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8年8月的一個悶熱黃昏，蘇州留園門外來了位灰頭土臉的老者。他挪著腳步，靠在石獅子旁，低聲嘟囔：“給口肉吧……”看門人愣住，片刻才認出他——那竟是盛恩頤，晚清巨富盛宣懷最鐘愛的兒子。行人只記得他滿身補丁，卻鮮有人知道，眼前這位曾經是風云滬上的“盛公子”，掌過巨擘企業，坐擁萬貫家財。
溯源而上，要從19世紀末說起。1870年代的中國，洋務新政方興未艾。李鴻章在江南督政，號召“自強”“求富”。他的機要幕僚中，有一個常穿長衫、文質彬彬的江蘇人——盛宣懷。煤鐵、輪船、電報、鐵路、銀行、大學，這些后來改變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項目，都能見到盛宣懷的身影。京漢鐵路動工時，他把眼光延伸至礦冶；創辦北洋大學堂時，又把教育納入工業的版圖。到19世紀末，他的家底已逾4000萬兩白銀，足夠在長江口堆起一座“銀山”。
身為李鴻章得意門生，盛宣懷深諳官商之道，卻也明白家業難守。他留下了兩大防線：其一，建“愚齋義莊”信托，把半數資產交給族中理事，以慈善和公共基金形式鎖定；其二，剩余財產分給五個兒子，每人一百二十余萬兩白銀，并附詳盡家訓。但紙面上的良策，終究敵不過人心。
盛恩頤是第五子，卻因長兄早逝成了家中領頭。1897年，他還在英國留學，出入賽馬場，初嘗西式奢華。歸國后，父親將滬上最名貴的留園宅權贈予他，并安排他出任漢冶萍公司經理。按說好牌在手，穩坐釣魚臺，可盛恩頤“研究”的不是鋼鐵行情，而是新奇玩法：跑馬、賭局、洋場舞會。有人勸他收斂，他甩下一句：“錢就是拿來散的。”
1916年，盛宣懷病逝。家產清點，白銀約一千三百余萬兩。四年后，李經方主持分產，按照遺囑執行。兄弟五人各執沉甸甸的銀票，盛恩頤更捧回蘇州留園與百余處石庫門房產。那一年，他不過三十出頭，口袋豐盈，人生如開掛。
然而上海灘夜色迷人，賭桌更迷人。某個秋夜，他與浙江督辦之子盧小嘉對弈十番，一局接一局，箱籠里的銀票轉瞬見底。酒過三巡，他索性拍桌道：“北京路那條弄堂，全部押上！”那是一百多套房的地契。幾輪骰子落定，籌碼推向對方，眾人驚得面面相覷。上海報紙第二天便傳開：“盛公子一夕散盡樓宇。”
錢輸光，兄弟們的月息也不夠他揮霍。他把目光瞄準愚齋義莊。此時的信托滾利已過八百萬兩，他暗中奔走，敲開了宋子文的大門。“幫我開口，借政府的名義用點錢。” “有難度，但能試試。”寥寥兩句對話，決定了信托40%股權被迫轉手作“煙草債券”。盛家肉被割去一大塊，盛恩頤又得了近百萬兩。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上海淪陷。盛恩頤卻把劫難視作生財路，與日方勾連，成立“宏濟善堂”，暗度陳倉走私鴉片；大冶鐵礦經營權也被他拱手相送換取護身符。新錢撈到手，他依舊豪賭，甚至在南京、香港兩地來回坐飛機，只為趕上大小賭局。
抗戰勝利后，漢奸名冊將他推向風口。為自保，他將殘存的漢冶萍股份上繳國民政府，卻依舊被追繳房產、課以重稅。蘇州留園被充作軍部，他僅被允許住在門口四間偏房。親友星散，姨太太遠走，他拖著三次中風的軀體，靠典當古董糊口。
解放后，土地改革波及私人地產，稅單壓得他喘不過氣；抵押物早已輸光，所剩無幾的屋宅也被征收。有人見到他在上海街頭向舊友借車費未果，跌跌撞撞回到蘇州。不過兩年，他只剩下一張藤椅、一個煙壺。
命途多舛，晚景凄涼。那天傍晚，他癱在留園門前，手指顫抖，試圖攔人：“給點吃的吧。”話音未落，人已經癱倒在青石板上，再沒醒轉。據事后醫生回憶，死因是腦溢血與嚴重營養不良并發。
有人替他算過賬：如果把盛家的頂峰財富換算成今天幣值，約合千余億元；而他在牌桌上輸掉的百余套房產，如今市場價至少也要上百億。巨富之門，竟走向絕境，一代敗家子的標簽就此釘死。
有意思的是，同一屋檐下也能走出另一番命運。盛恩頤的長子盛毓郵，因過繼給早逝的三叔，提前獲得一筆獨立財產，后移居香港，涉足銀行與貿易，頗有建樹。父子命運的冰火兩重天，讓世人看到：財富并非銅墻鐵壁，守與廢，全系人心與品行。
盛家故事至此落幕。古宅留園依舊迎來送往，曲折廊檐下游人如織，卻再無“盛公子”攜名伶豪客縱飲狂賭的身影。昔日馬蹄聲，早已隨那口乞來未得的肉食，一并消失在歷史深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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