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9月封面文章丨我為何辭去終身教職

本文刊登于2026 年 9 月《大西洋月刊》，印刷版標題為“Confessions of a Token Black Professor.”作者：泰勒·奧斯汀·哈珀是《大西洋月刊》的專職撰稿人。

Why I Quit the Tenure Track

精英學術(shù)界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虛偽

作者：泰勒·奧斯汀·哈珀

插圖： Erin Jia

當你穿過安德羅斯科金河進入劉易斯頓時，你會在左側(cè)經(jīng)過那些曾讓磨坊轟鳴運轉(zhuǎn)的瀑布。在右側(cè)，一座布滿斑點的磚砌磨坊上——如今已廢棄，但曾經(jīng)每周能生產(chǎn)數(shù)萬床被罩——掛著一塊寬達30英尺的霓虹燈招牌，上面寫著“充滿希望”。

于是，我確實如此。2020年，我和妻子驅(qū)車經(jīng)過那塊未點亮的路標，當時正值炎熱的五月午后，我們正從紐約搬到緬因州內(nèi)陸地區(qū)。那時，第10萬名美國人即將死于疫情。而我，也正開啟自己夢寐以求的工作生涯。

抵達貝茨學院時，我們經(jīng)過了空蕩蕩的校園廣場，左轉(zhuǎn)后，將我們的U型拖車開到了新家：一棟百年歷史的殖民風格住宅，就在校園附近。房子四周環(huán)繞著一片繁茂的丁香與野生黑莓叢。剛剛有人剛修剪過草坪。當我們開始卸貨時，一會兒忙著搬箱子，一會兒又驚嘆于這棟房子——它的面積是皇后區(qū)公寓的兩倍，租金卻只有后者的一半。這時，一位年長的男士穿過街道，自我介紹說是位已退休的教職員工。我們聊起了諾曼·洛克威爾式的閑話。他的妻子正蹲在花園里一處陰涼的角落，手持修枝剪向我們揮手致意。

這里的環(huán)境美得令人難以置信，宛如世外桃源。這已不是我學術(shù)生涯中第一次感慨自己命運的幸運了。通往教授之路，簡直像一場童話般美好。2014年，我從哈弗福德學院的學士學位直接進入紐約大學攻讀全額資助的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五年后，在我首次經(jīng)歷那以殘酷聞名的學術(shù)就業(yè)市場時，我成功獲得了貝茨學院的一份終身教職職位，負責教授該校頗受歡迎的環(huán)境研究項目中的跨學科人文課程。2019年12月23日，我收到了那封郵件——這真是一場圣誕奇跡！更令人驚喜的是，就在全國報告首例新冠病毒病例的幾周前，我剛剛簽署了合同。這意味著，我躲過了疫情導致的招聘凍結(jié)和職位撤銷潮，從而避免了那些幾乎徹底關(guān)閉學術(shù)界招聘大門的厄運。

那年春天，當我通過Zoom進行論文答辯時，一位導師開玩笑說，看到我手握終身教職的聘書，就像“親眼目睹最后一只恐龍誕生”。這既是一種夸獎，也是一種對現(xiàn)實的嚴峻承認。我仿佛在一場末日浩劫中中了頭獎——即將踏上一條安穩(wěn)、聲望卓著、薪酬尚可的學術(shù)道路，而這樣的職位在當今世界正迅速走向滅絕：在這個大多數(shù)高校教師都深陷臨時性非正式勞動階層的年代，這種職業(yè)已瀕臨消亡。

我執(zhí)教的第一個學期前的那個夏天，簡直幸福得令人陶醉。我沿著安德羅斯科金河和遍布松樹的奧本湖，跑起了長長的步道。我在陽光明媚的校園辦公室里整理著書架，還特意買了幾盆植物擺放在窗臺上。我的妻子曾在大學假期期間多年在冰川國家公園工作，如今再次住進一個真正擁有大自然的地方，她興奮不已。我們到山頂果園里喝著蘋果酒，遠眺白山山脈的壯麗景色；用自家灌木叢上結(jié)出的黑莓做了一塊黑莓派；還在L.L.Bean商店門前那雙巨大的靴子旁擺好姿勢拍了張合影。我們竭盡全力，要把紐約市——那個充斥著金錢欲望、時髦快閃店、身著蓬松馬甲的金融精英以及疫情帶來的混亂——徹底拋諸腦后。我們認真地投入其中，努力讓自己成為“地道緬因人”——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出生于此，但至少要活得像那么回事兒。

我懷著年輕傳教士般清新而熾熱的信念，深信美國的高等教育。我的家族世代相傳，始終懷抱著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大學教育是通向更美好生活的入場券。我的祖母出生在西弗吉尼亞州山區(qū)的貧苦家庭，連高中都沒讀完；我的母親好不容易拿到了副學士學位，卻在我出生后不得不放棄學業(yè)。我將自身的學術(shù)成就視作幾代人犧牲換來的結(jié)晶，那是由他人延后的夢想所鋪就的路。我堅信，美國的高校正體現(xiàn)了這個國家最美好的品質(zhì)：教育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一種文明的滋養(yǎng)，一種惠及全民的民主福祉，而非少數(shù)人獨享的奢侈品。我曾幻想著自己能在貝茨學院永遠執(zhí)教下去。

在劉易斯頓的各處，昔日鬼魅般繁榮的痕跡隨處可見——那些宏偉的工廠，在最新的復興計劃中被不斷改作他用；山坡上油漆剝落的豪宅，以及曾經(jīng)氣派非凡的庭院里銹跡斑斑的汽車；街角的癮君子或昏昏欲睡，或舉著寫滿訴說苦難的紙板招牌。從外表上看，這簡直是一座已徹底衰敗的小鎮(zhèn)。然而，直到你抵達貝茨——一片占地133英畝的世外桃源，綠草如茵、建筑莊嚴，恰巧坐落在后工業(yè)時代的煉獄中心地帶。

我們的社區(qū)是校園的一個非正式延伸：這里既有由現(xiàn)任或前任教授所擁有的住宅，也有其他房產(chǎn)——比如我們居住的教職員工宿舍，這些房屋由學院所有并對外出租。我們這條街上的另一棟房子，則住著一位熱衷于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議題的學院行政人員，一位有色人種女性，我暫且稱她為艾娃。（我選擇在這篇故事中不點名提及教職員工；我的目的并非突出個別個體，而是想探討我在貝茨學院以及更廣泛的高等教育領域所觀察到的問題。）

艾娃心地善良又熱情奔放，似乎既出于鄰里間的責任感，也出于職業(yè)使命感，決心讓她的新黑人同事及其友善的白人妻子在緬因州感受到賓至如歸的溫暖。這些熱情的邀請大多以晚間小聚的形式出現(xiàn)——大家坐在她家院子里，椅子之間保持安全距離，相隔六英尺；一瓶霞多麗白葡萄酒就擺在我們之間的門廊上。

隨著我逐漸了解艾娃，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她竟將緬因州中部視作一個斯蒂芬·金筆下的地獄——一個表面友好、充滿大學氣息的小鎮(zhèn)之下，潛藏著古老的偏見與暴力。她向我和妻子講述了許多所謂種族歧視事件，既有嚴重的，也有輕微的，總體而言，她明確表示，她認為劉易斯頓——這個在以同質(zhì)化著稱、甚至不乏反動傾向的州中難得的一片多元文化綠洲——實際上正是白人至上主義的中心。一天晚上，艾娃向我坦白說，當她開車穿過小鎮(zhèn)，看到當?shù)啬切班l(xiāng)巴佬”坐在自家門廊上時（跟我們此刻正坐的門廊別無二致），她有時會暗自想：這些鎮(zhèn)民說不定真巴不得殺了她呢。

