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佳裕：和楊奎松先生學治史——評《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

文｜鄧佳裕，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碩士研究生

今年，楊奎松先生的《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重印發行。筆者研讀此書，旨在向楊先生學習治中國現代史的方法：楊奎松、沈志華、高華三位先生，在筆者看來皆是華東師大治史之“先賢”，而中國現代史應當如何研究，此書或可提供一些思考。此書雖以訪談體呈現，不若榮新江《學術訓練與學術規范：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體系嚴整，但細讀之下，仍可從中提煉出一套完整的治史理路。本文認為，這套理路可歸結為兩個層面：一是“為何治史”，即研究的動力與意義；二是“如何治史”，即具體的方法與規范。二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統一于一種以現實關懷為軸心的實證治學取向——正因心懷現實關懷，治史才有超越發表本身的意義；也正因心懷現實關懷，治史才不至于流于過于瑣碎的史實考據，而始終指向對“真”的追求。以下即循此兩層脈絡對楊著加以評述。

一、為何治史：從發表焦慮到現實關懷

治史動力的第一重障礙，往往是能否發表的焦慮。對此，楊奎松態度明確：政治上的禁忌“想通了就沒什么可怕的”，因為“中國那么大，東方不亮西方亮，這個地方不讓發東西，還有那個地方可以發；今天不能發，明天總可以發。做歷史的人關鍵是要把史料研究的基礎打扎實，有了新成果，總有能發的時候。”[1]筆者曾與《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一書作者李里峰先生有過短暫交流，其經歷恰可為此作注：該書主體內容早在2004年即已完成，卻遲至2018年方才出版；李先生認為，學術研究說到底是一種源于好奇心的“內驅力”行為，其治史動機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解答自己對現實中諸多古今延續現象的困惑。楊奎松在書中亦持相近看法：“中國社會許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環境方面的痼疾，其實上千年來并無多少改變。”[2]由此可見，比起急于發表，更關鍵的是能否抓緊時間寫出真正有價值的實證研究——真正有價值的成果，終究會有發表的機遇。

如果說發表不是問題，那么治史更深層的動力便落在意義感之上，這要求研究的問題意識具有現實關懷與人文關懷。楊奎松“經常提醒年輕的歷史研究者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的精神”[3]，這一提醒源于他對當下史學研究日趨瑣碎、見微而不知著的危機感——這一憂慮并非楊奎松一人獨有，晚近學界（如趙鼎新、包剛升等學人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對人文研究流于瑣碎考據的反思亦不絕于耳，可見其所指現象至今未曾過時。他不無感慨地寫道：“在現實生活當中，又有多少歷史問題，或在實際上是必須要通過歷史研究來解答的問題，需要有人去研究啊！為什么我們學者不能……針對我們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斷涌現出來的各種各樣人們關心的問題，去做出比較深入和比較專業的解釋呢？”[4]因此，治史者“除了要考慮個人的職稱評定以外，還是應該盡可能讓自己研究的動機更多些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5]，歷史學研究的關鍵，“在于歷史學家是不是能夠從現實關懷的角度，經常考慮一下自己研究的課題和內容所具有的意義”[6]。

至于歷史研究究竟有沒有用，楊奎松的回答是肯定的，但用處大小與現實關懷的深淺密切相關：“歷史研究有沒有用，用處大用處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會與歷史敘說或研究的題材和內容、作用于今人和現實的程度密切有關。”[7]楊奎松此語發表于2002年，彼時的傳播語境早已被今日的網絡媒介所重塑；今日若欲使嚴謹的實證研究真正“作用于今人”，恐怕不能只滿足于刊物發表，亦須借助播客、短視頻等當下受眾習慣的傳播形式——這正是楊奎松“現實關懷”命題在傳播維度上的延伸。歸根結底，無論治學的動力起于何處，其最終指向仍是楊奎松所說的“創造，然后享受”[8]：“人的一生，總要有所成就。創造，然后享受。或者生活，或者事業，或者生活、事業兼而得之。”這既是治學的意義所在，也是治學得以持久的心理基礎。

二、如何治史：從求真到證據鏈

意義問題解決之后，便是方法問題。楊奎松所論治史方法，大致可歸納為立場、路徑、寫作規范與史料基礎四個層次。

其一，基本立場：求真、客觀與人性化理解。楊奎松認為，“歷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務在求真，即要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相”[9]，要有“最起碼的歷史觀點”，即“尊重歷史事實”[10]。值得注意的是，強調歷史學要“求真”本是一件略顯吊詭的事——化學、生物等學科通常無須特別強調“求真”，因為這是學科常識，盡管根據“耿同學講故事”的節目我們也知道理科也會有很多實驗數據是造假的；而歷史學之所以需要反復申說，恐怕正因其中“假東西太多”。但也未必是壞事，正如袁偉時的觀點：“歷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與求真相關的是客觀：“學問本身對研究者態度客觀與否這一點，是有相當嚴格的要求的。任何太過明顯地帶有情感立場傾向的歷史著作……都是難以得到多數歷史學研究者的認同的，也是注定不會有太長的生命力的。”[11]

