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許紀霖：后城邦時代，個人成長還需要公共生活嗎？

2026年7月10日，在許紀霖文化說·螢火蟲夜談第27期，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周濂教授作了一場對話，下面是AI整理的對話實錄精華。

一、城邦的遺產與內在的精神轉向

許紀霖：

各位觀眾朋友，晚上好。今天做客我們直播間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的周濂教授。我跟周老師認識二十多年了，從他博士畢業初出茅廬時，我們就開始合作，一起組織過不少政治哲學的會議。周老師這些年無論在西方哲學研究還是在當代中國的精神現象分析上，都有非常精辟的見解。

我們今天要談的話題叫"后城邦時代的個人成長與公共生活"。為什么要用"后城邦"這個概念？我先做一個題解。

大家知道，一說到城邦，我們自然會想起古希臘，尤其是雅典。雅典的公民雖然也就三四萬人，但那是一個公共性高度發達的社會。公民們可以全方位地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并且他們相信，人之為人的根本特質，只有在這樣的公共生活中才能展現和實現。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意思就是每個人都是城邦的公民，有義務參與公共事務。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每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要有家國天下的情懷，關心自身之外那些宏大的事物。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2010年前后這三十年，中國社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經歷了一個類似古希臘城邦的時代。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和年輕人普遍關心公共議題，政治學、歷史學成為顯學，大家覺得討論公共事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差不多從十年前開始，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我把它稱為"內在的精神轉向"。這個轉向有兩個特征。第一個是轉向自我——從關心外在的城邦事務轉向關心自我的成長和實現。大家看這兩年流行的詞匯就知道了，"實現自我""自我成長""自我關懷"成為主流話語，而不再是"國家""天下""社會改造"。第二個是轉向精神生活——過去熱鬧的是政治學、歷史學，現在熱鬧的是哲學、心理學、宗教。你看我和周老師，過去合作比較多的是政治哲學，現在談的更多是人生哲學，這就是一個縮影。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個轉向？原因當然很復雜，但我認為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年輕人逐漸感受到一種深切的無力感。不是他們不想關心外部世界，而是他們覺得關心了也沒用，改變不了什么。于是他們就退回到自我的精神世界，去尋找內心的安寧。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確實很像古希臘的后城邦時代。古希臘城邦衰落之后，出現了三個主要的哲學流派：伊壁鳩魯主義追求個體的快樂和幸福，斯多葛主義追求內心的平靜和自律，犬儒主義則表現出一種玩世不恭、看破紅塵的姿態。今天中國年輕人的精神樣態，幾乎可以一一對應到這三者——追求世俗快樂的是伊壁鳩魯式，過佛系自律生活的是斯多葛式，而那種看破一切又不愿反抗的，就是現代犬儒。

周濂：

許老師這個框架非常有啟發性，我基本都同意，但有一個地方我想做一個補充。許老師說今天的年輕人追求"自我實現"，但我認為，"自我實現"這個話語本身也是城邦時代的產物，因為它預設了一個可以被充分實現的、充滿可能性的自我。而今天年輕人說的更多的是"躺平""拒絕內卷""保存自我"，他們是想要守住那個小小的自我，不被外部世界吞噬，但未必還想把它做大做強。對他們來說，連"自我實現"都顯得過于宏大了。

我覺得我們70年代生人，正好處在一個過渡的位置。在我成長的環境里，我們曾經篤信個人的成長跟社會的發展、國家的興盛是同步的、同頻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我們這代人是一個非常真實的責任感。但今天的年輕人，他們的感受不一樣了。天下興亡他們當然也關心，但這種關心是"與有榮焉"式的——有關系，但又好像沒關系。宏大敘事和個體生活之間，出現了一道裂縫。

與此同時，公共領域的討論方式也變了。今天我們熟悉的網絡公共空間，它的主題和內容已經被悄悄置換了。在網上，大家討論更多的是"情緒價值""反內卷"，而不是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議題。網友們想聽的是主播"順毛捋"，提供身份的認同和情緒的肯定，他們不想要冒犯，不想要挑釁，更不想要什么啟蒙。所以我說，今天的公共生活已經極大地萎縮為私人生活的心理按摩。它不再是哈貝馬斯意義上那種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對話，而更像是一個巨大的情緒宣泄場和身份認同的集散地。

許紀霖：

周老師這個觀察很準。我補充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在大學里教書，明顯感覺到學生的精神狀態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樣了。現在的學生從大一開始就在考慮就業和考公，他們參加社會活動也是為了給自己的簡歷加分。前兩天我看到一個視頻，一位北大老師在課堂上問：有多少同學畢業后愿意去創業？結果沒有一個北大同學舉手。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當年的大學生，很多人懷揣著改變世界的夢想，覺得什么都有可能。今天的大學生，他們更想要的是確定性、穩定性、安全感。

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錯。外部的經濟環境變得逼仄了，生存的壓力變得真切了。風口沒了，別說豬，連龍都飛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把"保存自我""確保當下"當作首要目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周濂：

