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中國細胞與基因治療（CGT）領域的研究者發起試驗（IIT）

編譯丨王聰

編輯丨王多魚

排版丨水成文

近日，國際頂尖學術期刊Science報道了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松江研究員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的研究人員開展的一項研究者發起試驗（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 IIT） ，一名參加試驗的 6 歲小女孩在接受基因治療后死亡。該事件引發廣泛輿論風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隨后表示，“堅決反對違背科研倫理違規開展醫學科學研究，將根據調查情況嚴肅處理”。

《生物世界》在此分享一篇關于中國細胞與基因治療領域的研究者發起試驗的專家觀點文章。該文章于 2026 年 7 月 13 日發表于國產期刊Vita，文章題為： China’s 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s in cell and gene therapy，文章通訊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醫院副院長孫曉東教授、上海尚思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魯白教授、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黃天蔭教授。

細胞與基因治療（ Cell and Gene Therapy，CGT）作為生物醫學的前沿領域，通過改造細胞或遺傳物質來治療遺傳疾病、難治性癌癥和罕見病。2015-2023 年期間，全球 CGT 研發管線持續擴大。目前，73% 的 CGT 候選藥物仍處于臨床前階段，僅有 2% 進入 3 期臨床試驗及更后期階段。這種分布不均凸顯了建立更高效監管框架的迫切需求。

為應對這些挑戰，中國已制定了一系列戰略政策，特別是建立了獨特的研究者發起試驗（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 IIT）路徑，以加速 CGT 的發展。隨著全球制藥和生物技術企業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中國，以利用其強大的基礎研究生態系統，IIT 路徑已成為中國推動創新、加快早期臨床概念驗證（PoC）、降低投資風險以及減少 CGT 研發成本的戰略基石。

該文章回顧了中國 IIT 的發展歷程，并探討了 IIT 在 CGT 領域的現狀及未來發展方向。

歷史視角下的中國IIT

中國的 IIT 體系歷經三十年，經歷了不同的監管階段。1998 年發布的最初《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指南并未區分研究者發起試驗（IIT）與申辦方贊助試驗（IST），IIT 在研究型醫院中僅零星開展。2003 年，審批配額制度的實施引入了 18-24 個月的等待期，極大地限制了 IIT 的發展。

2015 年是重大轉折：原 CFDA（現 NMPA）廢除配額制，實行 60 天默認批準機制；同期科技部啟動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建設，整合臨床研究平臺與倫理審查體系。2021 年《醫療衛生機構開展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管理辦法（試行）》首次在國家層面為 IIT 提供系統監管框架，允許學術研究者與生物藥企在 IRB 批準及 ICH-GCP 標準下開展 IIT。這些改革推動了 IIT 數量激增——據 ChiCTR 統計，截至 2026 年 4 月注冊量超 4 萬項。新冠疫情期間應急通道驗證了系統響應力：IIT 數據被接受用于支持 IND 與 NDA 申報；審評時限由 60 個工作日縮至 30 個工作日（兒科藥 3 天）；5 款新冠疫苗、11 款治療藥物、128 款診斷試劑快速授權。

中國當前聚焦 CGT 的 IIT 模式

傳統 IIT 多以學術探究為主；中國 CGT-IIT 已演化為轉化開發模式，具備獨特實踐優勢。

美國：FDA 按“產品導向”監管，IIT 分 IND-IIT（需提交 IND、嚴監管）與非 IND-IIT（機構審查后可開展，但用于臨床轉化的非 IND 數據仍須走正式 FDA 批準路徑）。

歐盟：受《臨床試驗條例》管轄，IIT 主要定位為非商業學術科研，轉化依賴正式藥品注冊路徑，法律/行政/時間負擔重。

中國：CGT-IIT 不替代監管審批，而是通過小樣本隊列快速評估治療活性與早期安全性，為適應癥選擇、患者分層、靶點參與、初始安全性畫像等關鍵問題提供答案。例如鄧宏魁團隊的自體 CiPSC 來源的胰島移植治療 1 型糖尿病 IIT 中，患者 2.5 個月內脫離胰島素、血糖穩定控制 1 年。在該“有結構但靈活”的框架下，申辦方可在投入大型注冊研究前產出高質量人體 PoC 數據，從而提高成功率、縮短周期、降低成本。

