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鳳凰網《風暴眼》出品
作者|汪小龍 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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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上午，澎湃新聞報道牛蛙檢出抗生素超標問題沖上微博熱搜，福建漳州牛蛙養殖戶老趙刷到新聞，把截圖轉發給同行：“八級地震了。”
“肯定要掉價了”，同行紛紛討論。這不是他們第一次經歷行業危機，抗生素問題一直伴隨著牛蛙養殖產業鏈，是他們不得不面對和權衡的課題。
圖為媒體暗訪畫面 圖源：澎湃新聞
據澎湃新聞調查，從養殖、加工到電商銷售，牛蛙產銷鏈條的抗生素檢測把關在部分環節形同虛設，多批次樣品抗生素超標，個別樣本甚至檢出國家明令禁用的呋喃唑酮。
輿論把矛頭對準了養殖戶和加工廠，問題背后的復雜性也浮出水面：抗生素在水產養殖里，究竟是不是“必需品”？“必要”又是怎么一步步滑向“濫用”的？這未必只是牛蛙一個品類的困境。
鳳凰網《風暴眼》通過對話水產養殖戶和食品安全專家，試圖還原水產養殖用藥環節更完整的模樣。
01 一畝地放兩萬五千斤蛙
老趙家的牛蛙養殖產業，要從他父親那輩算起，在漳州做這行已經三十多年，他們看到的業內情況是，用抗生素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他舉例說，“一畝水面正常能投放兩萬五千斤左右牛蛙，如果全程一滴藥都不下，最多產出三千斤，運氣差的時候，甚至可能一塘蛙全軍覆沒。”
“牛蛙產量太低，根本沒法大規模供給市場。”老趙說。
圖為牛蛙養殖池 圖源：網絡
他給鳳凰網《風暴眼》算了一筆賬：南方基本一年只養一批牛蛙，一萬斤牛蛙如果全部染病死亡，直接虧損就要五萬到七萬元；一次整塘覆滅，虧掉幾十萬也是常事。
國家高級食品檢驗師王思露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這種恐懼不是空穴來風：我國水產養殖年產量超5500萬噸，高密度集約化養殖是行業主流模式，細菌性病害每年給行業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以上。
并且農業農村部批準了恩諾沙星、氟苯尼考、磺胺類等126種合規水產專用抗生素，用于病害確診后的對癥治療——這套體系本身，是作為保障產業存續的“急救方案”設計出來的。
也正因如此，老趙對“抗生素”三個字，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諱莫如深。
他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牛蛙養殖中使用抗生素可以治療腸炎這類常見疾病，“人腸胃難受了要吃藥，牛蛙也是同理”。
但他的養殖場并沒有大量使用抗生素。他告訴鳳凰網《風暴眼》，父親最初建養殖場那個年代，還沒有什么抗生素可供選擇。也是從那時開始，他們慢慢摸索嘗試使用中藥防病治病。
“中藥見效速度并不比抗生素慢，最大的優勢是不會產生耐藥性。”老趙說，“最好的思路是做好提前防控，預防永遠比發病之后治療更重要。”
“這次風波之后，行業接下來限價、掉價是必然的事。”老趙說。他經歷了牛蛙行情過去兩年的低迷，整體行情一直往下走，養殖戶一年比一年多，市場需求卻在下降。
他不打算再賭這個行情，正在物色一片一百多畝的山地，準備轉行養牛：“相比牛蛙，養牛會輕松太多了。”
02 “治病”到“濫用”，取決于誰？
如果抗生素本身是被允許、甚至稱得上必要的，濫用又是怎么發生的？
在老趙看來，“抗生素風險高低，關鍵在于會不會合理使用……不懂技術盲目操作，不管用什么藥都會出問題。”
他觀察到，這條產業鏈里，各個區域養殖用藥情況差別很大。"江蘇、安徽一帶養殖的牛蛙品質普遍不錯，基本上很少大量使用抗生素。而有些地區養殖戶抗生素使用量很多，有些甚至會在一包飼料里添加整整一斤抗生素。”
他表示，這和水質有密切關系。南方一些養殖塘水體偏肥沃，水質環境差，病害更容易爆發，用藥量也就跟著水漲船高。
據他了解，有的養殖戶一份飼料里會兌五六種甚至七八種抗生素，“呋喃唑酮這樣的禁用藥也有人在用，主要用來治療牛蛙拉稀，如果爆發腸炎不及時用藥很容易整塘覆滅。”但他同時表示，這類藥物休眠期很長，行業里通常需要留出四五十天的休眠期。
