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禁15歲以下沒商量！美國卻還在爭吵，萬億營收成阻力？

法國已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事實上成為首個在網絡空間為兒童成長劃出明確法律邊界的歐洲主要國家。這一舉措也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美國的處境：當其他民主國家已經認定，兒童在網絡上同樣需要法律邊界時，美國仍在爭論究竟該由哪個機構來劃定這條線。

澳大利亞已經實施了全球最嚴格的限制措施之一，要求社交媒體平臺采取合理步驟，防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創建或持有賬戶。英國則依據《網絡安全法》收緊了兒童安全規則，要求相關服務加強年齡核驗，并為兒童使用的平臺提供更安全的信息流。法國目前正加緊在新學年開始前落實15歲以下禁令。

相比之下，美國對問題的判斷大體相同，卻始終難以就解決辦法達成一致。原因有很多。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難題：無休止的管轄權爭論、繁瑣的程序，以及長期存在的相互推責。國會等法院，法院等各州，各州又等國會。政府各個分支都把這個問題視為別人的責任，這使得那些真正能夠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律極難通過。

但這并不是說這些機構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比如，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曾警告說，美國“無法得出社交媒體對兒童和青少年已經足夠安全的結論”。聯邦研究人員也記錄到，頻繁使用社交媒體與高中生遭受網絡霸凌、持續性悲傷、絕望感以及自殺風險上升之間存在關聯。華盛頓至今未能通過一部全國性的兒童網絡安全法。

《兒童網絡安全法案》仍是最受關注的聯邦層面提案，但更廣泛的討論已經分散到州立法、學校手機禁令、針對平臺設計的訴訟，以及圍繞年齡核驗的隱私爭議之中。這種碎片化，正是美國在這一問題上乃至幾乎所有重大公共問題上的典型表現。因此，美國最可能出現的路徑，并不是法國式的全國禁令，而是一種帶有鮮明美國特征的版本：由各州、法院、學區和監管機構共同推動，最終迫使全國層面予以承認。

各州已經在試探法院所能容許的邊界。猶他州、阿肯色州、得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已嘗試不同組合的措施，包括家長同意要求、年齡核驗、設計限制以及對未成年人賬戶的限制。其中一些法律已被叫停，一些被縮小適用范圍，還有一些仍陷于訴訟之中。

法院也正在成為另一處戰場。今年3月，洛杉磯一個陪審團認定，YouTube和Meta的疏忽行為在實質上導致一名年輕女性受到傷害。該女性稱自己在兒童時期就對社交媒體上癮。陪審團判給她損害賠償，目前該案正在上訴中。

這一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針對的是平臺功能本身，例如自動播放和推薦算法，而不只是將責任歸咎于有害的第三方內容。這種訴訟思路，意在繞開科技公司數十年來一直依賴的法律保護。這正是美國與法國或澳大利亞不同的地方：美國的監管不太可能以一部覆蓋全國的一攬子法律形式出現。

它更可能通過層層累積的壓力逐步形成：一項州法律、一條學區政策、一份陪審團裁決、一次保險風險評估、再加上一項國會妥協。這個過程緩慢、碎片化，常常令人沮喪，但最終可能會變得難以忽視。要求加強保護的呼聲也早已超越黨派界限。

兒科組織、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和美國心理學會都曾警告社交媒體對兒童構成的風險。家長團體、各州總檢察長、兒童安全倡導者以及兩黨議員也越來越一致地認為，現狀必須改變，盡管他們對于解決方案并不一致：究竟應當采取年齡禁令、設計要求、家長控制、隱私保護，還是通過訴訟推動改變，各方仍有分歧。

至少，這一議題已經把原本立場不同的力量聚攏到了一起。需要指出的是，反對對兒童使用社交媒體進行監管的聲音，并不只是“大型科技公司反對”這么簡單，盡管這確實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公民自由組織和許多技術人士認為，年齡核驗可能要求用戶接受侵入性的身份檢查，威脅隱私，壓制表達，最終還可能促使青少年尋找規避辦法。

針對澳大利亞限制措施的早期研究顯示，許多年輕人已經認為這些禁令不公平或沒有效果，并且找到了繞開的方法?？紤]到美國社會一貫強烈的對抗性，類似情況未來也很可能在美國出現。當然，這背后也有明顯的經濟因素。

Meta 2025年的營收接近2010億美元，幾乎全部來自廣告。Alphabet營收超過4020億美元，其中僅YouTube廣告收入就超過400億美元。這些公司處于美國廣告業、娛樂業、政治傳播、小企業經營和技術優勢的核心位置，因此，任何對兒童接觸平臺的實質性監管，都不可避免會影響它們的商業模式，并進一步波及更廣泛的經濟領域。

簡而言之，美國或許永遠不會采納法國或澳大利亞那種明確的全國性禁令，因為《憲法第一修正案》、聯邦制、隱私擔憂以及硅谷的經濟影響力，都在把政策方向拉向相反一側。

但另一方面，煙草警示標簽曾一度看似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各州分別推進的大麻合法化起初也顯得混亂，后來卻重塑了全國政策；婚姻也是先在各州和法院層面推進，聯邦層面的承認隨后才到來。也許，美國的改變本來就是這樣發生的：不是通過一部決定性的法律，而是通過不斷累積。

如果美國最終在這個問題上也走上這條路，那也未嘗不可。圍繞這些公司可能遭受何種經濟損失的討論，當然值得進行，但這不應掩蓋另一件事：在國家持續猶豫不決之際，兒童正在失去什么。到了某個時點，更大的風險或許不在于監管社交媒體，而在于繼續假裝維持現狀并沒有讓我們付出某種更難衡量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