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成首相了？高市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首超，日本迎變數

2026年7月19日，日本《每日新聞》公布了一份讓永田町空氣驟變的民調。

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率，從6月的51%直接跌到41%，一個月掉了10個百分點。不支持率則從35%升到44%，十個月來首次反超支持率。

這是該報民調中，高市內閣支持率首次跌破50%，也是內閣成立以來的最低值。調查在7月18日、19日兩天進行，從全國約8000萬名18歲以上人群中隨機抽樣，回收有效答卷2006份。

三天前，日本時事通訊社剛公布過一份數據：支持率49.0%，比6月下跌5.3個百分點。這是一周之內，第二家日本主流媒體的民調顯示高市內閣跌破50%。

而距離2月8日那場大勝，只過去了5個多月。當時自民黨單獨拿下眾議院465席中的316席，創下建黨以來最好成績。

說白了，這份民調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那個數字，而是三個問題：一、席位大勝和民意崩塌，為什么能在5個多月里同時發生？

二、真正壓垮支持率的，是外交、是丑聞，還是超市貨架上的價簽？

三、一個內政基本盤松動的政府，走到對外談判桌上會變成什么樣？

咱們先看數據本身。這份民調的信息量，比"跌了10個點"大得多。

第一重反差：跌得最狠的，是最該穩的那批人。

時事通訊社7月16日發布的調查顯示，按年齡段拆開看，60多歲群體的支持率從上月的63.7%掉到39.9%，一個月掉了23.8個百分點。同一群體的不支持率，則從15.1%升到33.3%。

這個年齡段在日本政治里意味著什么？投票率最高、政黨傾向最穩定、對自民黨忠誠度最強的一批人。

流動盤先松動，比年輕人不滿要麻煩得多。年輕人本來投票率就低，流失的是增量；60歲以上流失的，是存量。

第二重反差：不滿的理由里，幾乎沒有"丑聞"兩個字。

還是這份時事社調查。支持者給出的理由排在前列的是"有領導力"21.3%、"信任首相"14.4%、"沒有更合適的人"14.2%。

不支持的理由呢？"無法抱有期待"和"政策不行"并列10.8%，"無法信任首相"10.6%。

這三條否定理由指向的是同一件事——預期落空，而不是道德污點。

換個角度看，這兩種下跌的曲線完全不同。丑聞型下跌往往陡而短，情緒釋放完還能回升；預期落空型下跌是緩而長的，因為它只能靠實打實的政策效果來修復。

把時間拉長看，這條曲線的形狀更清楚。

據《每日新聞》梳理，高市內閣自2025年10月成立后，曾連續三個月保持65%以上的高支持率；2026年1月首次跌破60%；2月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大勝后，又回升到60%區間；從3月起轉入持續下行，但直到6月都還穩在50%以上、且高于不支持率。

換句話說，這一次跌破的，是維持了整整九個月的那條心理線。

前面幾次下跌，可以解釋為高開之后的正常回落。這一次不行——因為不支持率超過了支持率，性質變了。

第三重反差：席位數和支持率徹底脫鉤。

2月8日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單獨拿到316席，加上日本維新會的36席，執政聯盟共352席。這是戰后第一次有單一政黨在眾議院取得這種規模的絕對控制權。

一邊是穩到不能再穩的議席，一邊是跌破半數的民意。

這里打個比方或許更好理解：議席像是一份四年一簽的長期合同，民意則是每天更新的報價。合同在手，短期內沒人能把你請下臺；但報價一路走低，你在黨內、在聯盟內、在談判桌上的實際議價能力，會一天天縮水。

而且，這次下跌不是突發事故，而是慢性失血。

但這里有個問題值得琢磨——既然不是丑聞，那到底是什么在往下拉？

答案大概率不在外交版面，而在超市的價簽上。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接受采訪時的判斷是：支持率連續下跌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選民對經濟政策不滿，當前日本物價較高，而高市早苗并沒有把物價放在首位考慮；二是對其執政風格、對待國會的一些態度有所不滿。

