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佛得角”，背后有高人

美加墨世界杯結束了，雖然四強賽打得如火如荼，但在人們心中，真正的“大冷門”，恐怕是一個折戟于32強的選手——“佛得角”。

它一路逼平西班牙、烏拉圭、沙特阿拉伯、阿根廷，而西班牙和阿根廷更是分別為本屆冠亞軍。在首次爆冷逼平西班牙后，狂熱球迷做了兩件事。一是搜索“佛得角在哪里”；二是關注佛得角門將沃齊尼亞的社交賬號，此舉令其從5萬粉絲暴漲至千萬以上。

全世界都記住了這個只有約60萬人口的小國。這是體育競技中振人心弦的時刻之一，絕地逢生、以小博大，任何時刻絕不服輸。

而這樣的故事弧線，中國并不陌生。三年前，中國西南大山深處的一個小縣城，也以微末之力，把一場村際球賽踢得轟轟烈烈，乃至世界聞名。在第一個爆火出圈的“冠軍一頭牛，亞軍一頭豬”短視頻下，全球網友都在問：榕江在哪里？村超是什么？

2025年8月23日，人們在貴州“村超”球場跳苗族蘆笙舞（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這一熱度持續到三年后。雖然中國國足仍缺席本屆美加墨世界杯，但墨西哥《每日報》、巴西《GGN》雜志等外媒，卻紛紛將鏡頭對準中國貴州。《每日報》寫道：在人口不到40萬的中國貴州榕江縣，一項鄉村足球賽事已掀起席卷全社會的體育文化熱潮。

這個沒有職業球員，只有農民、斗牛和侗族大歌的小縣城，持續地散發著“魔力”。截至2026年5月14日，“村超”先后吸引卡卡、巴喬、卡洛斯等世界知名球星到訪，累計吸引法國、阿根廷、巴西、美國、西班牙、意大利等64個國家和地區的43支球隊共1749名球員前來交流。

三年過去，世界的好奇背后，是榕江的蛻變。這一曾經的深度貧困縣，從2023年爆火到2026年5月，累計接待游客275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達312億元。與此同時，蘇超、粵超、東北超等一眾省級足球聯賽接連在各地閃亮登場。

2025年1月21日，足球愛好者在貴州省榕江縣“村超”球場體育用品專營店選購足球/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這場前無來人的罕見風潮，究竟是怎么發生的？

近日，南風窗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生導師張利庠教授，以及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副教授唐幸子。前者從北京走進榕江，被村民的真情打動，主動擔任村超的招商大使和鄉村振興高級顧問；后者作為本地學者，親歷并研究了這一切，也擔任了榕江縣的鄉村振興顧問。他們與中央民族大學張泠然博士等人共同寫作的《“村超”啟示錄》，系統性地回顧、分析了村超為何成功、將來又走向何方。

而故事的起點，仍然是2023年的那個春天。

《“村超”啟示錄》封面

被世界關注的小縣城

2023年5月，唐幸子在北京偶然刷到一條新聞，那是榕江縣的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人山人海。她“內心非常震撼”，“在我的家鄉，一個偏遠地區的小縣城，竟然弄出這么大的動靜，實在不可思議”。

這個動靜確實不小。2023年6月，華春瑩在推特上盛贊其是“偉大的激情，偉大的比賽”。同月，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了這項“由當地村民組織的”鄉村賽事，日本、新加坡、巴西等國媒體相繼跟進。

越來越多人在不同場合提及村超。還有人告訴唐幸子，自己去榕江看比賽，卻差點沒擠進球場，“人實在太多了”。

流量蔓延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截至2023年底，“村超”話題綜合瀏覽量超1000億次，它也被外界稱為“觀察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窗口”。

這樣空前的盛況，將村超徹底推出“貴州鄉土圈層”和“足球體育圈層”之外，成為學者眼中的關鍵課題。長期研究鄉村振興的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張利庠，便在這樣的契機下，受中央民族大學青年學者張泠然的民族體育研究課題組的邀請，前往榕江調研。

