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凱航｜“甲午”再考

《甲午：搖擺的戰爭》，沙青青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奇遇時刻，2026年4月出版，304頁，59.00元

“朝鮮問題”

1894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拉開甲午戰爭的序幕。

數百年來，以清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以華夷觀念為思想基礎，以朝貢、冊封制度為運作機制，構建了一套層級分明的宗藩關系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朝鮮居于最為核心的位置：作為清國最重要的藩屬國，朝鮮定期入京朝貢，接受清廷冊封，在禮制與外交層面承認清國的宗主地位（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 : 交隣と屬國、自主と獨立》，講談社，2008）。然而，這一秩序從未在法律文本的意義上對“宗主權”的實質內涵加以精確界定——宗藩關系究竟意味著清國對朝鮮內政擁有干預權，抑或僅僅是一種禮儀性的上下從屬，始終處于模糊地帶。按照與那霸潤的話來說，這種“自覺的曖昧秩序”反而支撐了東亞地區長久的和平時期：

原本歐洲通過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宗教戰爭，使得各自的主權國家原理覺醒了。但法國大革命（1789）以后又是為準備國民戰爭而陷入國際紛爭的“近世”時期，而東亞日、朝、清三國——盡管發生了壬辰、丁酉倭亂（豐臣秀吉出兵朝鮮，1592-1598）的混亂，但仍然驕傲于自己保持著長期的和平與穩定。當然，這是以限制遠航（鎖國、海禁政策）為中心的國家間關系的淡化為前提的……可以說，這是一種“自覺的曖昧秩序”。支撐近世東亞和平外交的，第一是國際關系中的模糊性的活用。琉球王國和朝鮮王朝作為國家的獨立性，與近代西方主權國家相比明顯不明確，但無論是通過薩摩藩統治琉球的德川日本，還是接受琉球、朝鮮兩方朝貢的清朝中國，都沒有將其視為問題。日清之間連正式的國交都沒有。日朝關系中，日本方面將通信使的來航理解為“朝貢”（朝鮮的臣服），朝鮮方面則理解為“巡視”（對日本的監視）等，相互間的認識也有出入，這種圍繞國界線的所在和國家間的上下關系，容許多種解釋并存的外交秩序，預防了國際紛爭的發生。（《荒れ野の六十年 : 東アジア世界の歴史地政學》，勉誠出版，2020）。

事實上，這樣的“自覺的曖昧秩序”即便是鴉片戰爭以來也在東亞內部被相關方努力地維持著。1872年，即便日本強行設立琉球藩，但并未禁止琉球藩對清朝的朝貢 (1875年下達停止朝貢的命令)。對于朝鮮“屬國自主”這一修辭形容，中國方面認為是“屬國”，朝鮮方面則認為是“自主”，兩國關于朝鮮政府相對于中國獨立性并不存在共識。但日本顯然更積極地運用西方的國際法改造東亞秩序（岡本隆司：《屬國與自主之間 : 近代中朝關系與東亞的命運》，黃榮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1879年，日本為了宣示對琉球的排他性主權，設立了沖繩縣，同時對朝鮮施加各種壓力，包括締結《江華條約》(《日朝修好條規》，1876年)，要求朝鮮脫離清朝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另一方面，清朝也派遣袁世凱前往漢城，朝鮮的內政“自主”也開始轉向“屬國”化，冊封體制間認知的差異也導致雙方的關系日益緊張（前揭與那霸潤）。這一認知差異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的爆發。

在沙青青《甲午：搖擺的戰爭》一書中，作者通過“搖擺的戰爭”這一頗具畫面感的概念描繪了傳統東亞國際秩序解體的過程。“搖擺”二字，既是清廷在戰和之間進退失據的真實寫照，也凸顯了過往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偶然性與復雜性。作者跳出單純的戰場敘事，將視野拓展至戰爭的政治、外交與情報維度。他以大量日本內閣檔案、間諜報告等日方史料為支撐，系統還原了日本如何通過近十年的間諜布局摸透清軍底牌，又以精妙的外交手腕分化列強、在國際輿論上步步占據主動。然而，反觀清朝這邊，則是一位在列強之間疲于奔命的李鴻章，一個對日本幾乎無知、最高層始終在“和”與“戰”間拉鋸的朝堂，以及一個縱然裝備看似不弱，卻在戰略先手上滿盤皆輸的北洋艦隊。

“諜影重重”

1887年2月，在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大佐完成的《清國征討方略》中，明確了日軍進攻清國的戰略方針：

