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后妻76歲林洙評價林徽因：她從不做家務，不是一位好太太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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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個早就寫進中國建筑史的女學者，去世幾十年后，居然還要為一件事接受公眾的審判：她會不會做飯，是不是個好太太。

挑起這場審判的，是林洙。她在七十六歲那年接受采訪，語氣平靜地對著鏡頭說，林徽因不是個好太太，因為她從不做家務，家里雇了好幾個保姆。

可一個女人合不合格，真能拿一條做飯的圍裙來量嗎？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林洙嘴里那個不做家務的林徽因，當年到底在忙些什么～

360塊大洋里的雙媽

林洙在回憶錄和訪談里，特別強調(diào)了林徽因家里雇了若干個保姆，自己十指不沾陽春水。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嬌氣、懶惰的資產(chǎn)階級太太形象。

在三十年代的華北高校，像梁思成這樣的一等教授，或者是中國營造學社的核心成員，他們每個月的薪水大概在三百六十元到四百元大洋之間。這個數(shù)字在當時是個什么概念？那時候，北平一個普通五口之家，一個月的伙食費可能也就十幾塊大洋。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是普通人家的好幾十倍。

在這樣的經(jīng)濟基礎和社會風尚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雇用傭人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當時的標準配置通常是雇一個跑腿的聽差，一個在廚房做飯的廚子，再加上一個幫著帶孩子、洗衣服的老媽子。林徽因家里那名為孩子們親切稱為雙媽的仆人，就是這個制度下的產(chǎn)物。

在當時的社會分工里，主婦的責任是主持家庭的整體規(guī)劃和開支，而不是整天把自己捆在灶臺前面。更關鍵的是，林徽因在那個家里，根本就不是一個依附于丈夫的全職太太。

翻開中國營造學社的組織章程和當年的學社匯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林徽因是有正式編制的。她是學社法式部和文獻部的骨干，學社的日常運作有著嚴格的分工，梁思成主要負責實地測繪和結(jié)構分析，而林徽因則負責校訂典籍、考證文獻以及撰寫大量的學術述要。她每個月同樣拿著社俸和庚款基金支給的經(jīng)費。

也就是說，林徽因的時間和精力，是屬于中國剛剛起步的現(xiàn)代建筑學科的。她要和梁思成一起，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山路，在沒有電的地方點油燈，去搶救那些快要倒塌的木結(jié)構古建筑。就因為她不去做飯、不去洗衣服，就指責她不是一個好太太，這不僅是對那個時代學術分工的無知，更是用一種非常狹隘的眼光，去要求一個本來應該在書齋和荒野里發(fā)光的科學家。

李莊的煤油燈

在李莊那個暴雨如注、潮濕陰冷的農(nóng)舍里，在那盞昏暗的煤油燈下，林徽因那雙患有嚴重肺結(jié)核、經(jīng)常咯血的手，究竟在干什么？

在李莊，沒有了教授的優(yōu)渥待遇，沒有了保姆雙媽，也沒有了醫(yī)生和特效藥。林徽因在寫給外國好友費慰梅的英文信里，曾經(jīng)用非常自嘲的語氣自述過自己的真實境遇。她說自己每天一早起來，就得拍土、掃地、洗衣服，做各種粗重的苦工，緊接著還要去采購、做飯。在病痛與戰(zhàn)亂的雙重折磨下，她自況“像一個舊式的家庭婦女”。

那是真正的苦日子，林徽因當時肺結(jié)核已經(jīng)到了晚期，經(jīng)常大口咯血，發(fā)燒發(fā)到整夜無法入眠。但她每天下午還要強撐著病體，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幫梁思成整理那本極其復雜的《營造法式》測繪圖稿。在那些日子里，她既是一個在灶臺前生火、給孩子縫補衣服的母親，又是一個在學術圖紙上不差分毫的頂尖學者。

為了維持這個風雨飄搖的家，為了讓同樣生病且背部有殘疾的梁思成能夠繼續(xù)工作，林徽因幾乎是在用自己的命去換。她會把家里僅有的一點雞湯和營養(yǎng)品全部留給梁思成，而自己只能靠著白開水和極差的伙食硬扛。

林徽因雖然自嘲像個舊式的家庭婦女，但這絕不意味著她向生活的瑣碎妥協(xié)。費慰梅在后來的回憶錄里深情地寫道，林徽因在李莊幾乎是用生命在維持著那個家。面對繁重家務與致命疾病的雙重夾擊，林徽因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生命力。她的一生，顯然遠遠超越了傳統(tǒng)家庭主婦的狹隘定義，絕不能用世俗的框框去簡單套用。

