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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7年”和“仍未達到”同時出現在CROWN研究的PFS曲線上,ALK陽性晚期肺癌的治療格局正被徹底改寫。
2026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大會上,CROWN研究7年隨訪數據的公布,無疑是今年肺癌領域最受矚目的學術事件之一。七年前,這項研究啟動之時,ALK陽性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治療格局遠不如今日明朗;七年后,這份迄今隨訪時間最長的III期臨床研究數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奮的答卷。洛拉替尼一線治療中位無進展生存期(mPFS)仍未達到,7年PFS率達55%[1],刷新了晚期肺癌靶向治療的生存紀錄。
從“長期生存”到“臨床治愈”,從“被動應對腦轉移”到“主動預防”,CROWN研究的七年數據正在深刻重塑ALK陽性晚期NSCLC的臨床管理策略。值此契機,醫學界腫瘤頻道特邀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榆林醫院腫瘤科謝明瑞教授,圍繞CROWN研究7年隨訪數據展開深度解讀。
7年隨訪刷新紀錄:治療目標從“長期生存”邁向“臨床治愈”
Q12026年ASCO大會公布了CROWN研究的7年隨訪數據,洛拉替尼組的mPFS仍未達到,7年PFS率達55%。此前,晚期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領域還從未有過隨訪至7年而mPFS仍未達到的記錄。這樣超長期的獲益,是否正在改變我們對ALK陽性晚期肺癌治療目標的認知?
謝明瑞教授:
CROWN研究7年數據的公布,是今年ASCO大會上最受矚目的學術進展之一。經中位隨訪83個月,洛拉替尼一線治療的7年PFS率達到55%,中位無進展生存期仍未達到[1]。這是目前晚期NSCLC靶向治療領域隨訪時間最長、且mPFS仍未達到的III期臨床研究。這組數據確實在深刻改變我們對ALK陽性晚期肺癌的臨床認知。
首先,治療的長期目標正在被重新定義。超過半數患者在7年隨訪結束時仍未出現疾病進展,無疑是晚期實體瘤靶向治療的最長PFS記錄。這一長期生存表現與此前基于5年數據的混合治愈模型預測方向一致,該模型曾預測洛拉替尼一線治療的mPFS有望達到10年[2]。這提示我們,ALK陽性晚期NSCLC的治療目標正在從“長期生存”向“長期無進展生存”乃至“臨床治愈”的方向邁進。
其次,2年這個時間節點具有關鍵的預后判斷價值。數據顯示,洛拉替尼前兩年未進展的患者,其第七年保持不進展的概率高達79%[1]。這意味著一旦患者跨過前兩年的關鍵窗口期,后續每年的進展風險將降至很低。這對于臨床實踐有明確的指導意義:前兩年的治療管理和不良反應控制至關重要,幫助更多患者跨過這一門檻,是實現長期獲益的關鍵。
第三,顱內療效的數據同樣值得關注。自用藥30個月后至7年隨訪結束,洛拉替尼組未觀察到新的顱內進展事件,7年無顱內進展率達92%[1]。ALK陽性晚期肺癌本身就是腦轉移高發人群,這種持續近乎完全的顱內保護效應,使ALK陽性NSCLC的腦轉移管理策略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預防”成為可能。
CROWN研究7年隨訪數據提示我們,對于ALK陽性NSCLC這一特定亞型,相當比例的患者通過一線洛拉替尼單藥治療,確實有可能實現長期、穩定的疾病控制。這不僅改變了我們對治療目標的認知,也正在從根本上重塑ALK陽性晚期NSCLC的臨床管理策略。
深度緩解:通向長期生存的關鍵路徑
Q2CROWN研究7年隨訪不僅帶來了PFS的突破,也引發了關于療效來源的深入思考。研究顯示,洛拉替尼的客觀緩解率(ORR)達81%,一項事后分析進一步表明,緩解深度與PFS之間存在明確的量效關系,腫瘤縮小幅度越大,無進展生存獲益越顯著。從臨床實踐角度,您如何理解“深度緩解”與“長期生存”之間的關聯?這一發現對治療決策有何指導意義?