若欲使清國于陣頭乞降，須先以我國海軍擊敗清國海軍，攻占北京，擒獲清帝。自不待論，此乃最佳手段。而欲奏其功，則須于進攻北京之同時，阻擊來援京畿之敵兵，以此為緊要者。

其具體方案為：

在北方，日本海軍取得制海權后，掩護、運送六個師團在山海關一帶登陸，以永平府（今唐山市、秦皇島市及遼西南部地區）方面為主攻方向。攻占唐山后，以一個師團的兵力“做佯攻天津之樣態，牽制天津兵北上”。另以四個師團的兵力從通州、燕山等方向圍攻北京。同時，剩余的一個是師團將占領并堅守山海關后阻擊關外清軍回援。而在南方，在海軍掩護下，以兩個師團的兵力深入揚子江，先攻占吳淞口，切斷上海與長江沿岸各地的交通。然后，水陸并進，以鎮江、南京、安慶、武昌等地為攻略目標，以牽制南方清軍無法北上為要。

之所以日軍的作戰計劃如此細致，是因為其在華的情報工作已經鋪墊十數年。通過1886年，在漢口成立的“樂善堂”以及1890年在上海英租界成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等商業組織，以經營或培訓貿易人才為掩護，日軍逐步建立了在華情報網，其觸角從通商口岸逐步擴展至北京、長沙、重慶、天津等地，并進一步向廣大農村延伸。這些間諜人員或以商人、醫生、學生身份作掩護，或剃發改裝冒充中國人，四處搜集情報。間諜根津一曾將“樂善堂”各地搜集的情報系統整理，編纂成三大冊兩千多頁的 《清國通商綜覽》 ，涵蓋政治、經濟、地理、交通等方方面面，堪稱一部“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為日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而間諜宗方小太郎作為元老級人物，長期在漢口、上海活動，以各種公開身份作掩護刺探情報，還直接參與了對日本間諜的培訓。日本海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更是親自來華“考察”，不僅實地勘察清軍炮臺與地形，還受到李鴻章殷勤接待，從而對清朝腐敗與軍力了如指掌，增強了發動戰爭的信心。

當然，清國并非未完全察覺這些猖狂的間諜活動，只不過有一些情報甚至是清軍主動提供給日方的，其原因在于，李鴻章等人試圖用北洋艦隊的軍威“嚇阻”日方的覬覦之心。如1894年“赤城”艦長出羽重遠少佐前往北洋海軍旗艦“定遠”，拜訪了提督丁汝昌并收到其贈送的《校閱縱覽》 （即演習閱兵的日程安排）。

丁汝昌

之后在一個多禮拜的時間里，“赤城”在大連灣、威海衛、膠州灣等地觀摩了一系列演習并對艦隊編隊航行、炮術射擊、魚雷釋放、岸炮工事情況進行了詳細記錄，并匯總成了報告《軍艦赤城清國海軍大檢閱觀覽記事》。一直到距離戰爭爆發僅幾個月的時間內，李鴻章才下令嚴查日軍對北洋的偵查：

駐津日領事及武隨員二人，自五月初至今日，派奸細二三十分赴各營、各處偵探，并有改裝剃發者，狡猜可惡，擬令出境，以杜詭謀。如再有影射、奸探，即行查捕。

而反觀清國在日本的情報網，李則感嘆道：

至東京，我無偵探，彼禁不禁（電報）無關輕重。華地彼多奸細，我若不禁，一舉動無不泄漏，為害匪細。

開戰之謎

關于日清開戰過程，佐佐木雄一指出，曾經的主流觀點認為，從一開始就企圖向朝鮮擴張的明治日本有計劃地、必然地挑起了日清戰爭（《帝國日本の外交1894-1922 : なぜ版図は拡大したのか》，東京大學出版會，2023）。也有人認為戰爭的爆發是為了打破日本國內政局，特別是條約改正問題的僵局而采取的強硬政策。此外，還有觀點認為外相陸奧宗光、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欺騙了主張對清協調的伊藤首相，導致大規模出兵和開戰。但是，近來檜山幸夫（《日清戦爭の研究》，ゆまに書房，2023）、高橋秀直（《日清戦爭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大澤博明（《明治日本と日清開戦 : 東アジア秩序構想の展開》，吉川弘文館，2021）等人的實證分析都否定了這種說法。他們揭示了兩個層面的新見解：一是分析開戰過程會發現，其并非井然有序地走向戰爭，而是錯綜復雜的；二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外交的基調是對清協調。過去曾存在“雙重外交論”的觀點，即把希望與清開戰的軍方視為拉動了政府，這一觀點如今也被否定。

