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500年的思想共振：班彪班固譏司馬遷，范曄譏班彪班固

眾所周知，司馬遷、班固、范曄，都是我國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是西漢時期的人，班固是東漢時期的人，范曄是南北朝時期的人。班固與司馬遷相距大約200年，范曄與司馬遷相距大約500年。

今天讀《后漢書·班彪傳》看到班彪班固父子共譏司馬遷，而范曄又譏班彪班固父子，感覺其中大有可品之處。

班彪對司馬遷當然總體上是非常肯定的，認為司馬遷是“良史”。但是，班彪也認為司馬遷寫《史記》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三點是，“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班彪甚至認為，以上三點是“大敝傷道”，沒有“同圣人之是非”，這是司馬遷后來遭遇腐刑的原因所在，即所謂“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說實話，我看到關于“極刑”這里時，是為司馬遷鳴不平的，并覺得班彪為人不厚。其實，司馬遷遭遇腐刑是出于正直，是為了給李陵說句公道話，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應該得到贊美的。而班彪卻于此非之，實在不應該。

班彪所指出的三點，認為是司馬遷寫史存在的問題，被其兒子班固所繼承。班固在其《漢書》里評論司馬遷原文如下：

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這可以說就是其父班彪的原話。

班固也論及司馬遷遭遇腐刑的問題，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沒有做到明哲保身。

班彪班固父子，可謂是一個“德性”。不過，班固并沒有像父親那樣稱司馬遷是良史，他說“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這句話似乎流露出不服氣的意思。

然而我認為，班固寫《漢書》固然也很了不起，但是，他父子倆與司馬遷確實不能夠相提并論的。他們在寫歷史與為人之思想境界上，都無法與司馬遷相比。

先簡要說一下寫歷史方面。司馬遷寫《史記》，在體例與材料安排上，是具有開創性之功的，班固正是在司馬遷的開創基礎上，才寫出了《漢書》。

班彪班固在議論司馬遷的時候，尤其是班固在自矜的時候，他忘了自己和父親是站在司馬遷的肩膀上，忘了自己是沿著司馬遷開創的道路往前走。

班彪尚且稱司馬遷是良史，而班固自負，對他人稱司馬遷是良史大有不服之意。走著別人鋪的路，卻有輕視之意，想想這是不是很諷刺？

下面重點說說班彪班固父子譏司馬遷的三點，這其實反映出他們與司馬遷的思想境界不同，而顯然司馬遷的境界更高。

第一，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

司馬遷為什么崇黃老？因為大漢之興，正是黃老之功。漢初到漢武帝之前，尊黃老之術，與民休息，不擾民，不折騰，使得經濟發展，國家和人民皆得其利，而這其實正是漢武帝征西域征匈奴的本錢所在。

五經是什么？就是儒家思想。在司馬遷那時候的儒家，地位其實剛剛由董仲舒確立，影響并沒有東漢時期大。而且，當時儒家那一套，多有繁文縟節，迂闊虛偽，卑躬屈膝，諂媚逢迎，主要是為加強皇帝權威服務的。而司馬遷的骨子里，卻恰恰是非常反感這一點的。

儒家發展到東漢時期，已經穩穩地占據統治地位，班彪班固都是在儒家思想下成長起來的，當然推崇儒家而排斥黃老。班彪就是死心塌地忠于漢朝的。當隗囂問班彪可否如戰國爭雄時，班彪給出否定答案，勸隗囂尊漢。而班固則習染了諂媚逢迎的品性，先是肉麻地吹捧東平王劉蒼，把劉蒼與周公并列，而且說沒有第三個人；后來又攀附外戚權貴竇憲，為人不齒。

第二，司馬遷序貨殖輕仁義而羞貧窮

寫《貨殖列傳》絕對是司馬遷的一大開創，為后世史家所不及。從先秦到漢初，儒家主流看法，就是重義輕利，恥于談財富，認為經商是末業；漢初政策也是重農抑商。司馬遷專門給商人立傳，放在七十列傳之中，本身就是極大的思想突破。

班彪班固父子站在東漢儒學正統立場，認為讀書人應當安貧樂道，不能宣揚追逐財富。可是，司馬遷承認人性逐利，主張正視經濟規律，不能用道德教條強行壓制民生訴求。而且，司馬遷看到了財富價值，老百姓正是因為追求財富，才能過上好日子，甚至必要時可以用來贖罪。

司馬遷為什么遭遇腐刑？原因之一，就是沒錢贖罪。所以，司馬遷對于錢的重要性，是有切身體會的，對于缺錢的窘迫，是受過深刻教訓的。用今天的話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司馬遷寫商人，既寫經商智慧，也強調守信、勤儉、看準時機，即“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肯定了他們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反對虛偽地回避財富問題，空談道德教化。

至于所謂的“羞貧窮”，司馬遷也沒錯，說“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但這不是否定安貧樂道的理念。人各有志，但“安貧”不是“樂貧”，如果有機會有能力，人都是會盡量去獲得財物的。儒生有幾個讀書不是為了出仕？所謂“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非虛言也。

班彪班固父子受到皇帝寵幸，班固又攀附外戚竇憲，處境當然比司馬遷好多了，說什么“羞貧窮”，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第三，司馬遷道游俠賤守節而貴俗功。

從這一點看，班彪班固父子是很不理解司馬遷的。

司馬遷為什么歌頌游俠？因為司馬遷本身就有一種俠義精神，而且也曾渴望有人為自己仗義執言。當滿朝文武沒人替李陵說句公道話時，司馬遷挺身而出。而當自己身陷囹圄無人相助時，他更加推崇游俠。

司馬遷看重游俠身上的民間道義，言信行果，救人之急，不圖名利，正直無私，甚至不惜許命，所以即便不在禮法體系之內，這些人依然值得記錄。

而且重要的是，所謂禮法，并不都是公平合理的，更何況權貴可以得到庇護。這種時候，靠走正常的司法途徑，無法解決問題，就只能求助于游俠。

班固譏司馬遷道游俠賤守節，可是他攀附竇憲，在竇憲得勢的時候，他的兒子、家奴不尊法度，作奸犯科，別人敢怒不敢言。這種情況，他理所當然不喜歡游俠了。他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范曄評論班固父子，是深得其要的，他認同司馬遷，反對班彪班固，認為他們“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也就是說，在范曄看來，殺身成仁就是仁義，就是守節。我認為有道理。

班固譏司馬遷不知道明哲保身，而他自己卻因為攀附竇憲，不管教兒子、家奴，導致兒子、家奴不尊法度，后來竇憲倒臺，班固失勢，被得罪過的人趁機報復，抓進監獄陷害致死。

所以范曄譏班固也是“智及之而不能守之”，是為古之所謂“目論”，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

不過，在我看來，班固這才叫咎由自取，與司馬遷被漢武帝冤枉，是性質不同的——司馬遷禍由正直，而班固禍自攀附。

范曄認同司馬遷，可謂是跨越500年的思想共振。而他后來入獄，就更能與司馬遷精神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