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學壇｜孟子“性”概念的意義結構（上）

孟子的性善論影響深遠，但其“性”的概念歷來解讀紛雜、存有爭議。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早期儒學視域中的孟子心性論研究”（21CZX026）跳出依表象論人性的思路，以生物生長為根本喻理，辨析“性”的廣狹二義，拆解其概念層次，為闡釋孟子性善論思想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學理視角。

原文 ：《孟子“性”概念的意義結構》

作者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何益鑫

圖片 |網絡

孟子的性善論對中國傳統的人性觀念影響深遠，但如何準確地理解性善論，在理論層面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理解性善論，以“性”概念的厘清為前提。然而，《孟子》關于“性”的論述，看似前后存在矛盾。為此，我們有必要對孟子“性”概念的意義結構與內容層次作出清晰的梳理。

現象的背后

孟子所言的“性”，不是現象或由現象直接推得的結論，而是現象背后的情實。據孟子觀察，時人言性常據現象作推論。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此章頗具爭議。第一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究竟是孟子對“性”之含義的正面表述，抑或只是對天下人言性的方式作一個判定，而他本人實不認同？這就引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思路。趙岐、朱熹等持第一種觀點，（偽）孫奭、陸九淵及部分清儒則持第二種觀點。其中，第二種觀點是比較有說服力的。陸九淵曾言：“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跡言之，實非知性之本。”毛奇齡說：“觀語氣，自指‘凡言性者’，與‘人之為言’‘彼所謂道’語同。”

“故”，即故事、陳跡，指人事之現象。從事實來說，天下之人談人性，大多只是依據人事之現象作直接的推論。正如公都子所引的兩種觀點：“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孟子·告子上》）或舉一時代之風尚，或舉特殊的歷史人物，作為人性觀點的證據。這是略顯粗疏的人性論，卻在當時廣為流行。孟子所謂“天下之言性也”，就是指這一類觀點。所謂“天下之言”，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既不包含孟子自己的主張，又不包含告子等思想家的理論。

然而，人的事實或人事之現象，雖不離于人性，但也不等同于人性。人性與現實之間，隔著后天習行的環節；但若要真正了解人性，又不能脫離人事之現象。那么，如何依據現象而又不滯于現象，從而達成對人性的正確認知呢？關鍵在于：“故者以利為本。”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利”，不是利益的“利”，而是順利的“利”。孟子意在表明，“順利”既是理解人事現象之關鍵，又是理解人性之關鍵。本章后續的討論，正是為了解釋“利”字的內涵。穿鑿之智為孟子所惡，是因為它埋沒于具體人事之中作私智的籌謀，不能深入了解人事活動內在之“利”。相反，大智如禹之行水，乃是順水向下之趨勢，加以引導疏通。如此一來，水既順應其向下趨勢，禹也盡可能少用了人力，達到了“行其所無事”的效果。若采用圍堵的策略，讓水往高處流，便逆了水的自然之勢，必然費力且無功。聯系《孟子·告子上》中的湍水之喻，水之向下，正是孟子所理解的水之“性”。故本章關于“故”與“利”的討論，最終關聯到對“性”的了解。行水之事有其“利”，從中可以確認水之“性”。同樣，通過觀察星辰運行的現象，也可以把握其運行的趨勢，即便是千年以后的日至，也可以推算出來。

要之，“性”不等于人事之現象，而是人事現象背后的情實。然而，對“性”的了解，又必須基于現象的考察。以利為本，考察人事之活動與現象，方能確認人性為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性本身就是內在的生長趨向，正如孟子所言：“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以生物為“根喻”

孟子的“性”，不僅是天生固有的材質；更主要的意涵是：它能自我生發、成長和表現，是生命固有的生長趨勢。孟子把“四心”比作植物初生的萌芽（端、才），又把“良心”比喻為“牛山之木”，都是為了顯示“四心”是能生之物，具有內在生發的潛能與趨向。這種植物譬喻，是孟子性善論的“根喻”（root metaphor）。

在《孟子·告子上》“杞柳之喻”一章中，告子把“以人性為仁義”比喻為“以杞柳為桮棬”，實際上是把人性視為有待加工的質料，而把仁義視為加工而成的器具。誠然，材料的加工需要依據其特性，如質地、紋理之類，故不少學者認為，此過程是“順杞柳之性”而為。這實則造成了對本章邏輯的巨大誤解。在孟子看來，“以杞柳為桮棬”，絕非“順杞柳之性”，而是“戕賊杞柳以為桮棬”。這是因為，從客觀事實來說，把杞柳制作成杯子，必須對杞柳施加外在的砍斫打磨之工，使之合乎杯子的規制。對杞柳來說，這無疑是根本性的傷害。那些認為“從杞柳到杯子是順杞柳之性”的學者，完全是站在制作或成器的視角思考問題，沒有從杞柳本身來看。杞柳一旦制作成杯盤，雖是其某種潛能的實現，但其自身之存在被否定了。這不是孟子意義上的“順”。孟子所謂的“順”，是指從植物初生狀態，自然生長為成熟狀態。在成長中，它也經歷了自我否定與揚棄，如胚生而種壞，花謝而果結；但這是生命自我生長、自我實現、自我成就的必經階段，而非源于外力的否定。

歸根到底，孟子論“性”，是就生物之生發與表現的內在趨向與特征而言的，不是就材料之質地與性質而言的。孟子的思想模式，是以生物為原型，而不是以技藝為原型。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8月4日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1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狄書一

《社會科學報》2026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