根據以上的研究，導致日清全面戰爭的原因應求諸向朝鮮出兵之后的動向。事實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少主導日本對清、朝鮮政策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是主張對清協調的。特別是伊藤博文，在1885年締結《天津條約》時的交涉中就曾表示：

維持東洋和平、期待開明，在于日清的和親合作。欲達此合作之目的，緊要之處在于謀求朝鮮獨立，雙方互不干涉。

對此，李鴻章也表示贊同。只不過，將朝鮮視為獨立自主的國家的日本外交方針，意味著削弱清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從清國角度看，這很難說日本的姿態是想要充分協調的。所謂的《天津條約》締結后清日之間的“協調”，是指清日雙方對東亞秩序和朝鮮的定位抱有不同構想，都在尋找機會擴大本國的影響力，但當下就清國占優勢地位的朝鮮現狀維持達成的“共識”（小林和幸編，《明治史研究の最前線》，筑摩書房，2020；同《明治史講義》，筑摩書房，2018）。

然而諷刺的是，恰恰是尋求“協調”的伊藤主導了這次戰爭。1894年，朝鮮發生內亂，由于預計清國也將出兵，日本內閣也迅速決定增兵。不過，對首相伊藤博文及大多數閣僚而言，此次出兵決定本身并非以與清國軍事沖突為目的。動亂爆發后，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就逃回了日本。當他再次回到朝鮮后，叛亂已趨于平息，朝鮮政局出乎意料地平靜。因此，他主張除了已出動的軍隊外，暫緩派遣后續部隊，以及暫緩軍隊登陸、進京。朝鮮和清國也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政府和軍部就暫停了第二批派兵，已派出的軍隊也暫時駐扎在仁川。但在此情況下，日本也不能簡單地撤兵。因為即使是日清同時撤兵，一旦朝鮮發生民亂，清國應朝鮮政府請求出兵，那么只會留下清國為保護朝鮮而出兵的實際成績。對日本而言，目標是取得與派遣大軍相稱的成果。當時的《國民新聞》的社論便諷刺道：“如果只是為了搞閱兵典禮，大可不必把士兵派到朝鮮去。”

于是，日本提出了在兩國合作鎮壓朝鮮內亂之外，進行共同改革朝鮮的內政的要求。在內閣會議上，外相陸奧宗光甚至加入了“堅持駐兵直至事態終結，以及若清國不同意則日本單獨實行內政改革”這樣的強硬措辭。所謂的“內政改革”，是指整頓與改良朝鮮的政治、法律、軍事、財政、警察、交通等各種制度，通過實施朝鮮的自立、強化政策，削弱其與清國的關系。另一方面，在改革過程中，日本也試圖迫使朝鮮通過聘用日本顧問、借款、技術引進等形式，擴大日本的影響力和權益。但李鴻章明確表示拒絕：

韓賊已平，我軍不必進剿，倭軍更無會剿之理。乙酉伊藤與我訂約，事定撤回。又，倭韓條約認韓自主，尤無權干預內政之權。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駐兵越久，國內政治、財政成本就越高，且通過通常外交談判難以獲得相應對價，這次內閣會議的決定失去了早期撤兵的可能性，由此逐步變更到了制造日清軍事沖突的方向。當清國拒絕日本提案，表明希望撤兵的意向變得明確時，陸奧指示大鳥，與清國的沖突不可避免，要爭取朝鮮國王、政府為己方所用。

對于已經處在政界第一人的伊藤博文，確實是沒有必要為了提高國內政治地位而采取冒險主義政策。但與之相對，外相陸奧對通過通常外交談判能獲得的利益期待值和評價較低，因此更容易傾向于強硬要求和行使武力。他對清、朝鮮問題的經驗較淺，從政治地位而言，也常處于必須取得成功的立場。正如事后來“三國干涉”證明的那樣，向朝鮮出兵之后的應對，是陸奧缺乏長期展望的、權宜性的外交策略的結果。陸奧后來表示：

由于帝國政府派遣共同委員的提案遭到清國的拒絕，我政府不得不獨自擔負起改革朝鮮之重任。這終究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引發沖突的發端，對于此事我方雖已有心理準備，然目前已成騎虎之勢，也無可奈何。