我實在弄不清艾娃的看法到底該怎么理解。我不會假裝自己對“cracker”這個詞感到格外敏感，但這個稱呼也確實不太像是一個高校管理者該用的——尤其在一所錄取了不少來自緬因州白人藍領階層學生的學校里。此外，我也很難認真對待這樣一種說法：我竟然搬到了一個每個角落都可能潛伏著三K黨成員的地方。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市郊長大——那也是個去工業(yè)化、正經(jīng)歷長期復興的城市中心——而劉易斯頓給我的感覺卻很熟悉。我遇到的那些人既友善又勤勞；他們各過各的生活，互不干涉。我想，艾娃根本沒想過，我或許也曾來自一個相似的地方，有著相似的人群。

但盡管有時我覺得她所說的話帶有階級偏見，甚至令人反感，我內(nèi)心深處其實很欣賞艾娃。她機智敏捷，笑起來特別爽快。我們?nèi)ゲㄊ款D探親時，她還幫我們澆過番茄植株。我們彼此發(fā)短信聊起清晨在街坊院落里竄來竄去的小狐貍，還有那只體型碩大的土撥鼠老是纏著家里的狗鬧騰。我曾把剛烤好的酸面團法棍放在她家門口；停電時，我們還會互相安慰。艾娃在我眼里或許有點兒多疑，但她顯然也很聰明。更重要的是，她在種族主義問題上堪稱權(quán)威，而我對這類人一向十分重視。我憑什么不重視呢？

我向來對身份政治并不抱有太大熱情；自20出頭起，我就一直是社會主義者，而我的總體經(jīng)驗是，自由派們談論種族問題的熱情，絲毫不亞于他們回避談論階級問題的熱情。然而，我也一直以為，保守派對“覺醒”現(xiàn)象的抱怨——這一術(shù)語當時剛剛興起并帶有貶義色彩——本質(zhì)上不過是福克斯新聞制造的歇斯底里。直到我來到貝茨學院，我才幾乎沒有理由懷疑這些抱怨其實并非毫無道理。

在哈弗福德，校園政治屬于那種接地氣、嬉皮士式、崇尚和平的風格——更多關(guān)注的是“晚期資本主義”和奧巴馬總統(tǒng)的無人機戰(zhàn)爭，而非浮夸的身份認同主義。而在紐約大學，學生和教職員工似乎更熱衷于享受這座城市享樂主義的繁華富庶，而非任何稱得上“覺醒”的東西。在許多精英校園中蔓延的新一輪政治正確，大多只像背景噪音一般，而且看起來也并無大礙。

正因如此，當艾娃在緬因州度過的那個第一個夏天向我推薦反種族主義讀物時，我抱著開放的心態(tài)去閱讀。然而，當我發(fā)現(xiàn)那些書既令人不安地空洞無力，又在政治上顯得荒誕離奇，甚至赤裸裸地進行本質(zhì)化歸類，簡直有種種族主義的味道時，我便認定問題一定出在我身上。作為一個膚色較淺的黑人，而且并不講非裔美國英語，我一生中很少遭遇過尖銳的偏見。我心想，或許我只是不夠“純正”、不夠“地道”的黑人，因而無法理解那種如今已變得如此主流的種族悲觀主義。

艾娃絕不是我新同事們中唯一一個悲觀主義者。學期剛開始時，我參加了一場面向職業(yè)生涯初期的黑人教師的非正式迎新活動。本以為我們會聊聊各自的研究興趣，或者只是互相認識一下。然而，這次聚會更像是一場集心理治療與人力資源培訓于一體的活動。有位同事不經(jīng)意間隨口列出了一系列當?shù)貞M量避開的場所，言下之意似乎這些地方充斥著種族歧視者。想到劉易斯頓的種族關(guān)系竟糟糕到連吃飯都得避讓，我頓時感到十分震驚。于是，我忍不住問道：為什么偏偏有一家餐廳會以不寬容著稱呢？我的同事回答說，曾有一位有色人種學生在那里工作過，而且并不太喜歡那里的環(huán)境。

我逐漸意識到，校園里最強烈的種族單一思維的根源，竟來自高層領導。在我與時任學院院長的那位先生初次見面時，我提到自己非常興奮，即將加入一所由廢奴主義者創(chuàng)辦的為數(shù)不多的美國學院之一。聽到這話，這位院長——一位白人生物學家，專攻海綿研究——皺起了眉頭，仿佛我對學校反奴隸制歷史的樂觀看法竟讓他倍感痛苦。他承認，沒錯，這所學院確實是由廢奴主義牧師奧倫·伯班克·切尼創(chuàng)立的；但緊接著，他指出，資助學院成立的紡織業(yè)巨頭本杰明·貝茨，其工廠里曾加工過奴隸采摘的棉花。我當初對貝茨學院可謂滿懷憧憬：作為一名黑人學者，能加入這樣一個由前輩們積極奔走呼號、爭取黑人自由的教職隊伍，實在令人振奮。然而，這位院長卻似乎覺得，這反倒成了某種值得稍感羞愧的事——這種歷史，若要提及，也最好是在加上一堆前提條件之后，才勉強一提罷了。

我發(fā)現(xiàn)這種根深蒂固的自我鞭撻簡直讓人翻白眼。不過，貝茨學院那種劍拔弩張的氛圍，至少在最初，并未顯得與整個國家的氣氛格格不入。沒錯，這所學院熱衷于討論諸如《白人的脆弱性》和《如何成為一名反種族主義者》這類書籍；沒錯，學院校長曾自豪地宣稱，當年秋季新聘任的教師中，有67%都“自認屬于BIPOC群體”——當然，要達到這么高的比例，似乎確實有可能忽視了一些反種族歧視的法律。沒錯，學院領導層不斷給性取向縮寫里添上新的字母——LGBTQ變成了LGBTQAIP2+。沒錯，我們許多學術(shù)圈人士也像馬丁·路德當年將95條論綱釘在教堂門上那樣，帶著一種義正詞嚴的熱情，在郵件簽名里加上了人稱代詞。我自己就干過這事。然而，這一切看起來其實并不怎么稀奇。2020年的貝茨學院的確很怪異，但2020年的美國同樣也很怪異。

第一年，我埋頭苦干，對那些注意到的小怪異現(xiàn)象也只是一帶而過，并未多加思索。在教學、批改作業(yè)、指導學生、參加Zoom教師會議、每周兩次新冠檢測、照顧一只精力過剩的救援小狗，以及努力熬過緬因州的寒冬之余，我實在沒多少時間去琢磨學院（乃至整個國家）的文化怪癖。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段疫情肆虐的歲月竟成了我在貝茨學院經(jīng)歷過的最平靜的一年。

在貝茨學院為期兩年的任期制教職生涯開始之前，教授們會由教職治理委員會指派一些服務性工作。盡管從技術(shù)上講，這些任命是直接發(fā)給他們的，但他們?nèi)钥商岢錾暾垼蠓峙渑c其興趣或?qū)ｉL相符的任務。我曾主動請纓加入一個致力于幫助貝茨學院學生為攻讀研究生做好準備的委員會——這正是我非常關(guān)心的一項工作。為了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賺些外快，我曾花了數(shù)年時間以自由職業(yè)者的身份擔任研究生招生顧問，我認為這段經(jīng)歷無疑會大有裨益。然而，委員會卻向我解釋說，我在環(huán)境人文學科領域的學術(shù)研究背景，使我非常適合主持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的慶祝活動。

“你肯定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我想。我氣沖沖地給一位朋友兼同行學者發(fā)了條短信：“說不！”他立刻回道：“或者更好，問‘誰？’”

只要眼睛亮一點的人就能看出來，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我是為數(shù)不多幾位無需涂抹SPF 50防曬霜的貝茨學院教職員工之一。我對金博士的敬仰絲毫不亞于任何人，但這其實并不是重點。重點在于，我竟被安排去做那些本該由黑人男性來承擔的工作，而我對此并無任何真正的資質(zhì)。關(guān)于馬丁·路德·金，我所知的一切，都是十年前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公立高中里學來的——換句話說，知之甚少。