2026年1月2日，大利侗寨足球隊球員（中）與扒王村足球隊球員在揭幕戰中/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在球場邊，一向對體育本身不感興趣的張利庠，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了。他發現，村超球員來自廚師、商販、農民等不同職業，技術雖然不華麗，但每個人都投入了真情實意，沒有一絲表演成分。“我擔任全國29個縣的鄉村振興高級顧問，但沒有見過哪個縣能通過一場群眾性體育活動，讓全民如此廣泛參與，并由此探索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徑。”

他看到了體育比賽背后的服務能力、治理水平、經濟聯動和鄉土中國現代化之路。隨后，張利庠主動擔任了榕江村超的招商大使和鄉村振興高級顧問，“一分錢報酬都不拿，只要能讓我參與進這種快樂的氛圍”。

除了學界和媒體，真正點燃國際球壇的還有一個關鍵事件。2024年5月，巴西足壇名宿卡卡現身榕江。首位國際球星的到來，將村超的熱度推上了新的浪尖。卡卡主動在社交媒體發布自己在貴州的視頻，并感嘆，“村超”的場景和巴西十分相像。這句話引發了許多看過《傳奇的誕生》的影迷和球迷的遐想，后來，巴喬、卡洛斯等國際球星也接連到訪，多國球隊遠渡重洋來到榕江進行友誼交流。

2024年5月27日，卡卡（左）在“逐夢”冠軍明星公益賽中/新華社記者 劉續 攝

為什么中國山村可以這么快連接到世界頂級職業球星？張利庠說：“如果單純去求，你是求不來的。我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真’。”他認為，村超真正體現了足球的精神和本質。“習近平總書記兩次點贊村超，強調這些活動是群眾喜聞樂見，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發展好。”

張利庠表示，在如今現代化水泥叢林的都市生活中，人們對鄉土味的渴望、對煙火氣的依賴、對群眾性運動感染力的向往，以及對民族文化的稀缺性認知，產生了強烈共鳴。這一情感邏輯跨越國界，形成了全球性的吸引力。

外媒的鏡頭紛紛聚焦，當然不僅是因為“新鮮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故事，如同今天在世界杯小組賽嶄露頭角的佛得角一樣振奮人心。

2024年9月28日，駐華外交官們在參觀榕江文旅市集/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唐幸子說：“我作為貴州學者，太清楚這片土地曾經承受的重量。”榕江曾是中國最后一批脫貧摘帽的深度貧困縣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外界提到貴州、提到榕江，關鍵詞是“貧困”“落后”“偏遠”。

2020年脫貧之后，這個縣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定義。“村超”提供了這個定義。“現在，全世界提到榕江，關鍵詞變成了‘村超’‘快樂’‘活力’。它用最樸素、最真誠的方式，讓世界看見了自己。”唐幸子說道。

增長極的榕江修正

《“村超”啟示錄》一書提煉了一個關鍵概念：增長極理論的“榕江修正”。

唐幸子表示，傳統增長極理論認為，增長極應布局在資源稟賦優越、基礎設施完善的區域，通過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帶動周邊發展。但榕江恰恰是一個資源匱乏、基礎薄弱的欠發達地區，按照傳統理論，它的傳統產業基礎，不具備成為“增長極”的條件。

因此，榕江走出的這條路對傳統理論是一種“修正”，最終實現了“一個小足球轉動大經濟”的杠桿效應。

但這條修正之路，并非一夜之間鋪就。張利庠透露，榕江探索村超，其實先后經歷了八次失敗，始終沒有放棄。“我在書中寫了五次失敗的教訓，另外的三次沒有寫，為什么呢？因為另外的三次更驚心動魄。如果換了很多人，可能第三次就放棄了。但他們沒有。”

2025年7月26日，活動結束后，人們涌進“村超”球場一起跳民族舞蹈“多耶”（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據公開報道，從2021年以來，榕江縣先后策劃了5次城市IP塑造活動——包括“樂里侗年+斗牛”“大山里的CBA+民族文化”“苗族鼓藏節+鄉村民宿”“侗族薩瑪節+半程馬拉松”等——但結果都不盡如人意。