這種不考慮結果的外交也被大谷正批評為“幼稚的戰時外交”。

清制之弊

實際上，在1882年即清廷內部就曾圍繞是否“東征日本”有過一輪激烈爭論。以張佩綸為代表的“清流”官員在朝堂上再次提及“東征日本”的主張：

今為中國患者，獨一洋務耳，而東洋之患，且更逼于西洋。意者天厚其毒，以速之亡，愿我皇太后、皇上聲罪致討，稱兵海堧，以繼高宗十全之烈乎。

張佩綸

他一方面擔憂“蕞爾日本，已足為中國巨患，何論西洋哉”，但另一方面則又稱日本國內“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眾怨沸騰”，且“雖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而其海軍“以‘扶桑’一艦為冠，固已鐵蝕木窳，不耐風濤，余皆小炮小舟而已……蓋去中‘定遠’鐵船，‘超勇’‘揚威’快船遠甚”。至于日本全國的兵力，在張佩綸的臆想中，不過陸軍四五萬人、海軍三四千人而已，大多“未經戰陣，大半恇怯，又去中國湘淮各軍遠甚”。因此理應“密定至計，并簡任大臣專以東征之事屬之”。

從以上開戰的言論即可察覺清流黨對現代政治的陌生。事實上，他們也不是現代國家建制的一部分。辛酉政變后，慈禧太后雖然穩固了地位，但對皇叔恭親王奕訢權勢日重心懷忌憚。與此同時，清廷軍機處內部亦有黨爭，北人李鴻藻與南人沈桂芬明爭暗斗，使得朝堂政治格局高度微妙。慈禧為了牽制奕訢與地方實力派，主動下詔放寬言路，默許甚至鼓勵言官對朝政進行批評，這為清流派的活躍提供庇護。而李鴻藻為了在權力斗爭中對抗沈桂芬的崛起，也主動網羅并利用這批言官壯大聲勢。在慈禧的幕后背書和李鴻藻的尊奉之下，清流派迅速在京城成長為一支足以影響外交與軍事決策的朝堂力量。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庇護，使得清流黨無需承擔行政責任，卻可以憑借道德姿態獲取政治資本，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其道德至上的傾向。

負責實際軍務的李鴻章對日本的看法卻大相徑庭：

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

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

不僅如此，李鴻章也越來越感到在實際事務中不得不被傳統體制掣肘：

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賊，朝廷責成既專，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舉以畀之，故能事半功倍。今則時勢漸平，文法漸密，議論漸繁，用人必循資格，需餉必請籌撥，事事須樞臣、部臣隱為維持。

這種無奈，甚至被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所洞察：

惜乎鴻章之才超越時流甚遠，與政府之間時時有失權衡，或受頑吏之彈劾，或為朝廷所厭忌，或受輿論之攻擊，以致其志不能施行十分之一，常受抑屈，以至今日，百方碎心，僅能伸其手足而已。故世人目該氏為無所作之士，亦不得已之勢，非自為之難也，不使其為之也。嗟呼！李氏之心事亦可悲也已。

甲午開戰前，清廷最大的事情莫非是準備慈禧的萬壽宴，原本試圖聯系俄國調停清日的爭端，被拒絕后清廷也決心一戰：

現在倭焰愈熾，朝鮮受其迫脅，勢甚岌岌。他國勸阻，亦徒托空言，將有決裂之勢。

又，

現在日本以兵脅議、唆使，朝鮮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爭辯已屬無濟于事。前李鴻章不欲多派兵隊，原以釁自我開，難于收束。現倭已多兵赴漢，勢甚危迫，設脅議已成，權歸于彼，再圖挽救，更落后著。此時事機吃緊，應如何及時措置，李鴻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韓情勢，著即妥籌辦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現應如何調度移扎，以備緩急之處，并著詳酌辦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別謀，李鴻章當沈幾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是為至要。

軍機處甚至專門叮囑李鴻章不要畏戰：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

但實際上，正如沙青青指出的一樣，“在清朝這邊，圍繞即將爆發的戰爭卻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指揮體制，更沒有通盤的戰爭規劃。看似親政的光緒帝背后仍站著慈禧太后，軍機處與總理衙門之間的決策環節彼此隔絕。而李鴻章能直接調遣的軍事力量僅限于淮軍與北洋海軍，而在外交問題上甚至常與總理衙門意見不同乃至對立。此外，他還要應對朝廷中樞‘主戰派’或政敵們的明槍暗箭。基于對清軍真實力量的認識，李鴻章即便是在七月中旬后仍未下定對日開戰的決心，向朝鮮的增兵舉措更多是為了應付國內主戰派的政治壓力以及對日示威”。