老趙告訴鳳凰網《風暴眼》，監管部門會隔三差五來到養殖場開展抽檢，一方面檢測牛蛙體內藥物是否超標，另一方面核查養殖排出的污水水質能否達標。同時，收購商收蛙，也會查藥檢。“只要第二天要出貨，收購商前兩天就會提前上門抽樣檢測，藥檢不過關的牛蛙沒人敢收，沒人愿意擔違規風險。”
同一條產業鏈，不同養殖戶之間的用藥規范程度差異很大，這并不是牛蛙產業獨有的現象。
鱸魚，尤其是市面上最常見的加州鱸，同樣是水產高密度養殖的代表品類，此前也曾多次因抗生素殘留問題被曝光。
圖為小周管理的魚池 受訪者供圖
四川一位管理魚場六年的鱸魚養殖戶小周，在刷到牛蛙抗生素超標的視頻時，第一反應是：“蛙本來就是抗生素的重災區。”
小周表示自己的魚場執行的是一套相當具體的規范：日常防控會用到氟苯尼考、恩諾沙星這類常規品種，但供貨商要求成品魚的藥殘標準高于國標。
休藥期方面，行業通用的“度日”標準是喹諾酮類500度日，即按25℃水溫折算停藥20天，但供貨的商超把標準提到了800度日，折算下來要停藥32天以上。
注：藥度日 = 水溫 × 停藥天數是水產休藥行業實操標準，不屬于國標強制條款，是商超、大型基地自設嚴于國標的內控標準。
圖為小周送檢的實驗室 受訪者供圖
并且每批魚出塘前，他會在同一批用藥的魚塘隨機抽12組樣品送檢，全部合格才默認整批達標；送到商超總倉后，對方還會二次復檢，通過才能上架。
“就算商超行情緊催著供貨，我們也絕對不會壓縮休藥期。”他的解釋很直接，因為基地常年備足十幾萬斤達標成品魚庫存，不擔心供應不上。
但他提到，村里老一輩管理的傳統魚塘（土塘），處理起病害來就困難得多。
圖為傳統養殖魚塘 圖源：網絡
小周說：“土塘的養殖戶一旦魚發病，沒有我們這樣的檢測條件，就找賣魚藥的過來看，相當于大炮打蚊子，很多種抗生素給你一起用。”
這次用恩諾沙星沒治好，換氟苯尼考，還沒治好，再換青霉素、土霉素，“但也容易導致治療的最佳時期錯過，魚又產生了耐藥性，這塘魚基本上損失就慘重了。”
更關鍵的是，他提到很多傳統養殖戶根本沒有用藥記錄，“憑感覺，魚養到能賣的程度就通知魚販來拉魚”，休藥期夠不夠，全憑自覺。
03 可能引發過敏、腹瀉
回到公眾最關心的問題：這些水產養殖中用到的抗生素，殘留到底有何風險？
對此，王思露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不同藥物的風險等級差異極大，絕不能一概而論。
整體來看，水產藥殘的健康風險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最直觀的是短期急性風險，通常出現在食用了高殘留超標的水產品之后。
例如磺胺類藥物殘留可能引發易感人群過敏，輕則皮膚紅疹，重則出現過敏性休克；恩諾沙星、氟苯尼考這類常用水產抗生素若嚴重超標，會破壞人體腸道正常菌群，引發急性腹痛、腹瀉。
更容易被忽視的，是長期微量攝入造成的慢性不可逆傷害。
圖為食品動物禁止使用的藥品清單 圖源：網絡
王思露表示，呋喃唑酮等硝基呋喃類藥物、孔雀石綠，都在農業農村部的禁用清單里。
這類物質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們會與水產體內的蛋白質牢固結合，家庭常規的蒸煮、煎炸溫度無法將其分解破壞；長期微量攝入會持續損傷肝細胞與造血系統，具備明確的致癌與遺傳毒性。
這也是合規抗生素與禁藥的核心分界：恩諾沙星、氟苯尼考是國家批準的水產專用獸藥，只要按規范劑量使用、嚴格執行休藥期，終端殘留就會低于國標限值，對人體不存在健康風險；而呋喃唑酮這類禁藥從養殖源頭就不允許使用，不存在所謂的“安全劑量”。
影響最深遠的，是全人群層面的細菌耐藥性公共衛生風險。
圖源：網絡
王思露指出，人畜共用的抗生素如果在水產養殖中長期濫用，會持續誘導病原菌產生耐藥基因，這些耐藥菌會隨著水產品、生活污水進入環境與人體。
當人們后續發生肺炎、尿路感染等細菌性疾病時，原本有效的同類醫用抗生素可能藥效下降甚至徹底失效，出現“無藥可用”的超級細菌感染。
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將水產養殖抗生素濫用引發的細菌耐藥性列為全球公共衛生重大威脅。
這一點也恰好對應了養殖端的亂象，不少養殖戶“一種藥沒效果就立刻換下一種”，盲目疊加、頻繁換藥的用藥方式，正是催生耐藥菌株最直接的推手。
（應受訪者要求，老趙、小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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