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麻了，其實馬克斯·韋伯早就是一名“輸學家”了

幾年前，在“入關學”之后，以知乎為中心的文字平臺興起了有關“贏學”的討論。什么是贏學呢？從他們的角度通俗來說，是一套圍繞“如何定義勝利、闡釋勝利、傳播勝利”形成的認知體系與話語范式。勝負不止是客觀實力的比拼，更是國際敘事話語權的爭奪。贏學討論者舉的例子就比如印度媒體的贏學，還有特朗普的“一天一贏”的話語等等。相比于其他國家的贏學敘事，中國該怎么贏？

當然，后續贏學還是順利登上了文科學術界的“大雅之堂”，武大社會學院之前有開一個“法學秩序”年會，主題就是中國式“贏學”。而《東方學刊》之前出了一期“贏學”論文特輯，論文內容我看了一下，主要是這些：要謙遜地贏、物質上的極大發展并不能足以吸引大儒為我辯經，要主動講自己的經，自信地贏、贏學是一種自我啟蒙等等。

主播也想參與有關贏學的討論，但之前一直沒有想到恰當的觀點和材料。而最近主播才想到，與“贏學”相對的，是輸學。那就有一個總所周知的輸學家，也就是韋伯。通過對輸學的分析，我們或許能夠更了解贏學本身。

本文的內容主要參考沃爾夫岡·蒙森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瑪麗安妮·韋伯的《韋伯傳》，以及韋伯的政治著作選。我個人并不是一名韋伯解經學家，訓詁學者，所以對韋伯個人的解讀比較偏興趣導向，比較通俗

德意志贏學大國

德國統一的歷史，可謂是一部“一直贏”的歷史。

俾斯麥在七年間通過三次短促爆發的王朝戰爭，以極小的代價完成了德意志統一。普魯士將這一勝利歸結為“德意志民族精神”與上帝的眷顧，德意志的“贏”由此被賦予了道德與文化的必然性。

隨著工業總產值超越英國，帝國上下陷入了一種“后發大國必須通吃”的狂熱心理。外交大臣畢洛發表的“陽光下的地盤”演說，成為了極具代表性的德意志“贏學”口號，表明德國不再滿足于做歐陸霸主，而是要求在全球重新瓜分殖民地與霸權。

海軍大臣提爾皮茨推行的“風險理論”更是典型的“技術贏學”，他堅信只要德國建造出一支足夠龐大的無畏艦艦隊，英國就必須在外交上向德國低頭，有大艦隊，還不贏麻？

然而，在全德國沉浸于“大國崛起”的狂歡時，馬克斯·韋伯卻早早潑下了冷水。1895年，韋伯發表了弗賴堡大學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這無疑是他針對帝國的“輸學大作”。在這篇演說中，韋伯對當時德國的主要社會階級進行了挨個盤點，得出了一個極其悲觀的結論：德國沒有任何一個階級具備領導大國的政治素質。

在韋伯的剖析中，舊容克貴族在經濟上已經走向沒落，淪為靠國家農業關稅補貼茍延殘喘的“食稅者”，但在政治上卻依然死死壟斷著軍政高權。一個在經濟上垂死的階級，絕不可能帶領德國應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挑戰。新興市民階級雖然創造了巨大的工業財富，但在政治上卻是“未成年人”。他們極度缺乏統治自信，只知盲目崇拜強人，貪戀小市民式的舒適生活，根本沒有接管國家政權的胸懷、意志與膽識。工人階級深陷狹隘的階級斗爭話語，缺乏大國地緣政治的全局視野，同樣遠未成熟。

當時德國社會的“贏學”共識是將俾斯麥奉為神明，認為“俾斯麥體制”是國家戰無不勝的基石，韋伯卻在這篇演說中提出了最早的逆向思考。他指出，俾斯麥憑借一己之力包辦了一切，打壓議會、鏟除異己，導致德國社會養成了嚴重的“強人依賴癥”。當強人離去后，帝國沒有留下任何經過議會斗爭淬煉的政治家，只留下了一群唯唯諾諾的文官官僚，以及一個憑喜好治理國家的皇帝。

