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諱言談錢，是文科教育失敗的根源

2026年7月，又一個畢業季剛剛落幕。成千上萬名文科畢業生走出校門，面對的是一個對他們并不友好的就業市場——理工科應屆生平均起薪6820元，文科生只有4980元，差距高達37%。而在更早的2022年，國內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就業簽約率僅有12%——每8個畢業生中，只有1人能在畢業季拿到offer。

這些數字背后，是一個被反復討論卻鮮少觸及根源的問題：文科教育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答案或許比想象中更簡單，也更刺痛——我們的文科教育，從來不敢大大方方地跟學生談錢。

“文人風骨”值幾個錢？

2017年，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戴建業的妻子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靶向治療的藥一盒51000元，30粒，只夠吃一個月。一粒藥1700元。而戴建業作為一位資深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只夠買一盒藥。

有一次，妻子吃藥時不小心掉了幾粒在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一顆藥上千元。她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戴建業回到家看到這一幕，心如刀割。

在那之前，戴建業一直過著典型文科教授的生活——教書、做學問、寫書，不問世事，不談錢財。他擁有文人的兩袖清風，擁有幾近完美的名譽。電視臺多次邀請他參加節目，他都拒絕了。在他看來，那不符合一個文人的“風骨”。

但妻子病床前的那一幕改變了一切。

他拿起電話，撥通了電視臺的熱線。只要有節目找上門來，他都答應下來。他開始頻繁地接受演講、電視臺采訪，甚至開了直播。他走遍全世界參加各種講座。

爭議隨之而來。有人在課堂上當眾質問他：“戴老師，您為了撈金，什么節目都上。難道您就不怕敗壞文人的風骨和風范嗎？”

一向和藹可親的戴建業罕見地動了怒。他字正腔圓地說出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我妻子患了癌癥，一個月要吃一盒五萬一千塊的抗癌藥，一瓶藥需要我幾個月的工資，你知道嗎？ ”

他繼續說：“我當然知道很多人都在質疑我，說我敗壞風骨，到處撈金。但是沒有錢，我妻子就治不了病。要是我妻子都沒了，我要這文人風骨有何用？ ”

話音未落，他聲音哽咽，流下了眼淚。

戴建業的遭遇并非孤例。易中天教授也曾面臨類似質疑，他回應道：“誰規定文人就必須貧困潦倒？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知識分子憑什么不能賺錢？難道成為一個既窮又不會賺錢的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嗎？”

戴建業和易中天都是幸運的——他們至少還有“網紅”的機會，還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變現自己的知識。但問題在于：我們的文科教育，從來沒有告訴學生，當生活把你逼到墻角時，你的“風骨”和“理想”到底能值幾個錢。

從小學到大學，語文課本教給孩子們的都是文人要有風骨——不為五斗米折腰、不隨大流、保持自身的清凈和自在。教材告訴學生陶淵明辭官歸隱、不向權貴低頭是多么高尚，卻沒有告訴他們，陶淵明歸隱后“草盛豆苗稀”、日子過得有多艱難。

這種教育，讓一代又一代文科生帶著對“風骨”的浪漫想象走進社會，然后在現實的重壓下被打得粉碎。 正如有評論者所言：“也許正是這種教育，讓所有的孩子在步入社會后，他們根本不懂，生活的重壓會把一切的風骨打斷、打折。”

當理想撞上賬單

戴建業的故事發生在學術界。在另一個被文科生趨之若鶩的行業——演藝圈，同樣的困境每天都在上演。

演員吳彥祖曾直言自己拍過很多“爛片”，甚至包括三級片。并非他不想挑好劇本，而是在事業初期，他沒有選擇的資本。直到2004年接拍《旺角黑夜》，他才“感覺自己像個演員”。

導演王晶在一次訪談中談及舒淇的早年經歷——家境貧寒，16歲離家，端過盤子、干過推銷，最終因經濟壓力被迫接拍大尺度寫真和風月片。她甚至因片酬太低拒演了李安的《臥虎藏龍》。

2026年，43歲的一位女星因頻繁接演口碑不佳的影視劇被貼上“戲混子”的標簽。面對網絡嘲諷，她在采訪中紅著眼眶說：“我不是不愛惜自己的羽毛，只是想給孩子一個安穩的生活。 ”為了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和家庭開支，她開始接演制作粗糙、劇情狗血的“爛片”——口碑差，但片酬不低。

包貝爾在被問到“怎么看網友說你爛片多”時，說了一句讓很多人心酸的話：“有啥拍啥，能找我拍戲我就很開心了，我還挑？ ”

