備接近211計算機專業學生的水平。“如果一個人沒有創新性思維,主動學習的能力差,抗打擊能力弱,進入計算機行業,最后就是一個炮灰。”榮碩會問小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計算機的,“一個特別熱愛計算機的人,不可能在他前18年,連計算機碰都不碰,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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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龍櫻》
越來越早的規劃
如果說高考報志愿是迎合焦慮的生意,那么,如今,這種焦慮還在進一步蔓延。志愿規劃正在被包裝成一種從幼兒園到工作的“生涯規劃”。
在重慶人許曉周圍,很多家長最遲在高二就找好機構了。她侄子在一診(高三第一次診斷性考試)、二診、三診考完,就開始估分了,提前商量好目標學校,“如果超常發揮能沖刺哪些,如果兜底能填哪些”,機構給侄子規劃了強基計劃,最終上岸同濟大學物理系。
機構規劃的觸角也越伸越長,峰學未來的服務范圍不局限于高三,從初二到高三不同階段的都有,除了高考志愿,還有研學、機構實習等等服務。這是一種名為“陪跑”的項目,它從高一甚至初中開始介入,持續關注學生成績、興趣和升學路徑,直到高考志愿填報,甚至繼續到大學讀研、實習、找工作……
小宇告訴每日人物,這類服務目前還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家長有需求,也有支付能力”。目前,峰學未來APP已經上線了2027~2029屆學生的“夢想卡”和“圓夢卡”,售價9999元和15999元,前者為高中三年的規劃,后者則從高中覆蓋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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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學未來App內上架的“夢想卡”和“圓夢卡”。圖 / App
這類服務正在“外包”一部分原本屬于父母的責任和問題。比如青春期的孩子比較難溝通,爸爸媽媽說的話不好使,一些人開始花錢找機構,“讓老師來做分析,跟孩子聊天、談話”。
更夸張的是,規劃甚至進入幼兒階段,逐漸變成一種覆蓋全年齡段的教育咨詢服務。許曉了解過,這種機構已經很普遍,他們提供了各個年齡段的教育指導,介入孩子教育的深入程度,“已是父母之外,另一個家長”。
許曉最初接觸到這類機構是2022年,孩子還在上幼兒園大班,每周走到校門口就突然嘔吐、肚子痛到冒冷汗,去醫院查了一圈,排除生理問題,她才知道“小孩就是心理壓力大”。最初她不理解幼兒園有什么壓力,直到看到幼兒園張貼的各種獎狀已經開始全方位評判一個小孩。
她求助的那家機構在宣傳“腦測評”,號稱可以透過大腦各區域的發育狀況,來看孩子的本質問題。許曉咬牙交了3000塊錢報名了,得出的結論是左右腦不均衡,孩子容易內耗,機構會規劃孩子小學是適合頂尖小學還是普通學校,具體要報什么樣的興趣班。除了測評,許曉還花了3000塊加入了資訊群,群里會發重慶本地的小升初、初升高政策,如果需要其他專項補習、咨詢服務,需要另外付費。
許曉并不是想要孩子長成特定的某種樣子,但她害怕的是,在孩子還沒有長成前,自己因為沒有做什么,錯過了提供幫助的機會。“我至少要保證土壤是肥沃的,她是樹就長成大樹,是花就開得艷麗點,是小草,也要綠油油的。”
大部分家長一路抱著“想為孩子多做一點”的心態尋求規劃服務,一位購買峰學未來2018年志愿卡的家長寫道,“作為父親,不怕吃苦、不怕省錢,就怕因為自己認知不足,耽誤孩子一輩子。這筆錢不算小數目,但比起孩子未來的發展,我覺得花得踏實……終于不用一個人硬扛所有升學壓力。”但這種心情也很容易滑向另一端,當家長開始相信,一切都可以通過測評、規劃和付費解決,孩子的人生也就越來越像可以提前設計好的“預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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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龍櫻》
(講述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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