其中還提到一個關鍵細節：年輕人感受到了通脹帶來的物價上漲，卻享受不到工資和股市上漲帶來的資產收益，因此希望政府直接發錢；而高市一直在考慮的是削減或降低消費稅稅率，這與選民期待存在落差。

這個落差，是整件事里最需要講清楚的一環。說三點。

第一，通脹這筆賬，是按月算的。

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2026年6月東京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1.7%，剔除生鮮食品的核心CPI同比上漲1.6%，為八個月來首次回升。東京CPI通常被視為全國物價的先行指標。

數字看著不高，但賬不能這么算。物價是復利式累積的，工資是階梯式調整的。

春斗談出來的漲薪，一年到賬一次；超市的價簽，一周就能換一次。這中間的時間差，就是執政滿意度流失的通道。

第二，減稅和發錢，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承諾。

降低消費稅稅率，好處攤薄在每一次消費里，一個月可能省下幾千日元，而且要走立法程序，見效慢。

直接發放補貼，是一筆看得見的現金，落到賬上就是明確的數字。

對高收入者和企業來說，減稅更實惠；對被通脹擠壓的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來說，現金更解渴。

高市選的是前者，而民調里流失最快的，恰恰是后者。這不是政策對錯的問題，是政策對象和票源結構沒對上。

第三，貨幣政策把財政的空間壓小了。

日本央行已于2024年3月結束負利率和收益率曲線控制，此后多次加息，到2026年上半年政策利率維持在0.75%附近。日元持續承壓，國債收益率同步上行。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高市政府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成本比過去高了一大截。

打個比方：過去借錢幾乎不用付利息，現在利息回來了，而本金還是發達國家里最重的那一檔。

于是形成了一個四方拉扯的局面——一邊要壓物價，一邊要擴財政，一邊要防日元過度貶值，一邊還要為2026財年超過9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找財源。

任何一個方向使勁，另外三個方向都會喊疼。

這一段的小結是：支持率跌的不是外交分，是生活分。

更直接的問題是：手握316席，為什么連這些事都推不順？

這里得先認個賬。

有一種說法很有市場：支持率跌到41%又怎樣？高市手里有316席，本屆眾議院任期還長，掉到30%照樣能執政。

這個說法有成立的部分。議席確實是硬通貨，短期內沒有任何在野黨能撼動這個數字。在制度層面，高市的位置是穩的。

但翻過來看，問題出在哪？出在多數派的成本，從來不體現在議會表決里，而體現在議會之外。

看一條最新的時間線：

7月14日，朝野就"副首都"創設法案的表決日程磋商，執政黨原擬當天在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表決，因在野黨反彈強烈而放棄；

7月15日，該法案在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表決通過，并于當天眾議院全體會議通過，送交參議院；

7月17日，眾議院全體會議以執政黨等多數贊成，決定將原定當天結束的國會會期延長8天至7月25日；

同日會前，自民黨干事長鈴木俊一與日本維新會干事長中司宏一同會見眾參兩院議長，正式提出延長申請，目標是讓"副首都"法案及政府提交的全部法案在本次國會通過。

這條時間線里，有三個信息點值得留意。

一是"副首都"法案本身的性質。它是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建聯合政權時寫進協議的內容，說白了是聯盟伙伴的政策價碼。為一個伙伴黨的招牌法案延長會期，這筆賬最終記在內閣頭上。

二是審議方式引發的觀感。在野黨的批評集中在論證不充分、"先有結論再有方案"。

日本經濟新聞在解讀時事社民調時也提到，執政黨在國會終盤強行推進"副首都"法案等審議、在野黨一度拒絕出席，可能是支持率下跌的一個原因。

三是延長會期這個動作本身。在選民眼里，延長會期通常不等于勤政，更容易被讀成日程安排失敗。

這就是多數派的悖論：票數越多，程序上越容易過；程序上越容易過，觀感上越像強推；觀感上越像強推，民意折損就越快。

所以，316席解決的是"能不能通過"，解決不了"選民信不信"。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還有一個更麻煩的變量——對外談判。

