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為俗文學立傳

很多人認為文學就是高雅的文學，民間流傳的俗文學不算是文學，甚至認為美的文學作品才是文學，而先鋒派那種暴露社會丑惡的文學不是文學。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偏頗的，文學既有雅文學，也有俗文學。雅文學很可能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操控，受到權力系統的庇護，可以流傳下來，而俗文學就很容易游離于權力系統之外，甚至有反抗情緒，最終有可能洇沒無聞。應該為俗文學立傳。

鄭振鐸先生給俗文學下過一個定義：“凡不登大雅之堂，凡為學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體都是俗文學。”其實文學最原初的形態就是俗的，不是高雅的。馬克思論述說，文學起源于生產勞動，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的呼喊，是休閑時候的調笑戲謔，是巫師帶領人們通神時候的念念有詞，是夜里的夢囈。文學來源于民間，后來有了社會分工之后，就有了專門的文人創作作品，逐漸走向高雅化，或者說文人士大夫創作文學作品，只是適應文化人圈子的需要，而民間的老百姓大多是農民，不讀書，不識字，根本讀不懂所謂的文學作品。文人士大夫可以通過文字來寫文學作品，有了白紙黑字的記錄，就可以流傳久遠。而民間的文學大都停留在口頭文學階段，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加入了群體創作的元素，當然就有可能在流傳過程中被改得面目全非，也有可能在流傳的過程中失傳。文人士大夫創作的作品比較高雅，甚至發展出詩歌的平仄律，以至于唐代有了絕句和律詩，格律非常嚴整，而不至于像《古詩十九首》那樣，沒有太多格律限制。漢代有樂府機關專門搜集民間的詩歌，算是為俗文學立傳的一個表率。只不過后來漢代消亡了，樂府機關也就沒有了，以至于文人士大夫只是模仿樂府詩來寫，卻不到民間采集，居然寫得清新樸野，以假亂真。于是樂府就成了一種詩體形式，而不再是搜集民間詩歌的音樂機關了。

無論是古典神話，還是唐宋傳奇，無論是宋元話本，還是明清小說，都屬于俗文學。而詩詞始終是文人士大夫表情達意的工具，或者說是他們玩弄文學的工具。并不是他們寫的每一首詩詞都非常好，而是他們有話語權，因為他們以權力系統做背書，可以推崇自己的詩詞。甚至乾隆皇帝一生做了四萬多首詩，印成詩集，發給一些大臣看，而他自己卻不是個地道的詩人。在權力系統的加持下，一些皇帝和貴妃娘娘要做詩，還被當時的大臣追捧。實際上他們寫的很普通，甚至不如民間的詩人寫得好。文人士大夫總是標榜詩歌的高雅，認為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才能寫詩，才能欣賞詩，而普通老百姓欣賞不了，只能欣賞所謂的民間故事。似乎詩歌是文學中的貴族，比民間故事要好得多，實際上只是詩歌受到權力系統的加持，才變得高雅一些，而最原初的詩歌都是民間唱的通俗小調兒。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比較少，皇帝和官員人數也比較少，大多數人都是農民，不讀書，不識字，可以聽評書藝人講故事。可以看戲臺上的悲歡離合，也就是他們可以欣賞俗文學，以至于俗文學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革命時期有街頭劇，就是一兩個人在街頭演革命為主題的話劇，居然可以感動很多人。這就是俗文學應用的一種表現。

俗文學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可以獲得老百姓的欣賞。美學理論家李澤厚先生主張要注意研究俗文學的特點，他說：它的一個特點恰恰是要離開現實，搞些幻想的非現實的東西，如曲折離奇的案情，神乎其技的武俠，刀光劍影，血痕足跡……，日常生活中根本不會遇到或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我們生活單調或疲勞的時候，就想看看這類東西。所以我贊成劉再復的意見，要多元化。由于人們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素養，不同的情緒心境，便有不同的需要。我們看武打電影、滑稽電影，看完后笑笑，很舒服。俗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人物單純，好壞分明。這當然公式化，但它本不要你老回味、思考，看過就可以忘。”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總是提倡封建道德，說什么“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頭。”實際他們只是表演孝道，表演忠君的戲份，背地里干些什么，就沒人知道了。不過看看他們隨意揮霍的事實，再看看他們幾房小老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俗文學本身有著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比雅文學傳播的時間還要久。不管是民間的山歌，還是樂府詩詞，都可以流傳下來。有苗族地區的青年男女談戀愛的時候對歌，對上了情歌才會走到一起，倘若一方把另一方唱敗了，那么他們就走不到一起。他們會見到什么唱什么，把身邊的事物都唱一遍，把自己能夠想到的都唱一遍。有的唱三天三夜都不疲勞，其實是一種人類本能的體現，也是文學魅力的體現。

這種體現偏偏沒有記錄到文學史中，沒有被很多文學研究專家重視，甚至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習俗。有的知道這種習俗，認為這種習俗比較落后，就沒有記錄。實際原生態的文學才是純粹的文學，而那些所謂雕章琢句的高雅的文學，基本上已經脫離了地氣，和民間關系不大，也不是通俗易懂的，只能被一些有文化的高級知識分子欣賞，民間的老百姓卻并不欣賞，認為太費腦筋。文學走高雅化路線是不錯的，但同時要注重通俗文學的發展，要為通俗文學樹碑立傳。倘若只是注重高雅文學的發展，就很可能背離了文學的初衷，因為高雅文學背后是權力的推動，是資本的運作。這樣的文學很可能脫離地氣，脫離民間的生態，只是停留在文人自戀的境界中，當然會提供一些所謂高雅人士的精神需要，卻并沒有貼近現實。有的作家用了現代派和后現代派的創作手法，寫得非常離奇，變幻莫測，讓人覺得新鮮，但實際上和現實生活關系也不大，并不是俗文學的代表。當作家們開始炫技的時候，就證明他們脫離生活太久了，因為生活永遠比文學更魔幻。他們應該貼近生活，體驗生活，把自己體驗到的寫出來，力求說真話。可是他們受了權力系統的影響，往往要寫一些圖解政策的作品，要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而不會寫民生疾苦，因為寫民生疾苦的作品很可能出版不了，即便出版了，也很可能費力不討好，并不會受到資本的推崇，不會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了這樣的運作，文學就開始走向高雅化，不過現在好多了，在資本運作下，網絡文學大發展，甚至可以出征海外，只不過濫俗的作品太多，也走向了文學的反面。

應該為俗文學立傳。不管是鄭振鐸寫的《俗文學史》，還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都應該把俗文學加入進去，讓那些寫俗文學作品的作家進入文學史，當然也就讓那些通俗易懂、貼近民生的作品放出持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