戰后經營

根據大谷正的研究，當時日本陸軍在平時有七個師團計六萬余人，但因為戰爭期間的動員，兵力達到了240616人，其中投入到戰場的174017人、留在國內66599人；雇用了文職人員6495人，其中戰場4275人、國內2220人；日籍軍夫，即臨時雇用的隨軍人員153974人。由于軍夫是作為輜重兵的替身，大多在戰場雇用，所以因甲午戰爭被動員的軍人與隨軍人員共計約有四十萬人，其中投入戰場的超過了三十萬人。甲午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令人意外的。在軍費方面，日本臨時軍費特別結算中的支出額為：陸軍省1.6452億日元，海軍省3596萬日元，合計2.0048億日元。鑒于戰爭前夕的1893年正常結算中的年度軍費開支為8452萬日元，可認為當時的軍費實際為平時年度開支的近三倍。為了籌措這筆軍費，日本政府在國內發行了總額為1.5575億日元的公債，其中有1.168億日元被編入臨時軍費特別結算的年度收入中。因普遍擔心民營經濟遭到壓迫，當時的實業界曾提出過募集海外公債的主張，但大藏大臣渡邊國武在前任松方正義的授意下最終堅持了國內公債的決策（大古正：《甲午戰爭》，劉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定遠艦

戰后，由于獲得了清國的2.3億兩白銀的天價賠償金，松方正義還制定了規模龐大的“戰后經營”策略（吉辰：《昂貴的和平 : 中日馬關議和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1895年8月，《財政意見書》明確指出，“我國軍備之擴張實乃一日不可延緩”，“自明治二十九年以后屬于臨時大計劃之歲出增加，第一為陸軍擴張，第二為海軍擴張，第三為制鋼所，第四為鐵路及電話之擴張”，將陸海軍軍備擴張置于第一、第二位。

當時海軍要求的擴軍費為“十年共2.131億日元”，陸軍為“七年共8168萬日元”，總計達到了2.9478億日元。結果，在松方正義辭職后再度接任的渡邊國武對陸海軍的要求近乎全盤接受，制訂出了共計2.77億日元的擴軍計劃，這意味著這筆巨額賠款中的約百分之八十被用來實施擴軍。位列第三的制鋼所，也是旨在實現武器彈藥自給、謀求鋼鐵生產的軍需項目。關于甲午戰后的鐵路建設，計劃包括：①官設鐵路的延長（現狀是從仙臺到廣島，北陸線和山陰線尚未動工）；②北海道鐵路；③臺灣地區縱貫鐵路。這一規劃要求實現利用鐵路迅速調動兵力的戰略，該戰略源自德國參謀本部毛奇的得意門生——梅克爾直傳的戰術思想，并與同年4月陸軍大臣山縣有朋上奏的《軍備擴充意見書》的主旨保持一致。

通過甲午戰爭確保了殖民地、開始走上帝國之路的近代日本，采納了山縣在亞洲緊張局勢面前準備軍事力量的思路，并將其作為新發展的基礎。這份意見書的內容也與松方大藏大臣的構想相互重合。以軍擴為首，兼顧殖民地經營，為此進行國家財政的大動員——這一內容體系即所謂的“戰后經營”。

為了能夠實現這一脫離現實的擴軍計劃，同時兼顧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日本政府在對內發行國債的同時，亦在1898年末增收了地租，并被迫于次年募集了一千萬英鎊即一億日元的海外公債。但由于1900年、1901年出現經濟危機，國債的發行在此后開始遲滯不前，行政財政的完善及公債支辦的工作也不得不宣告中止或延遲。結果在甲午戰爭之后的日本，為推進龐大的擴軍行動，曾被寄予厚望的產業發展變得極不充分。

但由于藩閥政府對于過度的軍備擴張感到獨木難支，也開始考慮尋求眾議院民選政黨的配合與支持。大部分民選政黨戰前曾主張“節儉政費、休養民力”，卻在戰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對政府與軍隊向亞洲的軍事侵略計劃表示了贊同，批準了增稅的方案和公債的發行。作為報酬，他們獲得了較甲午戰爭以前更為鞏固的地位，強化了與藩閥政府的合作，得到了參與行政的機會（佐谷眞木人：《日清戦爭 : 「國民」の誕生》，講談社，2009）。但是，這樣的體制反而從另一個側面動員更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對外戰爭的路徑依賴中去。不到十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即是如此（原田敬一：《日清?日露戦爭》，巖波書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