我想告訴你，我當時本想憤然拒絕。可結(jié)果呢，我卻答應了。我不希望給自己留下難相處的名聲，而且我心想——或者說，至少是抱有希望——既然答應了，或許能贏得些好感，最終還能得到一份令我滿懷期待的任務。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也許，那些掌權(quán)者真的希望我能為貝茨的年度慶典帶來一種更注重生態(tài)的視角。再說，就算他們需要一位黑人來代表美國最著名的少數(shù)族裔節(jié)日，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在這樣一個充滿審查與種族偏見的氛圍里，又有誰會責怪他們呢？

在被邀請共同擔任委員會主席一個月后，我收到了一封讓我更加不安的郵件。這封郵件來自一位關(guān)心此事的教職員工，信中提到，我的一名白人學生——我們暫且稱他為梅森——曾試圖私刑一名黑人學生。

我張著嘴讀完了那封郵件。寫這封郵件的教授是我十分推崇的一位學者；如果她的指控毫無根據(jù)，她絕不會做出如此極端的指責。但我相當確定，梅森——一位直言不諱、秉持進步政治立場的“健康環(huán)保派”——絕不是個惡毒的種族主義者。他曾選修過我的氣候小說課，并撰寫了一篇論文，批判了我所布置的一部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中描繪的“西方殖民帝國”。那么，他究竟如何試圖實施私刑呢？

梅森和其他幾名白人學生似乎與一位同住的黑人朋友發(fā)生了爭執(zhí)。這些白人學生要求他們的黑人室友離開，并聲稱如果他試圖取回自己的物品，他們就報警稱他威脅了他們。據(jù)我的同事透露，他們竟合謀“利用國家權(quán)力來恐嚇或殺害”這位黑人同學。“說他們的行為是一次企圖私刑，一點也不夸張，”她補充道。

這位教授還指責幾名學生——他們在這場戲劇性事件中明顯泣不成聲——故意利用自己“白人女性”的身份，通過哭泣來博取同情。這封郵件最后要求梅森及其他白人學生必須承擔嚴重后果。此外，郵件還要求，如果參與這起“白人至上主義事件”的學生中有任何一名選修了某位有色人種教授的課程，該教授應獲得“保護”。

有人提到，學院可能正在調(diào)查這起事件，但據(jù)我所知，如果真的進行了調(diào)查，最終卻什么結(jié)果也沒有。盡管如此，那封郵件卻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無論那些學生之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也不論究竟是誰的錯，我確信，這場沖突并非出于種族仇恨。同時，我也對那種毫無證據(jù)卻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名黑人文科學院學生與警方的遭遇極有可能以死亡告終、以至于撥打911本身便暗含著殺人意圖的假設深感不安。盡管黑人男性被警方殺害的概率明顯高于白人男性，但每年在美國因這一原因而遭槍殺的沒有攜帶槍支的黑人男性人數(shù)其實微乎其微——例如，2021年僅有11人。當然，絕大多數(shù)遭到警察不公正殺害的人，并非就讀于全美最昂貴高校之一的本科生。

我逐漸認識到，梅森事件正是貝茨學院那種“政治”氛圍的典型象征——在這個地方，如今和未來的精英們要么付出代價，要么坐享其成，只為換取扮演激進分子、受害者，或兩者兼而有之的特權(quán)。在這個顛倒錯亂、占地133英畝的世界里，“企圖私刑”的威脅，對黑人本科生而言遠比學生債務更為嚴重；而教職員工則需要保護，以防遭到自己學生的攻擊。似乎我的某些同事正以愛麗絲夢游仙境般的戲謔方式重演著民權(quán)運動時期的斗爭：那些不經(jīng)意間犯下的種族冒犯，以及被故意曲解的私人交往，竟被賦予了與橡樹上懸掛的絞刑架同樣莊重的對待。

回過頭來看，覺醒文化恰恰是在美國名校面臨學生債務與學費高漲引發(fā)日益不滿之際蓬勃興起的，這絕非巧合。對這些學術(shù)精英而言，高調(diào)宣揚對“黑人的命也是命”、、跨性別權(quán)益及其他進步主義運動的忠誠，成了一種巧妙的轉(zhuǎn)移視線之策，借此避開高校自身所持續(xù)加劇的棘手經(jīng)濟與社會問題。此舉使高等教育得以重新奪回道德制高點——此前，正是“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2016年伯尼·桑德斯的競選活動，更別提那股反精英浪潮催生的唐納德·特朗普，曾讓學術(shù)界的“常春藤”圍墻滿是污泥。更妙的是，擁抱社會正義的言辭并推行旨在提升教職員工多樣性的舉措，成本低廉。至少，比起降低學費或增聘更多終身教職教授，這些做法要便宜得多。

“覺醒”讓精英高等教育界得以打造一種全新的包容性排斥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學費可以持續(xù)上漲，錄取率持續(xù)下降，捐贈基金規(guī)模不斷擴大，兼職教師的勞動也得以持續(xù)被剝削——只要支付學費的學生群體以及被剝削的勞動力群體的種族構(gòu)成繼續(xù)變得更加多元、更加黑人化、更加LGBTQAIP2+化。此外，“覺醒”還助長了一種錯覺，即精英高校畢業(yè)生正為充滿公民美德的人生做好準備，他們高昂的教育成本也將用于服務公共利益。然而，事實卻是，在我就讀貝茨學院期間，該校約四分之一的畢業(yè)生進入了科技、金融或咨詢行業(yè)——這一數(shù)字令人震驚，但與哈佛和耶魯近一半的學生最終投身這些職業(yè)賽道相比，卻顯得黯然失色。

所有這一切，構(gòu)成了院長于2021年秋季向教職員工宣布的背景：學院的下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要用燃燒彈般猛烈的手段，徹底鏟除那些深植于學院土壤中的、扼殺思想的偏見雜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能力主義和階級歧視，已深深根植于社會、我們的研究領域以及我們所處的各種空間之中，”他指出，“要根除這些阻礙進步與教育潛能的桎梏——這些毒瘤，”我們必須摒棄“自我審查”和“教條式的立場”。其中一些“工作”將聚焦于個人：“我們許多人，尤其是白人教職員工，都需要接受專門的培訓。”然而，正如所有文化革命一樣，真正的變革離不開集體的共同努力。

院長解釋說，貝茨學院的每個院系和項目都須完成一次種族主義自我審計。這項名為“基礎對話”的項目旨在識別課程和專業(yè)必修課中可能潛藏的白人至上主義、“殖民”思維模式及其他形式偏見的領域。為推動此項工作，各院系須聘請一名外部顧問。每個專業(yè)需制定一份“課程改革計劃”，并將報告提交至院長辦公室。

對我而言，這項舉措敲響了學術(shù)自由的嚴重警鐘：教職員工被迫接受一個極具爭議且明確帶有政治色彩的結(jié)論——即種族主義潛藏于校園內(nèi)每一個院系和項目之中——隨后又被派去四處搜尋證據(jù)，以佐證這一事先設定的結(jié)論。鑒于這項變革計劃具有強制性，如果我們未能在天文學課程中發(fā)現(xiàn)任何隱藏的白人至上主義現(xiàn)象，顯然將無法被認可。

更令人不安的是，院長接下來所說的——對貝茨學院課程工作組提交的一份報告進行“認真考慮”。該工作組由教職員工和學生組成，其報告建議所有學生在其主修專業(yè)中至少選修兩門以“種族、白人至上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權(quán)力與特權(quán)的交叉體驗”為核心內(nèi)容的課程。換句話說，這份報告提議，校園內(nèi)每一種主修專業(yè)——不僅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類專業(yè)，也涵蓋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都應開設并要求學生修讀兩門此類課程。

報告宣稱，通過這項提案“將讓我們的有色人種學生感到更安全”，但卻未說明具體如何實現(xiàn)或為何如此。此外，報告引用的大量證據(jù)表明，這項提案實際上并無必要。委員會指出，2020年貝茨學院畢業(yè)生中，有94%的人至少選修過一門涉及種族、權(quán)力、特權(quán)、殖民主義或白人至上主義的課程。然而，委員會遺憾地表示，全院課程中“僅”有21%涉及這些主題。

