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文：回憶《中國歷史小叢書》

我在中華書局十年(1962—1971)，“文化大革命”占去了五年半，“四清”占去了近一年，從事編輯工作的時間，除去在《梁啟超集》整理小組幫忙幾個月外，都在“歷史叢書組”。叢書組的任務，一是編輯《知識叢書》，這套書是胡愈之同志倡議的，由中華書局、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幾個單位共同出版，我們出版了《中國猿人及其文化》、《中國古代數學簡史》、《詩經》、《宋元話本》、《古籍版本淺說》、《文天祥》和《辛亥革命》等十來種；一是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文革”前共出版了一百四十七種，洋洋大觀，在讀者中有相當大的影響。這里，僅就《中國歷史小叢書》作一簡略的回憶。

一

中華書局從1958年起，成為整理、出版中國文史哲古籍及學術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機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同志，對文化教育事業特別熱心，自稱“好事之徒”；為了普及歷史知識，并為歷史教師的教學提供參考資料，以及鍛煉和提高教師的學業和寫作水平，他在1958年倡議編輯、出版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吳晗同志親自擔任叢書編委會的主編。編委會下設辦公室，附屬在北京教師進修學院。辦公室主要負責聯系作者、組稿、請編委審稿以及其他日常工作。辦公室人員不多，但工作做得很好。尤其是張習孔同志，數年如一日，積極熱情、認真負責，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辦公室把經過初審、準備采用的稿子交給中華書局編輯部。開始，稿件由古代史組朱彥同志擔任編輯。后來，稿件越來越多，改歸近代史組李侃同志負責安排編輯加工。1961年成立了“歷史叢書組”，承擔《中國歷史小叢書》的全部編輯任務，但《知識叢書》中的有些稿件，仍由文學組、近代史組等承擔編輯工作。

吳晗

《中國歷史小叢書》同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部頭書相比，好似宴席之前的一個拼盤。但是，拼盤好配，眾口難調。它的讀者對象是初中乃至高小文化水平以上的廣大歷史愛好者。其內容要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一萬多字或兩萬多字說明一個主題。實際上，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那么容易。有些專家學者，能寫出很好的大塊文章，卻不善于寫這種通俗小冊子。自然也有例外的，如小叢書的幾位編委寫的《徐霞客》、《李贄》、《北洋海軍》以及某些熟悉通俗歷史讀物特點的作者，拿出來的都是成品，編輯部稍加技術處理即可發稿。但是，就大多數稿件來說，都達不到發稿要求。所以，叢書組編輯加工的任務非常繁重。

我調到叢書組的時候，浦一之同志任組長，編輯人員有朱彥、何炳然、徐敏霞、趙仲蘭、曾偉強同志，還有借調來的李賡序和胡昭靜同志臨時幫忙，陳政域同志做組里的秘書工作。作為一個獨立的編輯部門，已經初具規模。但是，由于書稿加工量大，仍感人手不足。為了完成發稿計劃，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稿子，請社外的熟練編輯幫助加工。有—位同志每年都能給我們加工十種八種，質量也合乎要求，等于社內增加一名正式編輯。

叢書組的同志為了編好這套普及性的《小叢書》，都積極、認真地對待每一本書稿和每一個工作環節，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為《小叢書》作出過貢獻、現在已經去世的幾位同志。

朱彥同志。當時是叢書組年歲最大的。他原是中學教員，以后進入中華書局，長期從事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這位積數十年經驗的老編輯，具有高超的編輯技巧，善于處理各種類型的書稿，對加工量很大的的小叢書，更有獨到的本領。有的稿子，選題、材料都好，但寫得很差，經過作者一再修改，難以繼續提高，到了他的手里，對段落作些調整，對文字進行潤飾，修修補補，就可以大大提高質量，達到發稿水平。金燦然同志對他處理疑難書稿“起死回生”的能力，是很贊賞的。他寫了一本《荀子》，署名“朱硯夫”。這本書條理清楚，語言流暢，讀者反映較好。

