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家不裝了：如果中國找到治愈癌癥的方法，那將是我們的噩夢

可就是這樣一件本該毫無爭議的好事，在華盛頓某些精英的眼中，卻成了必須警惕、甚至必須阻止的"噩夢"。事情的起點，是一檔在美國政策圈頗有影響力的播客節目《中國說》（ChinaTalk）。

主持人喬丹·施耐德請來了剛從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任期屆滿的萊蘭·米勒。米勒并非什么邊緣人物，而是長期活躍于美國對華政策圈的建制派學者，他本人也是"中國褐皮書"的聯合創始人兼CEO。

談到中美科技競賽時，施耐德半開玩笑地拋出一個假設：如果哪天中國率先攻克了癌癥，那對整個人類來說總歸是好事吧？按理說，這題不難。

哪怕是最強硬的對華鷹派，在人類健康這種議題面前，也總得給一個體面的答復。可米勒幾乎沒有猶豫，脫口而出的卻是一句讓人愣住的話——那將是美國的戰略災難。

他隨后解釋道：誰救人不是重點，重點是誰掌握了這條產業鏈。如果治愈癌癥的技術握在中國手里，美國就會在供應鏈上被"卡脖子"，醫藥產業、資本市場、乃至整個國家安全體系都會遭受重創。

換句話說，問題不是癌癥被治愈，而是賺這筆錢、掌握這份主導權的不是美國。他還補了一句：如果這場科技競賽必須有個贏家，那也應該是投入了巨額研發經費的美國產業界。

這番話之所以刺耳，是因為它撕下了一層遮羞布。在這些精英的排序中，"贏過中國"已經壓過了"救人"。

為了守住臆想中的產業霸權，他們寧愿看著廣大癌癥患者——包括美國本土的患者——繼續在病痛與絕望中掙扎，也不愿意接受一個可能從東方遞過來的解藥。相關視頻在X平臺流傳后，一條瀏覽量過百萬的熱帖評論區里，不少美國網友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有人譏諷說"寧死于癌癥，不敗于中國"，有人指出這些精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贏，而是失去"扮演上帝"的權力。

也有混跡投資圈的美國用戶直言，這種論調在華盛頓和風投圈中并不新鮮，只是這次被公開攤在了臺面上。米勒的失態并非偶然，它背后其實是一種深層的焦慮。

為什么在生物醫藥領域，美國精英會緊張到如此地步？這就要看看過去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生物革命正在到來。如果說20世紀屬于物理學和數字技術，那么21世紀很可能是生物學的世紀。

3D打印、合成生物學、AI制藥相互交織，將信息革命的速度帶入了生物學領域，其規模堪比工業革命。從流行病防控、糧食安全、海洋健康到應對氣候變化，21世紀幾乎所有的重大議題，都離不開生物學。

也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人把這場生物革命視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商業與投資機會之一。西方生物技術公司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開發新藥，那些掌握著癌癥、心臟病專利藥的巨頭，每年創造著數以百億美元計的收入。

但美歐的絕對領先地位正在被撼動。中國在這一領域的追趕速度，快到讓西方同行都感到壓力。

過去十年，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醫藥市場，增長速度顯著高于美國等其他主要市場。而從"制造者"向"創新者"的轉型，才剛剛起步。

當年硅谷成為互聯網時代最大的受益者，如今中國正投入巨額資源，力爭成為2030年及以后生物革命的中心。中國擁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醫學體系之一，草藥、針灸等中醫傳統綿延兩千多年，而現在，它想要主導的是明天的生物醫藥產業。

世紀之初的中國，屬于后者。仿創藥基本可以"照著答案抄"，可首創新藥面對的是徹底的未知。

突破性專利藥不僅利潤驚人，還能形成級聯效應——開辟一個新方向，往往能孕育出一整串重磅產品。默沙東、強生、阿斯利康這些歐美巨頭就是這樣起來的。

以默沙東的免疫腫瘤藥物Keytruda為例，僅2021年就帶來了超過170億美元的收入，被視為史上最賺錢的藥物之一。首創新藥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大量資本，而21世紀初的中國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彼時中國房地產正處于高速上升期，資本更愿意去那些回報周期短、確定性高的賽道，而不是九死一生的生物醫藥。俞德超回憶說，那個年代的生物醫藥投資風險太高、回報太慢，加上資本市場也沒有向未盈利公司敞開大門，企業融資難度極大。

但仿制藥路線的另一面是——中國在醫藥供應上高度依賴美歐。而14億人口正在加速老齡化，加上較高的吸煙率、嚴重的空氣污染，公共衛生壓力越來越大。

正因如此，生物技術被列入國家五年規劃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201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在多個戰略性產業發力，除了藥物研發，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都是重點方向，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

為了在生物醫藥領域實現類似的突圍，中國先從監管入手，把審批標準向國際主流對齊，要求本土藥企對標西方水準，同時精簡流程，讓新藥能更快走向市場。這既提升了藥品質量，也大大加快了研發節奏。

以往一次研發申請往往要一到兩年，如今大約兩個月就能走完。2017年，中國加入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ICH），這意味著國內研發的新藥開始與全球標準接軌。

資本市場也隨之打開——2018年起，信達等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相繼登陸香港交易所，之后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也向它們敞開大門，資金源源不斷地涌入。麥肯錫2021年10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生物醫藥創新企業在主要證券交易所上的總市值，從2016年的約30億美元飆升至2021年7月的3800多億美元。