這就要說到國際這一層了。

有一條基本規律：在國際談判中，一國代表手里的實際籌碼，等于本國實力乘以國內授權的穩定度。實力可以慢慢積累，授權卻隨民調每月波動。

看日美之間那份貿易安排，就能明白這個乘法怎么運作。

2025年7月，美日達成貿易協議，美方將對日本商品的關稅稅率設定在15%，其中汽車關稅從此前的25%降至15%；日方則承諾對美投資5500億美元。

按白宮當時的說明，這筆投資的利潤由美日雙方按9比1分配。

而據彭博社報道，曾率隊參與談判的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赤澤亮正表示，5500億美元中真正以現金形式投入的只有1%到2%，其余絕大部分通過貸款和貸款擔保的形式提供。

打個比方：這就像簽下一張5500億美元的合同，先付的定金只有百分之一二，剩下的全是承諾函。承諾函要變成現金，得靠后續一筆一筆談。

問題就在這兒。這份安排談成時，日本國內政治正處在交接期；而現在要落實它的，是一個支持率41%、不支持率44%的政府。

這意味著兩件事。

一是讓步空間在收窄。任何新的對外承諾，都要經過一個更挑剔的國內輿論場。當選民正在為物價發火，"再拿錢出去"的政治成本會成倍上升。

二是兌現速度在放慢。投資項目要落地，需要預算、需要國會、需要企業配合，而這三樣東西現在都變貴了。

從公開信息看，這才是這次民調對外部世界的真正含義：它改變的不是日本的立場，而是日本兌現立場的能力。

按這個邏輯推下去，接下來一段時間，日本在對外事務上大概率會呈現一種狀態——姿態不軟，但動作變慢。

這里還有一層容易被忽略的連鎖反應。

國際談判里有個常見現象：當一方的國內授權變弱，對手方的反應往往不是讓步，而是加價。原因很簡單——對手會判斷，你現在更需要一份"看得起來像成果"的協議。

說白了，虛弱本身就會被定價。

反過來說，虛弱有時也是一張牌。談判學里管這個叫"被綁住的手"：我不是不想答應，是國內通不過。這句話在支持率60%的時候沒人信，在41%的時候反而有了說服力。

所以更準確的判斷是：民調下跌不必然讓日本在外部事務上更軟或更硬，但它一定會讓談判周期變長、變數變多。目前能確認的是，日本政府接下來每做一個對外承諾，都得先算一遍國內的政治賬。

現在，咱們回到中國視角。

先看兩組可核驗的數字。

據日本國家旅游局數據，2026年上半年，中國內地赴日游客206萬人次，同比下降56.4%。共同社7月15日報道稱，同期日本入境外國游客總量同比下降約2%。

僅5月一個月，訪日外國游客355.99萬人次，其中中國內地游客31.3萬人次，同比下降60.4%。

另一組數字來自貿易。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2024年中日貿易總額為3083億美元。

日本《2024通商白皮書》的數據顯示，在日本進口的4344種商品中，有1406個品類超過一半的進口額來自中國，占比32.4%。

把這兩組數字放在一起看，能得出三點現實判斷。

第一，經貿的底盤，比輿論的溫度穩。旅游人次可以在半年內腰斬，但中間品和供應鏈的替換周期是以年計的。短期波動，改變不了結構性依存。

第二，日本的對外政策空間，正在被國內賬本收窄。物價、工資、利息、財政，這四本賬現在同時緊張。當一個政府急需向國內證明"錢花在了民生上"，它在其他方向上的加碼就會更謹慎。

第三，穩定和可預期，對雙方都是低成本選項。日本旅游業已經出現"從依賴人數轉向注重人均消費"的結構調整，中國企業的供應鏈也在做多元化布局。雙方都在適應，但適應本身就是成本，而且是雙向的成本。

議席決定一個政府能活多久，民意決定它能做成多少事——這兩件事，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從目前趨勢看，41%這個數字本身還不足以動搖高市政府的執政地位，但它確實改變了這屆內閣的行事環境：推同樣的政策，要付更貴的價錢。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物價壓力在秋天之前沒有明顯緩解，你覺得日本政壇接下來更可能出現的變化，是政策轉向，還是人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