李賡序同志。他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輯，金燦然同志擔任該社領導工作時就熟識他。中華書局成立“歷史叢書組”以后，燦然同志就多方物色通俗歷史讀物的編輯人才。他想到李賡序同志1957年被劃為“右派”下放在山西稷山縣，就“借調”他到中華書局，安排在叢書組幫忙。因為他戶口留在北京，經過一番努力，就辦妥了調干手續，成為叢書組的正式工作人員。他從山西回到自己熱愛的編輯工作崗位，積極性很高，對通俗讀物，又很有興趣。他試圖把小叢書搞得更加生動活潑一些，自己動手寫了一本《彝陵之戰》，全書故事性強，語言生動，得到編委們的好評。

鞏紹英同志。他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和黨委書記，是燦然同志的老同事。他調來中華書局后，領導歷史叢書組。紹英同志博覽群書，知識面廣。《歷史小叢書》每種篇幅雖小，但上下五千年，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專題史話，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叢書組的同志在編輯過程中，常常因為自己知識不足，遇到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去請教紹英同志，他一般都能給以解答或者指出去查找什么書。同志們稱他為“活字典”，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

二

以吳晗同志為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的編委會成員，都是史學領域各個門類的專家學者，起初二十多人，以后擴大到三十多人。他們各以所長，審閱小叢書某一方面的稿子。不少編委還自己帶頭寫一本，以為號召。有的編委審稿十分仔細，從內容到形式，提出具體意見，由辦公室退給作者修改，改了以后再看，不嫌麻煩，使稿件質量有所提高。吳晗同志審稿最多。作為主編，每一本書的付印清樣他都看過，照例寫上“速付印”幾個字。有時還寫幾句肯定或贊揚的批語。金燦然同志對小叢書的稿子也極為重視，只要他身體健康，能夠審稿，總是每稿必看。從觀點到文字，看得非常仔細，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有的稿子他覺得沒有把握，就送請中宣部出版處審閱。他說，我們黨對宣傳工作歷來是很重視的。黨委都設有宣傳部，對黨報黨刊抓得很緊，對政治書籍也抓得緊。我們搞的是歷史、古籍，雖然也是宣傳、文化工作，但同政治的聯系不那么緊密，有些事情要我們主動提出來向黨委匯報請示，否則，黨委不知道你有什么問題要解決。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搞的是歷史，是小冊子，而疏忽大意。弄得不好，同樣會犯大錯誤。

小叢書編委會，在歷史叢書組成立后每年一般開會兩次。會上，由編輯部和編委會辦公室匯報編輯、出版和組稿工作情況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計劃、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等等。編委們進行討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改進工作的意見。有一次開編委會，吳晗、金燦然同志都提前到場。閑談中，我順便提到一位年輕作者，因為編輯部對他的稿子提了些否定性的意見，就勃然大怒，用諷刺挖苦以至污辱性的語言，給責任編輯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使我們的編輯氣得流下眼淚，難過了好多天。吳晗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他說，此風不可長。那青年作者所在單位的一位編委來了，吳晗同志向他說明此事。那位編委向我們致歉，并表示，回去以后，要對作者進行教育幫助，要他處理好同編輯之間的關系。

編委審稿都是義務性的，不取報酬。如果說有一點慰勞的話，那就是出版每一種小叢書都及時贈送；同時，每次開編委會，中午聚餐。聚餐不用公款請客。吳晗同志以主編的名義每年向中華書局領取審稿費二三百元，支付餐費(包括會場使用費)。每人五元的標準，就吃得相當滿意了。

三

《中國歷史小叢書》于1963年出滿一百種。這是《小叢書》的鼎盛時期。為此，編委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帶有紀念性的擴大會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其他報刊發表了一系列的介紹、評論文章。一時形成了較大的聲勢。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一套叢書，從無到有，短短幾年，出了一百種，每種發行量，少的四五萬、七八萬，多的十幾萬。讀者對象不僅是學生、教師，還有工人、農民、軍人以及各級干部。有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著名學者也愛看。他們說，寫一個歷史人物多達一兩萬字，在一般通史書里，往往不會那么集中、那么具體，加之通俗易懂，富有故事性，真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來自各方面的這些反映，確實令人鼓舞。更足以自慰和自豪的是在當時的那種政治氣氛中，這套叢書能夠為廣大工農兵“直接服務”。這在以出版古籍為專業的中華書局來說，簡直是鳳毛麟角了。