這種內政結構的致命缺陷，使得德國雖然憑借工業化成為了經濟巨獸和軍事強權，但在戰略思維上卻如同一個“手握重錘卻毫無頭腦的巨嬰”。當韋伯將視線轉向德意志帝國的實際外交操作時，他感到了更深沉的絕望。

這種外交狂妄的核心源于威廉二世的“個人統治”。由于威廉二世極度厭惡敢于直言、擁有獨立政治人格的強人，這也正是他容不下俾斯麥的根本原因，導致他提拔的內閣首相和高官多為唯命是從的平庸之輩。

在對外政策上，威廉二世缺乏戰略定力，卻動輒發表狂熱演說。1900年德國派兵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時，威廉二世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匈奴演說”，公開呼吁士兵采取極其殘酷、不留俘虜的手段；1908年，他又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發表極其荒謬的訪談，宣稱德國人大多憎恨英國，唯有他在孤軍奮戰地維護對英友好。這番言論轟動了整個歐洲，引發了德國國內空前的政治危機，韋伯后來在《在新秩序下的德國的議會與政府》中對此進行了猛烈抨擊。

威廉二世的個人沖動主導了德國的“世界政策”，其管不住的嘴和隨性的外交干預，一步步將英國、法國和俄羅斯推成了堅定的反德同盟。韋伯極其憤怒地痛批這是一種“業余政客的戲劇表演”，除了在國際上樹敵之外毫無戰略實益。

韋伯早就地指出，德國在陸地上本就已經處于法俄兩面夾擊的絕境，如果再通過公海艦隊去無端挑釁英國的海上霸權，就是犯了地緣政治的大忌。這種缺乏宏觀地緣戰略的外交狂妄，非但不能實現大國夢，反而一步步將德國推向了徹底孤立與萬劫不復的深淵。

戰爭與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了，在開戰初期，韋伯和許許多多的德國人一樣，也陷入了民族狂熱之中。曾經的韋伯一直是一個輸學家，但在這段時間里，韋伯也被民族激情所感染。1915年4月韋伯與母親寫信說，“我們已經見證了我們是個偉大的文明民族。。。他們（帝國士兵）回來的時候仍然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極為得體——這些人是真正的人。”

當時韋伯已經50歲，且長年飽受神經衰弱和失眠的困擾，但他依然主動志愿服役。他被任命為海德堡軍區軍醫管理部門的官佐，負責籌建和管理當地9所預備役軍醫院。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后來回憶說，韋伯每個星期天都穿著軍裝。他渴望在前線服役，但他的貢獻采取了另一種形式：他以治學的嚴謹態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海德堡軍醫院的管理中。

然而，短暫的激情并未蒙蔽這位偉大學者的洞察力。隨著戰爭走向拉鋸與殘酷的消耗戰，加上對軍方與帝國高層決策的接觸，韋伯很快從最初的狂熱情緒中清醒過來。1915年底，隨著醫院管理工作走向正軌并逐步移交，他卸下了醫院的職務，將精力全面轉向政治時局分析。

韋伯曾辯護說這是一場針對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必要的防御性戰爭，但現在卻變成了一場由軍事瘋子及其工業盟友帶頭的不計后果的擴張主義事業。但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個人統治、軍方狂熱分子與重工業巨頭的合謀推動下，徹底淪為一場不計后果、極其愚蠢的帝國主義冒險。在此期間，以魯登道夫為首的右翼軍閥和容克地主不斷向社會灌輸狂熱的擴張“贏學”，叫囂要在戰后吞并比利時、波蘭甚至法國的大片領土。

韋伯對此極為憤怒，德國地處歐洲腹地，根本不可能靠武力徹底消滅所有對手。越是追求“大贏”，越會逼得英、法、俄結成死戰到底的聯盟，最終結果只能是“大輸”。提前預判“不可能贏”，并尋求有尊嚴的妥協，是避免國家毀滅的唯一出路。因此，韋伯主張盡快通過妥協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條約，因為盲目吞并比利時或波蘭領土只會讓歐洲各國與德國死磕到底。