斗牛的賽事安全風險大，鼓藏節等純粹傳統非遺文化又缺乏廣泛受眾。直到2023年初，苗族斗牛賽因暴雨臨時轉移到縣中學的廢棄足球場，圍觀群眾對村民自發組織的足球賽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

在復盤這一活動時，侗族村支書楊勝富說：“牛打架時他們只是拍照，人踢球時他們卻在尖叫！”這一記錄在會議紀要的細節，為“村超”埋下了第一顆種子。

張利庠認為，“不放棄”的深層原因，在于地方縣鄉領導的責任擔當。“如果沒有責任、沒有決心、沒有帶領全縣人民去追求美好生活那種擔當，所有的東西都不會有。”張利庠表示，時任榕江縣縣長、現任縣委書記徐勃，恰恰有這樣的擔當。

2025年7月26日，孩子們在榕江“村超”球場比賽間隙踢球/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徐勃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看似“其貌不揚”，“放在農民堆里，可能比農民更像農民”。他當了很多年村官，2021年9月到任榕江，經歷了多次失敗后仍沒有退縮。唐幸子用“制度企業家”來界定徐勃的角色，但也強調，人才是催化劑，創新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數字經濟新媒體品牌是戰略，群眾基礎才是村超的根本。徐勃本人也多次強調，“‘村超’背后有高人，高人就是人民群眾”。“人民主體、人民主創、人民主推、人民主接”，這一邏輯在榕江的實踐中體現得極為充分。

圍繞如何發展“村超”，干部群眾開了數十次頭腦風暴會，人人都認為“村超”是自己干出來的。榕江培育了數萬個新媒體賬號，創造了上千億次瀏覽量，這背后是“全民自媒體”的模式。

“任何一個網紅都不如老百姓紅，你看他每一個笑臉、每一個眼神，哪個網紅能演出來呢？”張利庠說道。

唐幸子認為，越來越多的基層主政者開始意識到，發展的核心需要培育長期的制度內生能力。尤其是在中西部后發地區，當財政轉移支付的邊際效用遞減、基礎設施的短板逐步補齊之后，真正決定區域發展績效差異的變量，正在從“資源的多少”轉向“人的能動性”。

2024年9月28日，當地群眾在場邊觀賽/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然而，“像‘村超’這樣從零到一的現象級IP確實難以復制”，唐幸子說。它需要足球傳統、民族文化、新媒體傳播窗口、特定治理者等多重因素的偶合共振，任一條件的缺失都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但‘難以復制’不等于‘不可借鑒’，真正需要學習的，是如何發現并激活本地群眾自有的熱愛與創造力，以及如何構建一個能讓這種熱愛持續發酵的制度環境。”

如今，各地都在探索“體育+文旅”的模式，比如“蘇超”“東北超”，幾乎每一個省份都推出了自己的民間體育賽事。有人開始擔心：游客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如此多的“超”，會不會稀釋榕江村超的獨特性？

張利庠完全不擔心這個問題。他比喻道：“枝繁葉茂絕對不會動搖根的價值。其他的花越美，越能說明根的營養越好。”在他看來，村超是所有同類賽事的“根”，占據了最早原創的定位，其他賽事發展得越好，越能彰顯村超的價值。

村超之路的遠望

張利庠真正擔心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村超在走向制度化和商業化的過程中，逐步增加過多約束，偏離了群眾性的本源。

唐幸子從政府治理的角度剖析了這種風險。她認為，走向國際化必然要求規則化、標準化、規范化，但制度化最大的風險是“制度異化”，即制度從“服務者”變成“主宰者”。

具體來說，第一，警惕“精英化”。村超的核心競爭力是“草根性”，如果制度化過程中逐漸抬高門檻，最終變成“精英的游戲”，就失去了靈魂。目前參賽球員限制在16至45歲，嚴格排除職業球員，唐幸子認為這個方向應該堅持。

第二，警惕“標準化”抹殺“多樣性”。村超的魅力不僅在于足球，更在于中場表演的民族文化、村民自發的拉拉隊、煙火氣十足的賽場氛圍。如果把這些“土味”全部格式化，村超就成了另一個普通賽事。