委員會還寫道，他們考察了另外32所高校，以了解有多少高校設置了與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guān)的課程要求。盡管略超過一半的高校至少有一門必修課，但沒有一所高校將這一要求納入主修專業(yè)——這一發(fā)現(xiàn)似乎令委員會感到頗為興奮。在委員會看來，他們調(diào)查的同行院校中，竟無一所試圖強制理科專業(yè)學生選修有關(guān)偏見的化學課程，這恰恰證明了這項擬議的要求“獨一無二且具有變革性”（而非如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既不明智又明顯荒謬），并將有助于實現(xiàn)“讓貝茨學院區(qū)別于其同行院校”的目標。委員會甚至列舉了一些可能滿足該要求的假設性新課程，例如“社會正義中的數(shù)學”，這類課程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數(shù)學作為把關(guān)者和不公正現(xiàn)象推手的角色”。

然而，即便是這份報告中那些最荒謬的課程建議，與它“問責制”一節(jié)所提出的建議相比，也顯得無足輕重。報告提議，應引入外部顧問來“培訓教職員工”，并推動“我們當前亟需的文化轉(zhuǎn)型”；課程開發(fā)經(jīng)費可能僅限于那些開設經(jīng)批準主題課程的教授；此外，還強烈暗示，在晉升考核過程中至關(guān)重要的教學評估，應部分依據(jù)教師是否展現(xiàn)出對新規(guī)范的忠誠度。

最令人擔憂的是，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是：應成立一個“外部監(jiān)督小組”，該小組由來自貝茨學院及其他院校的資深教職員工、包括多元化與包容性事務管理人員在內(nèi)的學院工作人員、修過經(jīng)批準課程的學生，以及“社區(qū)領袖和活動人士”組成。委員會還列出了一份可提供監(jiān)督人員的外部機構(gòu)名單，其中包括一家以社會正義為宗旨的藝術(shù)非營利組織，以及一家看似專門從事在線多元化與包容性研討會銷售的“虛擬律師事務所”。

整份文件讓我覺得堪稱奧威爾式的杰作，時而瘋狂，時而陰森。唯一讓我稍感寬慰的是，我確信這份提案荒誕至極，根本不可能通過其他教職員工的審議。

所有這些關(guān)于社會正義的說辭，也顯得極度虛偽。就在院長承諾要廢除“阻礙進步的因素”——包括階級歧視——的同一天，兼職教職員工宣布他們將發(fā)起工會運動，理由是“薪酬過低，且學院的工作條件惡劣”。這個工會的目標是實現(xiàn)“全員覆蓋”，也就是說，不僅包括非終身教職的教師，還包括在校園內(nèi)從事設施管理、食堂服務及其他非學術(shù)崗位的人員。而校方的種種陰暗伎倆幾乎立刻便開始了。

在工會化運動公開僅一周多后，學生報紙應學院發(fā)言人要求，從其網(wǎng)站上撤下了有關(guān)該運動的一篇文章，理由是文章存在不實之處。（學生記者們否認學院曾施壓要求他們刪除文章，并表示他們只是希望確保文章內(nèi)容準確無誤。）不久之后，該報道的全新版本出爐，其中包含了那位發(fā)言人提出的要點和修改意見。學院明確表示，在此次工會化運動中將不再保持中立。到了11月，貝茨學院已聘請了與亞馬遜合作、協(xié)助其鎮(zhèn)壓斯塔滕島勞工組織的同一家咨詢公司。

我開始患上一種政治性眩暈癥。我正和同事們一道，像尋覓反種族主義松露的野豬一般，仔細篩選我們的課程內(nèi)容；為豐富教學大綱，我特意安排了非洲加勒比地區(qū)的圖畫小說、馬紹爾群島的生態(tài)詩歌等作品；我還組織了一場以“去殖民化與解放”為主題的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慶祝活動，旨在緬懷這位民權(quán)領袖——他正是在支持環(huán)衛(wèi)工人爭取基本勞動權(quán)益時遭到暗殺的。然而與此同時，這所大學卻向企業(yè)雇傭的打手支付著天價費用，以確保自己能夠繼續(xù)剝削那些最弱勢的員工。但倘若管理人員哪怕一絲一毫地為自己這種虛偽行徑感到羞愧，他們也絕不會表露出來。

我正參加一個招聘委員會會議，審閱申請環(huán)境研究項目開放的終身教職職位的應聘者得分時，一位來自其他院系的同事分享了他們對一位研究非洲僑民問題的候選人的看法：“我擔心他的研究會和泰勒的研究太過接近。”他們說道。

這條評論讓我驚呆了。難道是和泰勒的太接近了嗎？這本來是個不錯的理由——通常情況下，我們會婉拒那些研究興趣與校內(nèi)已有教師過于相似的候選人——可我的研究和教學方向卻是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英國文學，重點在于科幻小說與科學史。顯然，我的同事以為，既然我是黑人，就理所當然地該是非洲僑民問題的專家。

會議進行到一半時，我給一位朋友發(fā)了一封郵件，講述了剛才發(fā)生的事。“這些所謂的‘好白人自由派’竟如此種族主義，”我寫道。幾分鐘后，我又發(fā)了一條更新：“現(xiàn)在我們剛剛否決了一位研究美國環(huán)境史、還寫過愛德華·艾比的候選人，”我寫道，“原因是他連‘愛德華·艾比那根深蒂固的白人性’都沒承認。” 我其實并不太清楚“根深蒂固的白人性”具體指的是什么。（難道所有白人都天生是根深蒂固的白人嗎？還是說，只要努力工作、表現(xiàn)良好，就有可能變成只是中等程度的白人，甚至只是輕微的白人？）不過，我確實知道，無論“根深蒂固的白人性”究竟意味著什么，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事。

自從我來到貝茨學院以來，我就很清楚：我正是那些保守派喜歡稱為“DEI招聘”的人——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因為我膚色的緣故，我恐怕根本拿不到這份工作。誠然，我曾就讀于頂尖的博士項目，擁有聲望卓著的導師，積累了遠超平均水平的教學經(jīng)驗，并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我完全有資格勝任這份被錄用的工作。但說到底，我的資歷是否比所有其他申請者都更勝一籌呢？恐怕未必。

由于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數(shù)眾多，而優(yōu)質(zhì)工作崗位卻十分稀缺，這個國家充斥著大批才華橫溢的學者。他們多年來輾轉(zhuǎn)于各種臨時性工作和合同崗位，一心期盼能拿到一份終身教職職位。這種體制使得那些已離開博士項目數(shù)年的求職者——他們往往擁有豐富的出版成果——與剛從研究生院畢業(yè)的新人展開競爭。我正是后者中的一員。當我申請貝茨學院的職位時，我確信自己正與那些擁有更多教學經(jīng)驗、曾獲得一兩份博士后研究 fellowship、甚至已經(jīng)出版過專著的應聘者同臺競技。

我知道，身為黑人讓我在就業(yè)市場上占據(jù)了一定優(yōu)勢——過去十年里，各大高校其實從未掩飾過它們對招聘少數(shù)族裔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當我剛到貝茨學院時，我還以為這種優(yōu)勢是合理且相對溫和的。我堅信，平權(quán)行動旨在糾正歷史上的不平等現(xiàn)象，而且我自以為明白它的運作方式：如果一位成績?yōu)锳-的白人候選人舉止極為圓潤得體，而一位成績?yōu)锽+的少數(shù)族裔候選人雖然略顯生澀，卻展現(xiàn)出真正的潛力，那么你就應該錄用那位少數(shù)族裔候選人。然而，在貝茨學院工作幾年后，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曾經(jīng)在腦海中捍衛(wèi)的那種平權(quán)行動模式，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