謝明瑞教授:
CROWN研究能取得史無前例的長期生存突破,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看。
首先是客觀緩解率和緩解深度。腫瘤緩解的深度與長期生存密切相關。緩解深度越深、持續時間越長,患者的PFS獲益越大。7年隨訪數據進一步證實,ORR達81%,中位緩解持續時間(DoR)仍未達到,已超過84個月[1]。以往5年隨訪深度緩解事后分析數據顯示,在可評估緩解深度的患者中,80%的患者腫瘤縮小幅度超過50%[3]。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接受治療的患者不僅能夠獲得腫瘤緩解,而且緩解的程度非常深。緩解深度之所以關鍵,在于其與耐藥發生之間的內在關聯。腫瘤負荷降得越低,殘留的腫瘤細胞越少,可供篩選的耐藥克隆群體也就越有限,獲得性耐藥的發生概率相應降低,最終轉化為更長的PFS。
從臨床決策的角度來看,這一數據提示我們,一線治療不僅要追求“有效”,更要追求“深度有效”。過去我們選擇治療方案時,主要關注客觀緩解率的指標。病人腫瘤評估,達到CR(完全緩解)、PR(部分緩解)或者疾病穩定(SD),這些在傳統上都叫有效。但真正驅動長期生存的,是達到CR或顯著PR的深度緩解,而非SD所代表的短暫疾病穩定。深度緩解,是給我們帶來長生存非常重要的結果。
這里也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患者能夠達到深度緩解,就為局部治療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比如說對于一些寡轉移,或者肺部的原發病灶,我們可以在深度緩解的基礎上,在恰當的時間內加上局部治療,比如立體定向放療、手術甚至消融。我想這些治療,在洛拉替尼的基礎上,一定會給患者帶來更長的PFS和總生存期(OS)。
從臨床實踐的意義在于:當我們在一線選擇洛拉替尼時,不僅是選擇一個PFS更長的藥物,更是選擇一個能夠幫助患者實現深度、持續緩解的治療方案。這種深度緩解一旦實現,患者后續長期穩定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顱內持續保護:推動腦轉移管理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預防”
Q3CROWN研究隨訪至第7年,洛拉替尼組在治療30個月后未再出現新的顱內進展事件,7年無顱內進展率達92%,無論基線有無腦轉移,均觀察到持久的顱內控制效果。腦轉移一直是影響晚期肺癌患者生存預后的關鍵因素。請您談談,洛拉替尼這種長期顱內保護作用,對ALK陽性NSCLC患者腦轉移防控和長期具有怎樣的臨床價值?
謝明瑞教授:
腦轉移是影響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ALK陽性患者能夠從洛拉替尼治療中獲得如此長的無進展生存期,其根源除了深度緩解之外,另一重要支柱即在于藥物對顱內病灶的強效控制。
從流行病學角度看,約30%的患者在初診時即存在腦轉移[4],病程中累計發生率可超過50%[5]。腦轉移一旦發生,往往伴隨神經系統癥狀、認知功能下降、生活質量惡化以及治療策略的被迫調整。因此,評估一款藥物或治療方案的綜合價值,需同時考量其對全身病灶的控制能力與對中樞神經系統的保護效能,而CROWN研究7年隨訪數據在這兩個維度均提供了強有力的循證支持。
就顱內療效而言,洛拉替尼組自治療30個月后至7年隨訪結束,未再觀察到新的顱內進展事件,7年無顱內進展率達92%,意味著超過九成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在長達7年的隨訪期間得到了持續保護。更值得關注的是,無論基線有無腦轉移,顱內控制效果均持久穩定。基線有腦轉移者7年無顱內進展率為83%,基線無腦轉移者則高達96%[1]。顱內進展曲線近乎呈現“平臺期”特征,這在既往ALK-TKI的臨床研究中尚未見到。CROWN研究亞洲亞組5年數據已顯示基線無腦轉移患者新發腦轉移累積發生率為0%[6],而今7年隨訪結果進一步鞏固了這一結論,洛拉替尼組在治療30個月后未再出現新發顱內進展,使“7年新發腦轉移率為0%”的證據鏈條愈發完整。
從臨床管理策略的演進角度來看,既往ALK陽性NSCLC腦轉移的管理模式以“出現后再處理”為主導,即發現顱內進展后啟動局部治療或更換入腦效果更強的藥物。而CROWN研究的長期隨訪數據為臨床實踐提供了范式轉變的契機:一線洛拉替尼將管理關口大幅前移,從“被動應對”升級為“主動預防”。這種持續的顱內保護所帶來的不僅是生存期的延長,更為患者生活質量的維持提供了根本性保障。一旦發生腦轉移,患者生活質量將遭受嚴重且不可逆的損害,而洛拉替尼的主動預防策略則有效規避了這一風險。
綜上,CROWN研究7年顱內療效數據表明,洛拉替尼一線治療能夠為中樞神經系統提供長期且持續的保護,正在推動ALK陽性NSCLC腦轉移管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預防”的范式轉變。這正是CROWN研究能夠實現超長PFS的根本原因所在。
結語