好景不長。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4年6月文藝整風，文化藝術部門的某些工作，被批評為“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中華書局一度“行情看漲”的編輯出版業務，看來要重新考慮了。接著，“四清”運動在全國展開，中華書局有三分之一的同志參加了山西昔陽的“四清”工作團。歷史叢書組去了三位同志，發稿數字壓縮了將近一半。當時，文化部組成了新的領導班子，一位管出版的副部長指示，《歷史小叢書》發行量很大，不應盲目樂觀，要深入進行調查研究，聽聽基層讀者的反映。其實，《歷史小叢書》出版以來，編委會辦公室和編輯部曾在北京做過大量的調查工作，每年都要開讀者座談會，聽取工農兵和學生、教師、干部的意見。會后，還把各方面的反映整理成文字材料內部傳閱或者打印出來分發給有關人員。只是沒有到外地做過調查。遵照文化部領導的指示，我們決定到農村去，深入了解讀者對《小叢書》的反映。秋天，我和李賡序、何炳然同志到山西昔陽縣，利用中華書局一批同志在“四清”工作團的方便，進行調查工作。我們在昔陽一個多月，在城關中學和幾所小學以及東冶頭、皋落等公社的幾所中學，開了十多次座談會，聽到教師和學生們對《小叢書》的一片贊揚聲。我們還參觀了若干大隊的圖書室或文化室，了解收藏和借閱《小叢書》的情況。在他們的藏書中，《小叢書》雖然不像政治讀物和農業科技讀物那樣多，但都有若干本，足以說明《小叢書》是普及到基層的。

1965年秋季，我參加了河南安陽“四清”工作團。在進行“四清”工作的同時，也留意《小叢書》在當地公社、大隊和中小學圖書室收藏和流通的情況，并為這套書在農村吸引了一批讀者而高興。

1966年春天，正當我們在河南林縣繼續進行“四清”的時候，大約是四月底，我被提前調回北京，參加文化部組織的一項大批判的準備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了。不久，在河南“四清”的同志相繼回京，我也回到中華書局參加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群眾一經“發動”起來，揭發牛鬼蛇神的材料如雪片飛來。我們前一年在山西昔陽為《小叢書》召開座談會，當然逃不脫群眾的被“擦亮”了的眼睛。昔陽某學校的教師在信中寫道，“三家村”頭目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毒害廣大讀者，吳晗還派他們的黑爪牙王某某等三人到基層來放毒，一定要把這些害人蟲揪出來示眾。言詞十分激烈。我看了這些材料，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我擔憂的倒不是對《小叢書》要負多大責任，而是預感到這場“革命”來勢如此之猛，不知會搞成什么樣子。

中華書局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是由文化部領導的。不久，上級派來了解放軍組成的工作組，一切工作歸工作組領導。學習了幾天文件，工作組成員找我談話，要以我為主寫一篇批判《中國歷史小叢書》的文章，點名批判的對象是金燦然同志。《小叢書》的主編雖然是吳晗，但他的“滔天罪行”，主要不在《小叢書》，而且早就點過名了。從中華書局來說，“罪魁禍首”當然是金燦然。我不善于寫文章，更不善于任意提到階級斗爭的高度上綱上線。初稿寫成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滿意，工作組當然更不滿意。我改了幾遍，沒有通過；工作組又請人改，改來改去，總是“戰斗力不強”，未能寄給報社。這時候，《光明日報》已經發表批判《外國歷史小叢書》的文章，點了陳翰伯同志的名，而我們的文章，卻遲遲不能跟上。工作組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缺乏“戰斗力”的文章，又拋不出去。折騰了十來天，大概是政策有什么變化，文章被擱置起來，《中國歷史小叢書》未遭公開批判，金燦然同志終于沒有在報紙上點名。不過，批判《小叢書》的大字報和各種會議上的發言還是不少的。批判的基本論點無非是：《小叢書》肯定某一歷史人物的，就是“美化古人”；批判某一歷史人物的，就是“借古諷今”。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誰也不去管它。

“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的風暴過去了。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恢復了《小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幾年之內，新出一百多種，連“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累計達到二百幾十種。令人不解的是，在讀者中有著很大影響的《小叢書》，發行量卻不斷下降，每一種新書，新華書店只訂購一兩萬冊，這就很不景氣了。編輯部應讀者的要求，把若干本性質相同的選題，匯編成合訂本出版，倒很受讀者歡迎。我想，在中華書局的歷史上，編輯、出版延續了二十多年、總計近三百種的《中國歷史小叢書》，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文章選自《回憶中華書局·下編》（中華書局，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