我對學術(shù)精英主義的理想主義遭受的首次打擊之一，發(fā)生在2022年末，當時我正參與另一場招聘委員會的工作，為一名科學領域的助理教授進行遴選。

除了教育年輕人之外，遴選新晉終身教職教師可以說是教授們所肩負的最莊重的責任。在美國，學術(shù)界是為數(shù)不多幾個聘用員工時即明確其職位為永久性、可一直任職直至年老或身體狀況不允許為止的領域之一。在規(guī)模較小的文理學院，每個學術(shù)部門可能僅有一小撮教職人員，因此這些決策尤其舉足輕重。

經(jīng)過長達一個月的甄選，我們已將申請者范圍縮小至三位——兩位少數(shù)族裔候選人和一位白人候選人：我暫且稱她們?yōu)樗鞣茓I、夏洛特和薩拉。在她們的校園訪問期間——每位候選人都進行了教學演示，就自己的研究做了“求職演講”，與學生們交流，并接受了教職員工的面試——我逐漸意識到，只有索菲婭才是真正合適的人選。她正完成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士后研究，擁有獨創(chuàng)性的科研項目，所從事的研究課題也能夠極大地激發(fā)學生們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索菲婭恰好還是一位有色人種女性，這一點更是錦上添花。毫無疑問，她是最優(yōu)選擇，我也確信，招聘委員會的同事們會認同我的看法。起初，大多數(shù)委員的確如此認為。

然而，隨著我們討論的深入，委員會的氣氛發(fā)生了變化。一種反對意見逐漸浮現(xiàn)：索菲婭雖然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卻缺乏跨學科合作的豐富經(jīng)驗。此外，還有一絲擔憂，即她似乎更專注于科研，而非教學——這并非無關(guān)緊要的問題。像貝茨這樣一所小型文理學院，其定位本就以教學為核心，而索菲婭似乎更適合在一所實力雄厚的研究型院校工作。我理解這些顧慮，事實上我也部分認同其中的一些觀點，但同時我也覺得，這些顧慮讓我們陷入了兩難境地。

另外兩位決賽選手都存在明顯的缺陷。薩拉前往貝茨學院的訪問平淡無奇，甚至到了足以被取消資格的地步；而夏洛特的訪問則近乎令人尷尬。即使以我這個外行的眼光來看，她所做的生物學研究也顯得極其粗糙、缺乏深度。“我對夏洛特教授復雜而嚴謹課程的能力深感懷疑，”我在參觀她校園時的筆記中寫道。我還補充道，據(jù)我所見，她的工作似乎僅僅相當于四處走動、數(shù)一數(shù)動物而已。至于她在教學演示中展示的模擬課程，我覺得其難度頂多也就相當于高中課堂水平。一位對她的研究領域頗為了解的科學家向評審委員會指出，夏洛特的研究過于簡單，而且已過時五十年之久，她發(fā)表的論文也只登載于一些中等水平的期刊。這位科學家甚至質(zhì)疑，她究竟有沒有資格勝任這一職位。

鑒于我們對索菲婭的不確定，以及另外兩個備選方案的薄弱之處，我本以為我們會重新審視申請者庫，希望能找到一位此前被我們忽略的候選人。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了：委員會的大多數(shù)成員漸漸開始說服自己，夏洛特正是合適的人選。她擁有豐富的從業(yè)經(jīng)驗，曾多次執(zhí)教跨學科課程，并且在目前任職的機構(gòu)中成功推行了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項目。這些情況確實都是事實。但即便如此，這依然無法改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夏洛特是一位極其低調(diào)、缺乏亮點的學者。我們之所以會考慮給她一份工作，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她那獨特的膚色，以及她對DEI官僚體系的熱情。

委員會致院長的信——院長對這一決定擁有最終決定權(quán)——概述了聘用夏洛特的理由。這封信堪稱糖衣炮彈的典范，將她的研究描述為“以觀察為主，聚焦于不同環(huán)境中物種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她就是四處走動、數(shù)一數(shù)動物。）信中坦承：“我們不確定她的研究計劃能否發(fā)展出運用一些最前沿工具的潛力。”（也就是說，我們拿不準她是否有能力摒棄20世紀70年代的研究方法，融入21世紀的科學潮流。）此外，信中還指出，我們并不確信她具備“幫助我們的學生掌握那些在日益數(shù)字化和計算化的職場中最為實用的技能”的能力。（她或許無法幫助我們的學生培養(yǎng)出足以讓他們順利就業(yè)的各項專業(yè)素養(yǎng)。）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力主為夏洛特爭取一份終身教職，讓她能在全美最具選拔性的文理學院之一任教。

幸好，院長及時救我們于水火之中。盡管他在校園里是推動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的積極倡導者——而且他本人還深受某種種族神經(jīng)癥的困擾，連瑞秋·多萊扎爾看了都會臉紅——但這位院長同時也是一位生物學家，他一定清楚夏洛特根本不適合在貝茨學院任職。他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夏洛特研究質(zhì)量的“嚴重擔憂”，質(zhì)疑她能否達到終身教職的標準，并坦言自己“非常擔心”我們竟然會明知故犯地聘用一位不具備能力、無法幫助學生適應本世紀就業(yè)市場的人。

最終，夏洛特并未收到那份邀約。但整個事件讓我深感不安，因為它似乎暗示了貝茨學院許多同事看待有色人種學者的方式。

然而，他們真的深信不疑——哪怕只是潛意識深處——認為讓校園里的“邊緣化”教職員工脫穎而出的唯一途徑，就是將學術(shù)標準降到地下室般低劣的地步嗎？這個想法讓我怒不可遏，不僅因為它帶有種族主義色彩，更因為從自私的角度看，它讓我自己也顯得不堪。或許我算不上學術(shù)界的超級巨星，但我覺得自己在貝茨學院的表現(xiàn)相當出色；按任何合理的標準衡量，我都完全達到了甚至超出了學院對終身教職候選人的期望。我已在多家備受推崇的期刊上發(fā)表過文章。一家頂尖大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對我即將出版的書稿頗感興趣。而且，我的 tenure 審核委員會成員們也給出了高度肯定的內(nèi)部評價。

我整個成年生涯都在大學、研究生院度過，如今又以教授的身份工作著，可此前我從未因自己是平權(quán)行動的受益者而感到過任何不安。我一向以為，只要我比周圍的人更加努力——多讀書、多參加學術(shù)會議、發(fā)表更多論文且發(fā)表在更優(yōu)質(zhì)的期刊上——就沒人會質(zhì)疑我是否配得上這份職位。然而，那次招聘委員會的經(jīng)歷卻讓我徹底認清了事實：在貝茨學院，這些努力統(tǒng)統(tǒng)無關(guān)緊要。學院的文化無形中引導我們把有色人種教授視作實現(xiàn)學校多元化目標的工具。我最終得出的無可回避的結(jié)論是：我被聘用，首先是為了讓自己的黑人身份“顯而易見”，其次才算是學者——如果真算得上學者的話。

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在那個委員會的經(jīng)歷改變了我看待校園里其他新入職的少數(shù)族裔員工的方式。有時，我甚至會下意識地懷疑：貝茨學院的有色人種教授們究竟是否勝任自己的工作，抑或他們不過是學校社會工程計劃中資歷不足的犧牲品。我無法抹去自己所發(fā)現(xiàn)的事實：在這所精英小學院里，不少人似乎不僅樂于為像我這樣的人調(diào)整游戲規(guī)則，甚至還樂于徹底推翻這些規(guī)則。

當然，院長恰好對夏洛特的研究領域頗為熟悉。但如果她是一位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院長還會如此尊重委員會中其他教師的專業(yè)意見嗎？貝茨學院此前已經(jīng)聘用了多少位“夏洛特”？這種現(xiàn)象在全國其他高校又有多普遍呢？我似乎很難相信，自己竟會誤打誤撞地來到全美唯一一所如此執(zhí)著于吸納少數(shù)族裔學生、甚至不惜犧牲學術(shù)標準的學校。