CROWN研究的七年隨訪數據,不僅刷新了晚期肺癌靶向治療的生存紀錄,更深刻改變了ALK陽性NSCLC的臨床管理范式。從追求“帶瘤長期生存”升級為追求“長期無進展生存”乃至“臨床治愈”;從關注“是否有效”升級為追求“深度緩解”以驅動長期獲益;從腦轉移的“被動應對”升級為“主動預防”以保障生存質量。這三重轉變的共同指向是:對于這一特定亞型的患者,肺癌正在從致命性疾病轉變為一種可長期管控的慢性疾病,而一線洛拉替尼正是實現這一跨越的關鍵起點。
專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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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瑞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榆林醫院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榆林醫院腫瘤科主任,主任醫師
榆林市腫瘤內科質控組長
中國人體健康科技促進會淋巴瘤專業委員會 常委
陜西省抗癌協會第一屆腫瘤消融治療專業委員會 常委
陜西省抗癌協會抗癌藥物治療專業委員 常委
陜西省抗癌協會腫瘤綜合治療專業委員會 常委
陜西省抗癌協會第三屆腫瘤微創專業委員會委員
曾長期在榆林市第二醫院腎內科,心內科,內分泌科,血液科及綜合外科工作鍛煉,有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曾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及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進修學習腫瘤專業。
在榆林市率先開展腫瘤內科的規范化診療,靜脈輸液港植入,腫瘤微波,射頻消融術,CT引導下經皮胃造瘺術,經皮胰腺穿刺活檢術皮下或靜脈大劑量嗎啡治療難治性癌痛,擅長腫瘤化療,靶向,免疫治療及腫瘤介入微創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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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lliams TL, et al. MSR60 Modeling Challenges for Cancer Drugs With Unprecedented Outcomes: Lorlatinib in the First Line Setting of ALK+ aNSCLS As a Case Study. Value in Health 2024;27(12):S449.
[3]Garcia Campelo R, Schulz C, Min YJ, et al. Depth of response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LK-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with lorlatinib. J Clin Oncol. 2025;43(16_suppl):8589.
[4]Zhang, Y., Wen, Y., Fan, P. et al. Driver gene-specific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brain metastase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encompassing all disease stages. Discov Onc 16, 1780 (2025).
[5]Cheunkarndee T, Ritter Z, Saint-Germain M, et al. Distinct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ALK-inhibitor-na?ve versus ALK-inhibitor exposed ALK-positive NSCLC brain metastases. J Neurooncol. 2025;175(2):561-569.
[6] Solomon BJ, Liu G, Felip E, et al. Lorlatinib Versus Crizoti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LK-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5-Year Outcomes From the Phase III CROWN Study. J Clin Oncol. 2024;42(29):3400-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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