當戰爭陷入泥潭、本土因英國封鎖而出現“蕪菁之冬”時，帝國軍方（魯登道夫與興登堡）又推出了新的“贏學神器”，無限制潛艇戰。帝國軍方認為，只要每月擊沉指定噸位的英國商船，英國就會餓殍遍地，會在6個月內無條件投降。

當然，我們的韋伯先生是又輸麻了，在1916年2月末，韋伯在日記中看到的問題的嚴重性：德國海軍和泛日耳曼主義者想要通過潛艇戰將美國拖入戰爭，而其結果是德國一半的商船被沒收，因為其中四分之一停泊在美國港口，四分之一在意大利港口；更不用說，美國擁有價值400億的黃金儲備，50萬裝備精良的美軍將投入歐陸戰場……

1916年10月，韋伯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講中嚴厲抨擊了潛艇戰：“藏身在無限潛艇戰蠱惑煽動背后的，并不是負有勇氣并且神經強大的人們，而是那些色厲內荏、無力承擔戰爭重負的家伙。”

歷史不幸完全印證了韋伯的預言，1917年4月，美國因為潛艇戰和“齊默曼電報”事件正式對德宣戰，近200萬美軍源源不斷趕赴歐洲西線，徹底打破了戰場平衡，德軍前線瓦解。而英國通過組建護航艦隊和實施嚴格配給制，成功挺過了潛艇危機。以總參謀部實際掌權者魯登道夫和興登堡為首的最高陸軍指揮部比誰都清楚，德國在軍事上已經徹底戰敗，無力回天。

然而，為了逃避戰敗的歷史責任和軍事無能的指責，魯登道夫等人玩弄了一個極其狡猾的政治手腕：他們突然將大權甩給新成立的文官政府，逼迫文官出面去承擔停戰與簽署屈辱條約的惡名，自己則偽裝逃往瑞典。隨后，軍方高層與右翼勢力開始大肆散布毒化社會的“背刺論”，宣稱德國陸軍在戰場上從未戰敗，而是被國內后方的社會民主黨人、猶太人和革命群眾在背后“捅了一刀”才導致了帝國的崩塌。

面對魯登道夫等人的贏學甩鍋，韋伯爆發出了極大的道德憤怒。他公開對魯登道夫等軍方高層展開了極其犀利的嚴詞斥責，指出德國的戰敗在1918年夏季就已經在軍事和經濟上徹底注定，戰略誤判、力量懸殊與資源枯竭才是根本原因，所謂背后一刀純屬無恥的謊言。魯登道夫之流在前線打輸了仗不敢承認，為了保全羽毛將國恥推給手無寸鐵的文官，完全展現出了既無擔當又極其懦弱的本質，他們根本不配被稱為軍人或政治家，而是把國家推向深淵的罪魁禍首。

1919年，韋伯作為德國代表團的非官方顧問前往巴黎參加凡爾賽和會，并被任命為魏瑪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專家顧問。在這段時間里，他向世人示范了一個“戰敗國的政治家應該如何冷酷地面對慘敗”。面對協約國極其苛刻的《凡爾賽條約》，韋伯面臨著激烈的內心沖突。他既反對無底線的盲目屈從于協約國不合理的要求，也反對德國毫無實力的口頭強硬。韋伯思考的問題是德國在已經被徹底打敗的底牌下，如何保留國家最核心的法治架構、工業基礎與主權完整？

“就像1648年和1807年那樣，我們就要再次重頭開始了。事實就是這么簡單。只是，今天我們必須更匆忙地生活，更緊張地工作，更有創造性地采取行動。但將要看到重建開端的，不是我們，而是下一代。當然，真誠的自律促使我們不得不說，德國的世界政策角色，終結了。

為了防止戰敗后的德國陷入極端左翼的暴力革命或極端右翼的軍事獨裁，韋伯在參與憲法討論時，極力主張設立一個由全民直選、擁有強力緊急權力的“民選總統”。其初衷就是在國家面臨徹底解體或外敵逼迫的極度危機時，能有一個具有合法性的強人快速決策，為國家保命。