我從未停止過從原則上相信平權(quán)行動，但漸漸地，我開始不再相信它的實際效果。我曾以為，平權(quán)行動的精神在于承認，來自歷史上代表性不足群體的人們往往面臨額外的障礙；在于肯定，那些才華橫溢卻可能人脈較少、表面看來不夠“精致”的少數(shù)族裔，只要獲得機會，同樣能夠脫穎而出。然而，如今在我看來，貝茨學院管理層不惜一切代價推動多元化的做法，竟讓一些同事內(nèi)化了截然相反的觀點：即，尋找那些能夠符合傳統(tǒng)學術(shù)標準的少數(shù)族裔候選人，并不特別重要。要實現(xiàn)正義與反種族主義，就必須建立一種雙軌制體系——某種意義上的“覺醒版吉姆·克勞法”，對白人和非白人候選人適用截然不同的標準。簡而言之，我逐漸意識到，自詡為進步燈塔的貝茨學院，其實是一個根深蒂固、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機構(gòu)。

我的一位朋友，一位黑人軟件工程師，對非裔美國人如何在2020年代的就業(yè)市場中游刃有余有著自己的見解。他開玩笑說（但其實這并非玩笑）：世上存在“可替代的黑人”和“不可替代的黑人”。他指出，我們的目標就是成為那種“不可替代的黑人”——即無論怎樣都辭不退的人：要么是因為工作能力太強，根本沒人能取代；要么是因為所供職的公司黑人員工本就不多，公司根本承受不起失去任何一名黑人的代價；理想情況下，這兩種情況兼而有之。

到了貝茨學院三年級的春天，我終于欣喜地得出一個結(jié)論：我是個無可替代的黑人。我相當確定，自己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已超過同屆所有獲得終身教職的人文社科教授。我所教授的課程深受學生歡迎，而更重要的是，最近已有兩位其他黑人、尚未獲得終身教職的男教授離開了這所學院。我心想，貝茨學院實在承受不起再流失更多黑人教師了；而且，隨著我在學院里感受到的氛圍一天比一天更加怪異與壓抑，我下定決心，要開始暢所欲言了。

我對貝茨學院的文化感到憤怒。我受夠了被當作種族象征而非一名教授對待——這包括不斷被拉去從事一些在我看來既荒謬又令人屈辱的“少數(shù)族裔工作”。除了多年來一直擔任馬丁·路德·金紀念委員會成員之外，我還曾多次被邀請加入與學院日益膨脹的多元化官僚體系相關(guān)的多個委員會——而這些工作似乎很少邀請我的白人同事朋友們參與。

但比這種表面化的形式主義更讓我難以忍受的，是這所大學高調(diào)宣揚的“進步”理念與其實際勞動做法之間的脫節(jié)，正是這種矛盾將我推向了崩潰的邊緣。自從我來到這里以來，環(huán)境研究系已失去了多位非終身教職的教師，而每一位都堪稱杰出的教授。眼看著這樣的局面持續(xù)上演，而校方卻始終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大談社會正義上，當學院領導層再次做出那些荒誕至極的“進步”舉措時，我的耐心早已耗盡。

貝茨學術(shù)事務委員會是一個規(guī)模雖小但頗具影響力的委員會，由院長以及四位來自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跨學科研究領域的資深教員組成。2022年12月，該委員會傳閱了一份立法草案，內(nèi)容正是課程工作組于2021年提出的方案——即后來被稱為“種族、權(quán)力、特權(quán)與殖民主義”要求，簡稱RPPC。如果這項提案經(jīng)教職員工投票通過，所有專業(yè)都須至少開設一門與“種族、權(quán)力、特權(quán)、殖民主義及其后果”相關(guān)的課程。學生則需修讀兩門此類課程，其中一門必須在其主修專業(yè)內(nèi)完成。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委員會成員竟全為白人，竟無一位有色人種教授在列，這為整個事件平添了幾分荒誕的黑色幽默。

不過，讓我覺得沒那么好笑的是，盡管早期民意調(diào)查顯示教職員工普遍對這一計劃持嚴重懷疑態(tài)度，但校方卻似乎一意孤行，執(zhí)意推行自己的方案。在2023年3月的一次教職員工會議上，RPPC的要求被提出來進行討論和征求意見。我發(fā)表了意見。

站在一間狹小禮堂的麥克風前，我詳細闡述了自己反對這項要求的理由：這明顯侵犯了學術(shù)自由。這些新課程的教學任務很可能轉(zhuǎn)嫁到少數(shù)族裔教師身上，他們將進一步被固化在自己并不情愿從事的種族議題研究中。而要求理科教授們講授有關(guān)種族與殖民主義的課程，很可能會釀成一場災難。大多數(shù)貝茨學院的理科教師在這方面毫無專長，也缺乏在課堂上討論敏感社會議題的經(jīng)驗。我指出，強迫他們充當“偏見專家”，不僅教育價值存疑，而且很可能弊大于利——尤其對那些將直面他們生澀拙劣地講授種族敏感話題的少數(shù)族裔學生而言，傷害尤為嚴重。

我尤其著重強調(diào)了這一點。如果我在貝茨學院的那段時光教會了我什么，那就是，要讓那些秉持進步理念的白人學者按你的意愿行事，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將你的關(guān)切轉(zhuǎn)化為關(guān)于種族傷害的治療性語言。仿佛是事先排練過一般，一位我暫且稱為桑德拉的理事會教授連忙向我保證，她非常重視可能給少數(shù)族裔學生造成的創(chuàng)傷。她堅稱，一定會找到辦法，確保課堂氛圍不會讓他們感到不適；她解釋說，關(guān)鍵在于營造一種“修復的文化”。

當我表示自己完全不明白“修復文化”究竟意味著什么時——其實我不過是想看看她能否拿出點真東西來反駁自己那空洞的胡扯——桑德拉舉了一個很有幫助的例子，說明“修復”在實際中可能是什么樣子。她建議，或許可以建立這樣一個機制：如果有人不小心說了句種族歧視的話，有色人種學生就能大聲喊出“哎呀”或“好痛”——仿佛這些年輕人并非擁有基本人格尊嚴、花大價錢向所謂的學科專家學習的成年人，而只是學齡前兒童，正在學著當別人搶走他們的玩具卡車時別再咬朋友了。我?guī)缀鹾谋M了僅存的一點職業(yè)素養(yǎng)，才沒忍不住湊近麥克風說聲“哎呀”。

我私下里早已認定，學生訴求的幽靈正被用作借口，以推動那些只有高層管理人員和少數(shù)資深激進分子才樂于推行的立法。幾天前，在2023年3月教職員工會議召開前夕，我收到一封奇怪的電子郵件，似乎證實了我的這一看法。郵件中，一位學生政府成員毫不隱晦地暗示我支持這項強制要求。當我回信詳細說明自己不支持的理由時，她坦承，她和她的同學們此前已被校方理事會要求——確切地說，是被“施加壓力”——去勸說自己的教授們投贊成票。我感到十分不安，因為顯然學生們正被招募參與一場影響力行動。這位學生還告訴我，她和她的同學們對這項擬議的要求完全措手不及，但卻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教授都持一致的積極態(tài)度。

會議結(jié)束后，我還收到了一封來自“哎呀，好痛”桑德拉的郵件。她似乎頗為焦慮，一位持左翼政治立場的年輕黑人教授竟然對委員會的愿景提出了異議。在我們交流的過程中，她提到，我對學術(shù)自由的看法居然也出現(xiàn)在“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教職員工”中——仿佛僅僅因為我這種觀點竟被那些并非自由派激進分子的教授所認同，就足以證明我的看法本身是不合法的。她還補充道：“我確實懷疑，一些白人正利用這類論調(diào)來逃避直面系統(tǒng)性種族主義的問題。” 對我而言，她言下之意再明顯不過：作為一名黑人男性，我真的愿意和那些不愿真正付出努力的人站在同一邊嗎？

我告訴她，我認為貝茨的新計劃不過是自由派對佛羅里達州等地已發(fā)生情況的鏡像式回應——在那些地方，州政府正通過監(jiān)管課程內(nèi)容來推行種族主義和恐同的議程。“我絕不愿支持侵犯高等教育領域的學術(shù)自由，哪怕恰恰是自己團隊在這么做，”我寫道。