而客觀的落實又依賴“人性立場”：“歷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離開了對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僅僅從……被抽象化了的群（黨、階級、民族、國家等等）乃至于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解讀歷史，是很難使我們貼近歷史真實的。”[12]為此，楊奎松反復援引陳寅恪“了解之同情”之說：“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13]落實到具體研究，即要求研究者“正確解讀研究對象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了解他（們）所言、所行的內在動機和原因”[14]，此即楊奎松所概括的“歷史的悟性”[15]。

其二，研究路徑：長時段的綜合考察。楊奎松主張“對歷史上的一個政黨或一個人物做較長的長時段的綜合的考察”，因為“對歷史不能孤立地和靜止地去認識，必須把它看成一個動態的過程”[16]。筆者以為，這一要求實際上近于從史實經驗中提煉出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理想模型”，二者可以相互借用、彼此參證。

其三，寫作規范：邏輯清晰、概念嚴謹、要讓人懂。楊奎松指出，寫作時應關注“是否抓住了重點，理清了頭緒，和是否自成邏輯的問題”[17]，各章節之間應“具有內在的邏輯的聯系”，并有“宏觀架構上的把握”[18]，這背后仍是現實關懷的要求：“我們今天研究建國史之類的歷史，絕不僅僅是為了將事情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必須要有一種批判性的反思。”[19]同時，“好的論文關鍵要有思想，要能夠發現新的問題，能夠給人以啟發。”[20]

至于行文，楊奎松強調“要人懂”：“寫文章的目的，是要人懂。要人懂，首先就要自己懂，自己不懂不明的不要寫……特別注意讓事例說話，減少不必要的長篇大論和晦澀的引文。”[21]選題上則須過“兩道關”：“一是學術史，即前人研究的情況如何，有無突破的可能；二是資料狀況，即再好的題目和想法，做歷史研究也必須要量入為出，能夠找到足夠的第一手資料，才敢動手研究。”[22]概念的使用尤須謹嚴，楊奎松曾批評學生對“中共”一詞使用“太過隨意和輕率”，因為建國后的“中共”常常“又是黨，又是國，又是政府，又是中央，又是地方，又是毛，又是基層干部”，籠統稱之“顯然極不準確”[23]，這一批評極具方法論上的示范意義。

其四，史料基礎：規范與證據鏈。楊奎松強調，史學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證據（史料）”：“胡適講：研究歷史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我們也常常告誡學生：寫研究論文要盡可能做到‘無一字無出處’……研究歷史的能力高低拼的就是一個搜集證據、分析證據和論證證據關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怎樣新鮮的觀點。”[24]因此應“盡可能地窮盡史料”，若條件不允許，則可“采取迂回的研究策略”，通過關注歷史人物的“家庭出身、生長環境、教育背景、人生際遇及其性格特點與情感建立”等因素，輔以日記、口述與回憶史料，實現對歷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25]。據此，楊奎松判斷一部歷史著作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看它的政治批判力如何強，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充分占有史料，并依據可靠的史料，將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地描述清楚。”[26]若以此標準，呂迅的《大棋局中的國共關系》可謂一流之作，其書中注釋指出亦有拿出史料反駁楊奎松、鄧野之處。

上述方法論在楊奎松自身的研究實踐中亦有清晰體現，其黨史研究尤具代表性。就毛澤東研究而言，楊奎松認為，“如果我們理解不了毛澤東，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國的近現代歷史。”[27]他也提醒研究者不應簡單以《毛澤東選集》代替對毛澤東思想的整體把握，因為“編在毛選里的文章只是毛精選的一小部分，且不少在關鍵的地方還根據后來的認識做了重大的改動”[28]——楊奎松早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一書即系統考證了毛澤東文字的各種版本，此后黃江軍等學者的研究（如其博士論文《〈毛澤東選集〉編輯考》等）亦沿此方向續有推進。

在其黨史研究的背后還有一個對中國政治傳統的關懷。楊奎松所論“中國社會許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環境方面的痼疾，其實上千年來并無多少改變”[29]，與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孔飛力《叫魂》、閻步克《中國官階制度引論》等論著的判斷可以相互印證；閻步克即指出，“四千年的文明、兩千年的集權官僚等級制似是遙遠的過去，實際卻將在宏觀層次與長時段上，展示其深遠影響與巨大歷史慣性。”[30]

綜上，楊奎松的治史之道，說到底是“為何治史”與“如何治史”在現實關懷之下的統一：治史的動力始于擺脫對能否發表的過度焦慮，進而追問研究本身的現實意義與社會責任；治史的方法，則落實為求真、客觀、人性化理解、長時段考察與扎實證據鏈等一整套具體規范。對于尚在史學門徑上摸索的年輕研究者而言，《學問有道》一書的價值，或許正在于它以訪談的形式，將這套“為何”與“如何”打通的治學理路，轉化為可以學習和操練的具體經驗。

注釋：

[1]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00頁。

[2]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頁。

[3]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0頁。

[4]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0頁。

[5]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8頁。

[6]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6頁。

[7]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5頁。

[8]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4頁。

[9]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10]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72頁。

[11]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44頁。

[12]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27頁。

[13]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頁。

[14]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3頁。

[15]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16]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301頁。

[17]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6頁。

[18]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6頁。

[19]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7—258頁。

[20]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9頁。

[21]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64頁。

[22]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61頁。

[23]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66頁。

[24]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69頁。

[25]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01頁。

[26]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35頁。

[27]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28]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98—299頁。

[29]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頁。

[30]閻步克：《中國官階制度引論（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5388—5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