第三，警惕“行政化”。制度化過程中最怕政府越位，把群眾自發的活動變成行政指令下的“任務”。唐幸子指出應“定底線、留空間”，定好公平競賽的底線、安全保障的底線，但在文化表達和群眾參與方式上，永遠給“野生的創造力”留足空間。

2026年1月2日，苗族群眾參加“村超”大巡游活動/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張利庠進一步總結，村超的最大挑戰是平衡好一些核心關系，比如制度化和自發性的關系、政府和群眾的關系、國內和國際的關系，在動態中保持平衡，不斷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創新。

但有些平衡，比想象中更難把握。

榕江提出“三個三年”計劃，簡單來說，是2023—2025年實現破圈、2026—2028年實現國際化、2029—2031年構建完整生態。按照規劃，2026年9月底至10月初，第三屆“一帶一路”村超國際友誼賽將在榕江舉行；2028年，首屆“村超世界杯”也在籌備之中。

一個曾在省內默默無聞的小縣城，已然走向世界。但唐幸子坦率地列出了現實的短板。雖然榕江已有許多實實在在的投入，比如正在推進高鐵站“村超”綜合體、楊家灣“一帶一路”國際足球基地等場館建設。然而，榕江畢竟只是一個西部小縣城。

面對國際賽事的集中人流、成倍的接待壓力，榕江的酒店、餐飲、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承載量有限，多語言服務和跨文化溝通能力不足；此外，安保、醫療、出入境、食品安全等治理環節的復雜度指數級上升；文化保護方面，則要注意如何在向世界展示民族文化的同時，避免過度商業化、符號化。

“硬件在快速追趕，但軟件，尤其是國際化服務能力和專業人才儲備，可能是更大的短板。”唐幸子說。

2025年8月23日拍攝的貴州“村超”球場里的足球元素雕塑/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作為村超的招商大使，張利庠對商業化的邊界有清醒的認識。他介紹，村超設計了明確的規則：所有收入集體經濟占51%，其他方占49%，保證群眾成為主要受益者；大多數商業贊助也不用于賽事冠名，而是投入球場、學校、道路、物流、數字化網絡等基礎建設，以及職業教育等民生項目。“商業和足球各美其美，將其分開，反而能美美與共。”他說。

而且，村超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最動人的變化恰恰是無法被商業化的部分。

張利庠提到，村超改變了偏僻省份基層干部的固有作風。每個干部都“像打了雞血一樣”投入工作。這一切并非靠獎金激勵，全是出于自愿。“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看到了人民的歡笑。”

另一方面，由于外來訪客和國際友人大量擁入，本地群眾的見識大幅增長，那些千年都難改變的陳規陋習也在松動。比如結婚彩禮、紅白喜事的繁文縟節，過去規矩多如牛毛。但通過村超，打麻將的少了，賭博的少了，鋪張辦席的也少了。更深的改變，是人的尊嚴。

2026年1月2日，人們在活動現場觀看煙花表演/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千百年以來，農民的尊嚴自信都在村超當中被激活了，這是多少錢都買不來、也達不成的效果。”張利庠說。現在苗繡、蠟染被全球關注，過去那些被家人瞧不起的“只會拿針瞎刺”的中年婦女，成了全世界時尚人士追捧的傳承人，“兒子、兒媳看她們的眼光都變了”。

村超在豐富著榕江乃至貴州的情感。2025年，榕江遭受兩輪嚴重洪災，2026年元旦，榕江人民自發聚集到“村超”球場跨年，表達劫后余生的喜慶與感恩。

“出乎意料的是，這一年的新年賀詞再次點贊‘村超’熱鬧非凡，大家為此互相擁抱，泣不成聲。”唐幸子說道。

她表示，“作為一個貴州人、一個研究貴州的學者，經歷過這些，我由衷地感慨——真正的發展，終究要回歸‘人’的本質：讓每一個普通人在公共生活中感受到尊嚴、快樂與溫暖。”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14期

作者 | 張來

編輯 | 阿樹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