這些演員當初進入這個行業時，哪個不是懷揣著藝術夢想？哪個不是被銀幕上的光影打動、被角色中的悲歡感染？但藝術院校的課堂上，有誰教過他們如何談判片酬？有誰告訴過他們行業的真實生存法則？有誰讓他們提前了解過，當房租要交、孩子要養、債務要還的時候，“理想”和“藝術追求”到底排在什么位置？

文科教育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過度美化了“奉獻”“分享”和“志愿精神”，卻刻意回避了每個行業中最現實的經濟邏輯。 它告訴學生要追求理想，卻不告訴學生理想需要物質基礎；它鼓勵學生獻身事業，卻不讓學生了解事業的真實回報；它贊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卻不教學生如何掙到那“五斗米”。

談錢，是對學生最大的負責

諱言談錢的后果，是災難性的。

從就業數據來看，文科生正在被市場拋棄。2024屆本科畢業生薪資排名前20的專業中，無一文科專業上榜。技術類專業應屆生起薪超8萬元，3-5年薪資翻2-3倍；傳統文科應屆生起薪不足5萬元，3-5年漲幅僅1倍。人工智能專業3-5年薪資達35.2萬元，是漢語言文學的4倍多。

并非文科生不值錢，而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值錢，整個教育體系和社會都在灌輸文科“不值錢”。法學生過年走親戚最怕就是上來咨詢法律問題，要是談錢，對方常常會回懟，都是親戚，談錢傷感情。父母介紹朋友咨詢法律問題，都是以順便問問，收費更是難以開口。法學生辛苦接受的法律訓練和日夜背誦的法條，在外人的眼里就是順手的事情；靠文字和內容創作為生的新聞機構，也經常充斥著對文字工作的貶損，將編輯、記者的采訪和撰稿視為是成本，認為最重要的是創收，編輯工作誰都可以做，而且價格也低。在AI泛濫的當下，越發有人認為文科生就是可以被取代，內容生產工作就是不值錢。但一旦遇到AI幻覺制造的錯誤，卻把鍋推給了使用AI的文科生為什么不審核？

很多人在網絡上看到的精彩視頻，看似幾十秒鐘，背后可能是一個自媒體人搜集素材、核對信息、剪片子，配樂配音等一系列精心制作，但最后的收益卻少得可憐，平臺算法的限流甚至讓流量都低得可憐。而在網上秀肌肉、露大腿、抖胸部的主播卻可以靠著一張照片吸粉無數，平臺流量資源的錯配和對“軟色情”的追求正在蠶食文科生的處境，將整個網絡生態推向靠暴露私處、誘發原始欲望才能博得關注的處境。

文科教育的結構化困境，首先體現為“與工作世界聯系不緊密”。傳統的文科專業布局過于強調學科邏輯，忽視社會需求邏輯。課程體系不能很好地與產業需求契合，實踐教學與職業技能標準偏離。文科生普遍困惑于“自己學得很雜很淺”“缺乏理工科那種強指向性的技能”。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文科教育培養的是“螺絲釘思維”，而非“創造者思維” 。

它教學生背誦標準答案，揣測出題者意圖。它告訴學生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卻從不解釋“有用”到底意味著什么——是能創造價值，還是能服從安排？是能解決問題，還是能完成指令？法學教育中可以教授學生如何分析案件，運用法律規則，卻不教授學生如何獲取案源，與委托者談判促成案件合作；傳媒教育中可以教授學生如何制作新聞、剪輯片子，卻不教授學生如何利用內容賺錢，在內容平臺獲得利益。并非這些商業變現過程不是知識或者是僅依靠行業傳授的“潛規則”，而是長期的專業規劃和學科培養計劃將知識與賺錢長期對立起來，教育成為社會規訓的一部分。文科的“奉獻”邏輯在計劃經濟下包分配的邏輯具有合理性，而在市場化、靠個人能力養活自己的今天，這一套如同“毒藥”一般，讓學生越努力，獲取的越少，而專業的商業化路徑被“找關系”“混圈子”“刷臉”所取代，各行各業充斥著門派壁壘。

讓學生了解每個行業的經濟成分，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專業在市場上值多少錢，讓他們學會談判、學會爭取、學會為自己的人生定價——這不是庸俗，這是對學生最大的負責。

談錢，不是要把文科教育變成職業培訓所。 恰恰相反——只有讓學生清楚地知道現實的殘酷，他們才能真正理解理想的珍貴；只有讓他們明白每一份工作背后的經濟邏輯，他們才能在追求理想時不至于被現實碾碎。

真正的文科教育，應該培養的是清醒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知道世界如何運轉，知道自己的勞動值多少錢，知道如何在現實中保護自己的理想，然后用這份清醒去創造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談錢不庸俗。諱言談錢，才是真正的庸俗。

撰稿：王子翼、張勇

編輯：鐘映萍

審核：吳增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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