隨著人口老齡化，癌癥成為最沉重的公共健康負擔。2020年，中國占到全球癌癥死亡人數的約30%。

2015年那輪改革之后，中國企業憑借更具競爭力的定價攪動了市場格局，部分產品的售價只有美國同類產品的三分之一。過去這些年，越來越多的中國生物科技公司開始向首創新藥發起沖擊。

加科思藥業CEO王印祥認為，他們做的不只是提供競爭，更是全球新藥研發管線的一部分。加科思在北京和波士頓都設有實驗室，與全球大藥企展開合作，其中包括與美國艾伯維就SHP2抑制劑研究達成的協議——加科思獲得研究資金，艾伯維負責全球開發與銷售。

同時，加科思也在自建生產設施，未來還計劃組建自己的營銷團隊。信達生物則與禮來結成戰略合作伙伴，過去十年增長迅速，如今已有六款產品上市，年營收達數十億元人民幣，員工規模超過六千人。

當然，客觀地說，中國生物研究整體仍與西方存在差距，這一點在新冠疫苗的技術路線上體現得最直觀：中國累計接種超過32億劑本土疫苗，全程接種率約87%，但主要采用的是較為傳統的技術路線，效果被認為不如美德研發的mRNA疫苗。差距是真實的，但縮小的速度同樣真實。

生物技術本身正在經歷一次深刻的重構。它是生物學與技術的交匯，過去幾十年，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軟件工程與自動化不斷嵌入生物學。

制藥領域最典型的例子，是谷歌DeepMind開發的AlphaFold——它把過去要花數月甚至數年才能完成的蛋白質結構預測，壓縮到了幾小時或幾天。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支團隊則利用AI在短短幾天內篩選了一億種化合物，成功發現了一種效力驚人的新型抗生素。

隨著生物數據處理能力飛躍，合成生物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開始崛起。它的本質，是讓生物學的數字化變得更廉價、更快、更簡單。

地球上每一個細胞、每一株細菌、每一種植物和動物內部，都以DNA的形式存在一段"數字代碼"——A、T、C、G。這些代碼既可以被讀取，也可以被寫入。

美國Ginkgo Bioworks的CEO杰森·凱利把細胞比作以DNA編寫的生物計算機，只要能"調試"這段代碼，就有可能治愈疾病、創造出更好的產品。研究者曾利用類似技術，從一種已經滅絕的夏威夷花卉中提取出編碼香味的DNA，植入細菌復原了它的氣味。

合成生物學在制藥中的作用，是讓科學家能合成更多化合物進行篩選，從而提高新藥研發的成功率。它的想象空間遠不止醫藥。

植物蛋白替代傳統肉類、可用于制造甚至建筑的新型生物材料，都是它的舞臺。愿景是用生物學知識去改造肉、木材這些有機材料，或者取代塑料、航空燃料等非生物制品，甚至為氣候變化提供生物解決方案。

麥肯錫2020年的一份報告估算，全球60%的物質投入未來可以通過生物途徑實現，到2040至2050年，直接的經濟潛力將達到3萬億至5萬億美元。摩爾定律曾讓信息產業實現指數級增長，而在生物系統設計工具上出現的變化，被認為比摩爾定律更加劇烈。

正是這場悄然進行的生物革命，讓中國從"跟隨者"逐步走向"并跑者"，甚至在某些細分賽道上出現了"領跑者"的苗頭。也正是這一切讓華盛頓真正睡不著覺——他們擔心的其實并不是某一款藥，而是整個生物醫藥產業鏈的話語權正在悄悄轉移。

正是在這種情緒之下，那種"我得不到，你也別想過好"的破壞性思維，才有了土壤。過去的精英們信心滿滿地相信可以靠實力壓制對手，現在的精英們已經開始把"中國治愈癌癥"本身當作對美國的冒犯。

潛意識里，一個能解決人類終極難題的中國，比擁有航母艦隊的中國還要令他們不安——因為那意味著，中國能夠向世界提供的將不只是廉價商品，而是關于人類未來的定義權。當然，生物革命不是沒有隱憂。

技術門檻的快速下降，讓合成生物學既是99.9%的希望，也帶著極小但絕不能忽視的濫用風險。2018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組科學家用大約六個月時間和10萬美元，就重構出了導致馬痘的一種已滅絕病毒，也就間接證明了重構天花病毒的可能性。

目前尚無有效的國際生物技術監管機制——現行的生物安全條約多形成于冷戰時期，針對的是國家主導的生物武器項目，而非個人或小團體。要建立起真正管用的規則，需要中美等主要國家攜手。

問題是，當美方一些精英連"中國治愈癌癥是不是好事"都能給出否定答案時，這種合作的空氣就會變得稀薄。米勒那句話像是一份病歷——診斷出來的病灶不是中國的發展，而是霸權心態的病變：對他國進步的生理性排斥，對自身停滯的病理性焦慮，以及為了守住位置不惜犧牲全人類利益的偏執。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或許恰恰是一種另類的"認證"。當美國的建制派學者都開始為"中國可能救人類"而失眠時，說明中國確實已經站到了那個位置附近。

真正的對手不會為一個虛幻的威脅如此緊張。他們做他們的噩夢，中國接著治自己的病、做自己的研究。

等到某天真的有一款中國研發的新藥能夠扭轉某種絕癥的走向時，世界上絕大多數普通人不會看藥瓶上印著哪國商標，只會為多活的每一天而慶幸。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該為這樣的未來感到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