桑德拉似乎陷入了僵局：一些少數(shù)族裔教授支持這項要求，而另一些人，比如我，則持反對態(tài)度。據(jù)我觀察，那些受“覺醒”文化影響的白人學者——他們大多已習慣于尊重黑人和拉丁裔學生及同事的“切身經(jīng)歷”——在面對意見相左的少數(shù)族裔群體時，幾乎完全喪失了決策能力。與持有不同觀點的“邊緣化”群體打交道，往往會令一些白人同事陷入一種認知上的癱瘓狀態(tài)。我注意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會采納最近一位與之就此事交談過的少數(shù)族裔人士的建議。對此，我和朋友們開玩笑地稱之為“我最后一個聊過的黑人”問題。

但這個問題也蘊含著一個機遇：如果你能設法成為白人教授或行政人員在做出重要決定前聽到的最后一位少數(shù)族裔聲音，他們往往就會照你說的去做。顯然，對桑德拉而言，這一策略奏效了。我針對RPPC提出的反駁意見開始被采納，她還問我，是否能支持這樣一個提案版本：該提案仍要求學生修讀兩門有關(guān)種族主義的課程，但不要求校內(nèi)所有專業(yè)都必須開設此類課程。

我告訴她，我能做到。盡管我私下里仍不認同在我看來對我們課程進行赤裸裸政治化的做法，但我的核心反對意見一直聚焦于教職員工的學術(shù)自由，以及讓化學家去講授有關(guān)白人至上主義課程的荒謬性。如果這一要求能夠通過已有的課程或自愿增設的課程來滿足，那么這種妥協(xié)似乎值得做出，尤其是考慮到這樣一來，學生便不太可能再被迫學習那些“社會正義數(shù)學”之類的垃圾課程了。桑德拉表示，她將在下一次學術(shù)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議這項修改。不到兩周后，一份新版本的法案被分發(fā)出來，其中最主要的要求已被刪除。關(guān)于是否通過或否決該法案的投票，將于四月的教職員工大會上進行。

我曾短暫地以為，自己這一方贏了。然而一周后，一份反提案卻送到了門縫里——這份提案得到了一小群但聲音響亮的教職員工的支持，他們尤其熱衷于推動社會正義。提案恢復了最初的主張：每個主要專業(yè)都必須開設有關(guān)種族主義的必修課程。

出于某種宇宙般的眷顧，我在投票前幾天突然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個人事務，這意味著那場關(guān)鍵的四月周一，我將不在城里。我提醒了幾位同樣反對這項立法的同事：“我不會參加那個會議了，”我對其中一位說，“不過說實話，這反倒挺好，我覺得自己要是去了，非得氣炸了不可。”

后來我了解到，貝茨學院“非洲研究”項目的幾位教授——該學院是表演性激進主義的中心之一——在會議室外分發(fā)傳單，宣稱如果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將實際上掌控整個課程體系。他們還通知其他教職員工，如果立法通過了較溫和的版本，他們將不允許自己的課程計入必修學分。這樣一來，任何課程的實施都會面臨極大的后勤挑戰(zhàn)，學生們只能為數(shù)量有限、能夠滿足學分要求的課程名額展開激烈競爭。更令人感到憤慨的是，似乎還有些別有用心的操縱：多名學生——其中許多是少數(shù)族裔——竟被一位白人教員帶到了會議上，明顯充當了“視覺輔助工具”；這些學生甚至大聲歡呼，支持反對方的提案。

或許，一些教授不愿當著學生的面推翻一項反種族主義要求；又或許，他們意識到非洲研究項目的威脅已使所有人陷入困境。當然，也有可能只是真理與進步的光芒，悄然溫暖了他們冰冷的心。無論原因如何，貝茨學院的教職員工最終讓步了：投票結(jié)果中，有73%的人支持這項原本僅獲少數(shù)人支持的措施。

投票以及此前發(fā)生的一切，最終促使我在一個比院系會議更公開的場合發(fā)聲。更雪上加霜的是，就在四月院系會議召開前的短短幾周，工會的努力已正式宣告失敗。同年六月，我在《波士頓環(huán)球報》發(fā)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為“我是一名不合適的黑人教授”。

傾訴那些我長期深藏心底的挫敗感，讓我感到如釋重負。同時，我也即將開啟一段為期一年的休假——這是一段集研究休假與育兒假于一身的特殊時光。我安慰自己，等我回來后一定能堅持下去。我依然深愛著我的學生們，也樂于與他們分享那些我珍視的書籍和電影。即便我的觀點常常與環(huán)境研究領域的同事們不盡相同，但他們都是善良而開放的人。

我離開的那一年，試著從貝茨大學那些偶爾閃現(xiàn)的瘋狂片段中尋找幽默——有時甚至是黑色幽默：一封發(fā)給全體教職員工的郵件，抱怨一場校園“學者茶會”活動在挪用“黑人酷兒南方傳統(tǒng)”；一次我參加的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會議，一位白人社會科學家竟聲稱，在海報上印上農(nóng)民剪影的做法存在問題——因為當年的金博士紀念主題是“食物正義”，而農(nóng)民“默認為白人身份”，“拖拉機也象征著白人文化”。還有，包容性教學與學習中心為教職員工舉辦了一場名為“減壓節(jié)”的活動，其中設有“午餐與游戲”環(huán)節(jié)（玩橡皮泥、樂高積木，“其他有趣的‘玩具’”）、藝術(shù)手工制作，以及“隔壁房間還有一只柔軟的小兔子，可以去撫摸”。得知自己竟然在一家成人日托中心工作，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但回到校園后，一切似乎都不再那么好笑了。

我的休假剛開始不久，OpenAI的突破性模型ChatGPT便已面世，這讓許多教授和管理人員驚魂未定，手足無措地應對這項似乎即將使大學論文變得毫無意義的技術(shù)。我本以為，等到2024年秋季我返校時，貝茨學院早已制定出應對這一對美國高等教育構(gòu)成生存威脅的策略了。

然而，當我返回時卻發(fā)現(xiàn)，盡管貝茨學院的教職員工對人工智能助力的作弊行為驚慌失措，許多同事似乎卻缺乏集體行動的意愿。校方也似乎并不特別在意，如今我們的學生手中竟掌握了一種能夠替他們完成閱讀、寫作和思考的工具。令我深感憂慮的是，維護自由藝術(shù)教育的基本原則，或為學生提供一種仍可稱之為教育的體驗，似乎在貝茨學院已成了低優(yōu)先級事項。

那年秋天，我加入了一個招聘委員會，這進一步加深了我的幻滅感。到那時，我對校方那些存疑的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政策，以及這些政策與學院勞動條件之間深刻的矛盾，已基本喪失了震驚之情。然而，在這次招聘過程中，這種矛盾卻變得再也無法忽視。在我們眾多“多元化”候選人中，有一位非終身教職的教授——我暫且稱她為米婭——她在貝茨學院已執(zhí)教多個學期。她的研究令人振奮，她的課程引人入勝，她是一位勤奮而深思熟慮的同事。

此外，高校通常會向非終身教職的教師提供終身教職軌道的工作崗位：這些“內(nèi)部候選人”具有熟悉度高的優(yōu)勢，院系往往樂于善待一位長期處于職業(yè)瓶頸狀態(tài)的同事。成為終身教職教授的道路可謂艱辛——這一制度要求人們在人生最黃金的歲月里，不斷從低薪工作輾轉(zhuǎn)到低薪工作，從一個州奔波到另一個州，只為有朝一日能獲得一份穩(wěn)定職位。由于許多大學對兼職教師授課數(shù)量設定了上限（以避免不得不遵守聯(lián)邦醫(yī)療保健規(guī)定），不少兼職教師不得不每學期在不同地方的院校之間奔波授課，多達六門甚至更多，這種做法被稱為“高速公路飛行”，以此勉強維持生計。四分之一的非終身教職高校教師依賴公共援助生活；三分之一的教師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米婭在貝茨的職位即將到期，因此我本以為我們會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將她聘入終身教職軌道。然而，我再次目睹了一個委員會竟因種種原因而錯失了一項顯而易見的良選。