正是基于對威廉二世個人統治的深惡痛絕，韋伯在晚年徹底轉變了對議會制的敵視態度。韋伯意識到，德國不能再依賴一個反復無常、不受約束的君主。而是必須通過一個強大的、擁有實權的議會，來公開選拔、磨煉和監督真正的政治家。只有讓政治領袖在議會的斗爭中產生，才能打破皇帝一人獨斷和官僚集團僵化的局面。

政治家的責任倫理

威廉二世的贏學輸了，他灰溜溜地跑到了荷蘭，留下了一個動蕩不安的德意志。而韋伯到了慕尼黑，在這里他看到一個兩極分化、狂熱的城市，一個魅力衰退的煽動者，一個被削弱的議會，一場急于走向神化的革命，以及一場由軍隊領導、勢頭迅猛的民族主義反彈。

歷史的動蕩和個人的危機交織在一起，使他的話具有了先知啟示的嚴肅性。他對當下的否定反映了他對未來的焦慮，因為他堅信德國和歐洲的命運將在此時此地決定。

《以政治為志業》正是在這個時候寫成的：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Machtgefühl)。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但是﹐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憑什么個人的性質﹐他才能不負這種權力(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況來說﹐這權力多么有限)﹐以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在這里﹐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因為“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這個問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贏學狂歡”，本質上是被一種信念倫理所驅動的政治迷狂：只要動機被貼上主權主義與民族道德的金字招牌，哪怕言辭再狂熱、政策再冒險，后果皆可被置之度外。那些天天高喊“德意志天下第一”、狂熱叫囂對外征服的右翼官僚與民粹鼓噪者，充其量只有廉價的政治激情，卻完全喪失了計算政策代價的“責任倫理”。這種以“動機正義”掩蓋戰略無能的做法，構成了現代政治中最深沉的極不負責。

而當現實給予沉重打擊時，純粹的信念倫理者無法接受我的決策和理念錯了這個事實。此時“贏學”就成為了救命稻草。要么通過重新定義標準證明“我們其實沒輸”，要么將責任完全歸咎于外部的邪惡或內部的叛徒。

在韋伯看來，真正的政治家必須遵循“責任倫理”，即清醒地評估現實力量對比，并為自己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而責任倫理的核心在于“知識分子的理智誠實”，即清醒地面對不愉快的事實，并對行為在現實中產生的所有可預見后果負全責。

韋伯警告說，他那個時代的蠱惑者體現了一種危險的傾向。他寫道："在絕對倫理下行事，"這些領導人認為自己的責任 "只是確保信念的火焰不被熄滅"。如果他們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會認為是世界的責任，是人的愚蠢，或者是上帝的旨意使然"。

而贏學恰像政治家的虛榮，在其他領域，虛榮是相對無害的，可就政治家而言，它就完全不同了：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于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Eitelkeit)。虛榮心絕對是普遍的﹐但虛榮是一切切事的獻身和一切距離(在此指對自己的距離)的死敵。。。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因為在政治的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歸根究底來說只有二：不切事和沒有責任感(這兩者常常──但不是始終──是同一回事)。而虛榮──盡可能讓自己站在臺前受人矚目的需要──在最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項罪惡之一﹑甚至兩者皆犯。”

韋伯的“輸學家”

說實話的義務又如何呢？在絕對倫理看來﹐這是無條件的義務；因此﹐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文件﹐特別是顯示自己的國家有過錯的文件﹐都應該公諸于世；根據這種單方面的公開發表﹐過錯應該單方面地﹑沒有條件地﹑不計后果地加以承認。可是政治家則會認為﹐這樣做的結果﹐非但不是彰揚真相﹐反而使真相因濫用﹑因挑激起的激情﹐而變得模糊不清。政治家會認為﹐唯一有實際收獲的作法﹐是由中立的裁判﹐把各方面都列入考慮﹐有計劃地理清事實。其它任何作法﹐對于采取它的民族﹐都會造成幾十年無法補救的后果。不過﹐對于“后果”﹐絕對倫理是正好不會過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