CGT-IIT 與傳統 IIT 在目標、適應癥選擇、監管要求上均不同（表1）。

表1. 傳統藥物 IIT 與 CGT-IIT 的比較

CGT 已被列為創新優先項與“新質生產力”典范，上海、北京等多地配套支持。上海作為領先樞紐，搭建了 CGT 臨床研究平臺組織架構（圖1a）與清晰申請流程（圖1b），限定由 NMPA-GCP 認證三甲或 NHC 指定干細胞機構承接；設立由 CGT 科學家、臨床醫生、生物統計師組成的獨立多學科科學審查委員會評估臨床前證據與風險受益，并由獨立數據安全監查委員會實時監查。截至 2025 年 9 月，全國 NMPA 批準的 9 款 CGT 產品中有 4 款源自上海，全國 25% 的 CGT 臨床試驗在上海開展。代表性成功：某 CAR-T 細胞療法的 IIT 客觀緩解率達 88%，直接促成與楊森合作及全球獲批；上海長征醫院 IIT 首次證明異體抗 CD19 CAR-T 細胞療法可治難治復發風濕免疫病，B 細胞清除維持超 1 年；上海優化 IIT 通道，把同類遺傳性視網膜病 RPE65 靶點的 Ⅰ-Ⅲ 期注冊研究由美國 Luxturna 的 10 年壓縮到 3 年。

地方經驗正上升為國家級制度整合：2025 年 9 月公布、2026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 《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應用管理條例》（國務院818號令） 首次在國家法律層面為 NHC 監督下的 CGT 等新技術臨床研究/轉化立規，明確 IIT 數據如何支撐轉化，并建立雙通道：臨床研究完成后，新技術既可走傳統藥品注冊，也可走“醫療技術轉化”路徑。這催生“技術先行、藥品跟進”策略——IIT 先以低成本產出安全有效初步證據，再按技術性質選注冊路線；兩路互補降低轉化門檻。818 號令還首創：備案研究證成安全有效后，可申請院內合規收費，形成“備案-轉化-收費”閉環，國際少見。

圖1. 上海基因與細胞治療中心建立了針對高風險臨床研究的綜合評審與管理體系

除監管彈性外，中國 CGT-IIT 正獲資本生態加持。中國由“世界工廠”轉向早期 CGT 臨床驗證首選地，818 號令為研究產出打通下游商業化路徑。資本明顯流向 CGT：新興療法占生物藥 VC 近半，中國創新藥 license-out 總額達 1357 億美元，且 CGT 占比上升。一個尤為典型的例子是比利時生物技術公司EsoBiotec，該公司最初獲得 2200 萬歐元種子資金，并依托在武漢同濟醫院開展的約 8 個月 IIT 研究。此后，該公司被阿斯利康以高達 10 億美元的交易額收購。這一案例體現了中國 IIT 路徑的經濟邏輯：相對適度的早期投入，可轉化為顯著的轉化價值和商業價值。

未來路徑與挑戰

AI 重塑 CGT-IIT：大模型與多模態學習助識別靶點、優化編輯工具、預測脫靶/免疫抑制風險；試驗設計上支持靈活方案、電子病歷加速入組、實時數據自適應試驗；療效安全上整合多組學+臨床數據早警、個體化預測、主動監測。

長期隨訪與上市后監管：NMPA 已發布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產品長期隨訪指導原則，要求上市許可持有人做上市后研究并提交年度安全更新，疊加藥物警戒與變更控制。

IIT 通道自身挑戰：各中心專業能力/審查標準不一、數據可靠性存疑、試驗后患者可及性有限、知情同意倫理復雜、長期不確定性溝通與隨訪再同意難、公眾認知等。818 號令針對性破題——

• “雙審查+國家備案”——合格機構過學術與倫理關、5 個工作日內報 NHC，研究記錄與源數據留存 ≥30 年；

• IIT 證成安全有效者經批準可進合規臨床應用，加速患者可及；

• 配套 NHC 基因治療知情同意指南，強調風險/不確定性/自愿性溝通，要求患者教育、研究者培訓、社區對話、不良事件透明報告。

國際接軌：中國 2018 年成 ICH 全權成員，已系統實施 ICH E6(R3) GCP、E17 多區域試驗、E18 基因組采樣、S12 基因治療非臨床評價；GMP 檢查以 PIC/S 候選成員身份對接 PIC/S；倫理框架與《赫爾辛基宣言》、CIOMS 指南基本一致。

結論

中國以細胞和基因治療（CGT）為重點的 IIT 路徑表明，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能夠建立協調的轉化機制，在確保患者安全的同時，平衡監管監督與創新。通過整合合格的機構能力、分階段的科學與倫理審查、靈活的轉化路徑以及日益與國際標準接軌的做法，該模式為全球 CGT 的發展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藍圖。

https://www.vita-journal.com/vita/EN/10.15302/vita.2026.06.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