2025年伊始的某個寒冷清晨，這個小組做出了最終決定：我們不會聘用米婭。這一結(jié)果很可能意味著，這將她留在貝茨學院的最后一個學期，甚至可能是她作為學者的最后一個學期。如果米婭只是個平庸的教師或?qū)W者，倒也罷了。但委員會一致認為，她完全具備勝任資格。只不過碰巧有一位“多元化”候選人，被評價為更契合一些，而且在拓展我們的課程設置方面也做得更多。我親眼目睹過太多非終身教職的教授被學院無情地淘汰，因此米婭的命運本不該讓我感到意外——可它還是讓我大吃一驚。

此刻，我終于清楚地意識到，原本本該一眼便明了的事。貝茨既不是一個適宜工作的地方，更不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地方。而這個問題遠不止于某一所學院：貝茨只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個節(jié)點——它向青少年們許諾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卻以往往難以償還的債務作為交換；它誘使學者們——被那種早已被徹底扼殺的、充滿書卷氣的教職生活的美好幻想所吸引——不斷等待著那真正的工作：那注定會在臨時工作之后到來的工作，以及下一個臨時工作，再下一個臨時工作……

這一切我都幸免了。而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即將實現(xiàn)自21歲那年——當時我還是個英語專業(yè)學生，在現(xiàn)代主義教授那間鑲著木板的辦公室里——便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要從事她這份工作以來，一直渴望得到的東西。環(huán)境研究領域的資深同事們談起我的終身教職，仿佛已是板上釘釘?shù)氖拢踔凉_討論起我將成為下一任項目主任人選。就在我們決定不聘用米婭的那個一月早晨，貝茨學院的校長宣布：我竟然是四位教授之一——也是唯一一位非終身教職的教師——被同事們投票選入了頗具影響力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指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校長本人、多位副校長以及一名董事會成員共同組成。我已身處一條內(nèi)部通道中的內(nèi)部通道，可這種感覺卻空洞得令人窒息。

坐在那場最后一次招聘委員會會議上，我們正商討著一位與我一樣，多年來孜孜以求的職業(yè)命運——這份職業(yè)更像是某種使命。那一刻，我竟意外地被一種堅如磐石的確定感攫住了。我再也不想這樣下去了。那種學術(shù)界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你絕不能離開終身教職軌道”——瞬間煙消云散。在我導師曾將我比作最后一只恐龍的五年后，我決定主動將我的學術(shù)生涯引向一片焦油坑，而不是坐等小行星撞擊。會議結(jié)束后，我獨自坐在車里，給一位知心好友發(fā)了一封郵件，坦白自己打算離開貝茨學院。

精英高等教育的招聘與勞工實踐，以及其數(shù)十年來逐漸走向進步極端主義的過程，并非彼此分離，甚至也并非相互矛盾。它們實為同一段歷史。1969年的一項針對6萬名教授的調(diào)查顯示，其中27%自認為中派，28%自認為保守派，而46%則自認為自由派或左派。如今，在美國一些頂尖大學里，僅有個位數(shù)比例的教職員工自認是保守派。2025年對哈佛大學教職員工的一項調(diào)查更是顯示，這一比例低至9%。

這一切的發(fā)生并不神秘：正是那個本應保障教職員工自由思想權(quán)利的制度，最終走向了崩潰。到1980年，美國高校中擁有終身教職的教授比例高達三分之二。而如今，這一比例僅約為四分之一。我們從一個大多數(shù)教職員工可以毫無顧慮地暢所欲言的世界，步入了一個大多數(shù)高校教師不得不擔心，一旦發(fā)表有違主流觀點的言論，其合同便可能無法續(xù)簽的新時代。毫不奇怪，由大量合同制教師組成的教授群體，也更容易受到壓力，從而陷入集體思維的桎梏。

在我即將結(jié)束在學院的任職、正值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個月之際，我參加了一次由顧問主持的會議。會上，出席的幾位教授和高級管理人員被要求分享他們認為貝茨學院最突出的優(yōu)勢與不足之處。一位同事指出，學院最大的優(yōu)勢在于其對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的堅定承諾。另一位同事則表示，學院最大的弱點在于它本可以更加積極地踐行DEI理念。還有一位人士感慨道，我們與瓦巴納基原住民部落的聯(lián)系本可以更加緊密。

當雪漸漸化作泥濘，我路過一棟校園建筑，看到一張貼在墻上的傳單，上面宣布了學院一年一度的性教育周活動。這張色彩斑斕的海報宣稱，貝茨學院將舉辦一場“飛鏢套圈游戲”，并提供配備各種性玩具的“探索桌”。曾經(jīng)，我或許會把這張海報視作學院種種問題的象征——錢花在荒唐無稽的事情上，由一群連自己工作都解釋不清的官僚組織起來。如今，我卻覺得這一切竟莫名地令人耳目一新。說到底，貝茨學院不正是個致力于毫無風險的意識形態(tài)自慰之地嗎？至少在這一周里，我們能坦誠地面對這一點。

幾個月后，我以全職撰稿人的身份加入了《大西洋》雜志。當時，我正忙著享受人生中第一個擺脫學術(shù)束縛的秋天，卻突然聽到了一則消息：在11月的教職員工會議上，貝茨學院的教授們將投票決定是否暫停實施“種族、權(quán)力、特權(quán)與殖民主義”必修課——該課程原定于2026年開始。顯然，學院內(nèi)一些頭腦冷靜的成員已作出判斷：鑒于當前的政治氛圍，眼下并非推行有關(guān)白人至上主義物理學或殖民主義化學等課程的最佳時機；事實上，如此赤裸裸地帶有政治色彩的課程設置，很可能使貝茨學院成為現(xiàn)任政府的重點打擊對象。新提案建議，暫停執(zhí)行這一必修課，直至2029年——而2029年恰逢下一次總統(tǒng)大選之后。

我本以為會感到如釋重負。一直以來，我都堅稱RPPC毫無意義、無法實施、簡直是荒謬至極。如今，它終于壽終正寢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生出一絲失落。這最后一絲跡象提醒著我：一切努力終究都化為泡影。我回想起多年前那位院長那略帶尷尬的神情——當時我曾自豪地表示，自己很榮幸能加入一所擁有廢奴主義傳統(tǒng)的學校。盡管逝者已不能言語，但我不得不推測，那種尷尬或許也是雙向的。

貝茨學院成立于1855年，其宗旨是：無論身處何地、膚色如何，一個人就是一個人。在隨后的十年里，這所學院培養(yǎng)了173名學生，他們甘愿為聯(lián)邦事業(yè)和人類解放灑下熱血。這些接受過廢奴主義教育的學子中，有一位名叫霍爾曼·S·梅爾徹。他離開貝茨學院后，加入了緬因第20團。一年之后，在葛底斯堡戰(zhàn)役中，他率部從小圓頂山丘上發(fā)起刺刀沖鋒，直沖迎面而來的南方聯(lián)盟軍隊。

如今，這所大學竟然連最基本的勇氣都找不到了——面對一項課程改革，其教職員工和管理人員曾滿懷激情、真誠且刻意地強調(diào)，這項改革乃是當務之急，因為它關(guān)乎的絕不僅僅是教育問題，而是正義本身。

投票結(jié)果一致通過。

說明：本號刊發(fā)來自各方的文章，是為了獲得更全面的信息，不代表本號支持文章中的觀點。由于微信公眾號每天只能推送一次，本站目前在騰訊新聞發(fā)布最新的文章，每天24小時不間斷更新，請在騰訊新聞中搜索“邸鈔”，或在瀏覽器中點擊：

https://news.qq.com/omn/author/8QIf3nxc64AYuDfe4w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