在那個幾乎看不見希望的流亡歲月里，林徽因如果只是一個會做飯、會洗衣服的傳統(tǒng)主婦，她和梁思成的精神世界可能早就被殘酷的現(xiàn)實壓垮了。正是因為她那顆超越了生活瑣碎的學者之心，才讓那間簡陋的李莊農(nóng)舍，成了中國建筑史上的一個圣地。

她不是太太客廳里的掛件

在李莊的煤油燈亮起之前，在那個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北總布胡同太太客廳里，林徽因在被指責不做家務的時候，她又在為什么而忙碌？

很多人一提到林徽因，腦子里閃過的畫面就是華麗的客廳、精致的茶杯，以及圍在她身邊的各路文化名流。在一些人的想象里，她似乎只是一個享受著眾人追捧、不用干活的社交名媛。

蕭乾說，林徽因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根本不是她那個聲名遠揚的客廳，而是她能隨時從那張優(yōu)雅的茶幾旁站起來，走向最艱苦的荒郊野外。

當大部分淑女還在閨房里寫字畫畫的時候，林徽因已經(jīng)脫下了高跟鞋，換上了厚底鞋，跟著梁思成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奔波在華北、山西的荒山野嶺之中。在那個交通極度不便、土匪出沒、衛(wèi)生條件極差的年代，野外考察是一場真正的大冒險。

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為了測量那座被外國學者斷言在中國已經(jīng)不存在的唐代木結(jié)構建筑，林徽因穿著旗袍，順著滿是灰塵和蝙蝠糞便的冰冷梁架，一步一步爬上了佛光寺的屋頂。她在黑暗中打著手電筒，忍著刺鼻的氣味，仔細地測量著每一個斗拱、每一根梁柱。

這種高強度的學術追求，是一個整天縮在家里研究怎么把紅燒肉做得更香的傳統(tǒng)主婦能做到的嗎？

實際上，林徽因并不是天生對家務一竅不通。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由于母親性格軟弱且身體多病，作為長女的林徽因很早就承擔起照顧弟妹、打理日常瑣事的責任。她并不是不會，她只是在成長為學者之后，把更寶貴的生命與精力，投注到了更有歷史價值的學術開拓上。

她和梁思成是學術上的黃金搭檔，是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如果非要用會不會做飯來定義一個為中國古建筑測繪做出奠基性貢獻的女學者，那無異于用量衣尺去測量銀河的距離。

平庸的復仇

林洙為什么在七十六歲的高齡，在林徽因已經(jīng)去世幾十年后，依然對她做不做家務這件事耿耿于懷，甚至要不遺余力地在公眾面前強調(diào)這一點？

這其實折射出一種普遍的心理落差。作為梁思成的繼室，林洙雖然能夠操持家務，但她終究難以企及梁思成與林徽因當年在學術與精神上的那份絕高默契。在林徽因那璀璨的才華、深厚的學術成就以及在梁思成心中不可動搖的殿堂級地位面前，林洙在精神層面上很難獲得同等的共鳴。這種精神上的隔膜，非常容易轉(zhuǎn)化為一種小家子氣的怨言，讓人試圖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jié)里，尋找自己比那個耀眼的前任更勝一籌的證據(jù)。

這種心態(tài)，無非是想在世俗的柴米油鹽中，找回一點失落的尊嚴。

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平庸對偉大的復仇，也是一種可悲的心理代償機制。林洙無論怎么努力，都永遠無法在學術上和梁思成對話，也無法在精神上給梁思成提供像林徽因那樣的共鳴。梁思成的書房里，依然掛著林徽因的畫像；梁思成的心里，依然留著那個不可替代的位置。

在這種巨大的心理陰影下，林洙唯一能夠找到的、能夠壓倒林徽因的武器，就只有世俗社會最傳統(tǒng)的婦道標尺。她可以通過強調(diào)林徽因不會做家務、不是個好太太，來暗示自己才是一個更稱職、更體貼的妻子。她試圖用做飯、洗衣服、伺候丈夫這些日常瑣事，把那個高高在上的林徽因拖進泥潭里，從而完成自己作為一個后妻的自我救贖。

拿最俗氣的標尺，去量一個遠遠超出世俗的人，這種做法不僅顯得非常可笑，更透露出一種深深的嫉妒與不甘。

老達子說

林徽因這一輩子，泡在野外測繪的泥濘里，熬在李莊咯血的煤油燈下，耗在國徽圖紙的深夜里。歷史記住她的，是一副中國近代學術開拓者的筋骨，不是一條圍裙。

四川李莊的冬天，陰冷得像要浸進骨頭里。那間簡陋的木板房里，昏暗的煤油燈光在風中搖晃。林徽因緊了緊身上的破棉襖，再次劇烈地咳嗽起來。她用手帕捂住嘴，手帕上是一抹刺眼的鮮紅。她沒有看那口冷冰冰的鐵鍋，而是顫抖著伸出手指，按在了一張寫滿古建筑構件名稱的《營造法式》手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