說到風口，我想起一個現象。改革開放以來獲得紅利最多的，確實是五零后、六零后和七零后。我自己大學畢業時趕上了互聯網的浪潮，身邊不少同學和朋友因此迅速起飛。當年的說法是"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可今天的問題是風口消失了。所以我覺得，今天年輕人的困境首先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整體大環境的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他們不夠努力、不夠有理想。

那么我們這些依然活躍在公共舞臺上的"老登""中登"們能做些什么？我認為光做診斷是不夠的，居高臨下地指責更是毫無意義。但僅僅提供情緒價值我也覺得不夠，那就像大熱天遞冰棍——爽一下，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真正需要的是搭一個涼棚、裝一個空調，那是結構性的改變。如果不觸及這些根本問題，我們的討論永遠是在隔靴搔癢。

二、犬儒、狗智與代際的精神癥候

許紀霖：

剛才周老師提到了古希臘后城邦時代的三個主義，我想沿著這個思路繼續深入。特別是犬儒主義，周老師這幾年有一個非常精準的概念叫"狗智主義"，我覺得這是理解我們時代精神癥候的一把鑰匙。

先說說古代犬儒。犬儒主義在古希臘時期其實還不完全是貶義詞——你看"犬儒"這個詞，雖然像狗一樣生活，但畢竟還是"儒"，還保留著知識分子的某種姿態和精神追求。但到了現代，犬儒發生了質變。周老師主張用"狗智"來翻譯現代的cynicism，我認為這個區分非常重要。

周濂：

據我所知，“狗智”的譯法最早是季廣茂先生提出來的，他是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的中譯者，我只是接受了這個譯法。幾年前我在《讀書》雜志上發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從犬儒到狗智》，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現代的犬儒已經從大寫的C變成了小寫的c，它的內涵已經完全不同了。我借助學者操奇的研究，提出現代狗智主義有三個核心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無原則的懷疑。狗智主義者習慣性地懷疑一切、看穿一切，對任何積極向上的表達都視作偽裝。你跟他講一個好人好事，他馬上會反問"背后肯定有貓膩"；你跟他談理想，他會嗤之以鼻。這不是批判性思維，而是一種取消一切價值判斷的虛無態度。

第二個特征是有意識的虛假。馬克思主義里有一個概念叫"虛假意識"，意思是意識形態會讓每個身處其中的人產生關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虛假觀念，而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就是讓大家在這種虛假中沉睡過去，對此一無所知，但卻努力為之。但狗智主義完全不同。狗智主義者對虛假意識和虛假觀念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看穿了這一切，卻選擇與之合謀。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看破不說破"——他們清楚地知道規則是虛偽的、話語是假的，但他們依然主動迎合、套利求生。

第三個特征是不反抗的憤世。cynical這個詞本身就有"憤世嫉俗"的意思，但現代的狗智主義者"憤世"卻"不反抗"。他們在私底下玩梗、反諷、開各種心照不宣的玩笑，但轉過身就心安理得地參加盛大的假面游行。通過玩梗和反諷，他們似乎在形式上完成了某種反抗的姿態，但實際上什么也沒有改變。

現代狗智主義既是許多人的生存之道，也是這個時代最根深蒂固的精神病癥。對于任何一個認真思考的人來說，如何突破狗智主義對我們的捕獲，尋找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是一個緊迫的課題。

許紀霖：

我非常同意。不過我想補充一點：狗智主義通常出現在精英階層，一般的老百姓反而達不到"狗智"的水平，他們更多是伊壁鳩魯式的，追求世俗的快樂和安穩。而知識精英中的狗智現象尤為嚴重——他們表面上批判社會、痛罵黑暗，行動上卻與黑暗共舞，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獲取最大利益。

這里我想引入一個代際的觀察。我們常常指責年輕人犬儒，但我認為，恰恰是那些吃到了時代紅利的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他們身上的"裝"和"假"才是最嚴重的。他們總愛標榜自己仍有理想情懷，口頭上一套一套的，但行動上卻極端機會主義。相比之下，年輕一代反而更率真、更不虛偽。

我經常在課堂上問學生一個問題：你愿意和一個偽君子交朋友，還是愿意和一個真小人交朋友？絕大部分學生的回答是真小人。理由很簡單——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偽君子你永遠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會在背后捅你一刀，而真小人至少表里如一，你跟他打交道心里有底。所以從這個角度說，老一代偏"偽君子"，年輕一代偏"真小人"。

周濂：

許老師這個觀察我完全認同。改革開放以來獲得紅利最多的確實是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而問題的后果更多是由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來承擔。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并不罕見——一代人享受了紅利，另一代人承擔了代價。

我特別想強調一點：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把矛頭指向年輕人。他們的體力和勇氣都被消耗殆盡了，但這不怪他們。前些天我跟一個朋友聊起來，他在上海帶隊實習，學生都來自很好的學校，但十幾個人對實習活動沒有任何興趣，開會面無表情，提問默不作聲。另一個朋友在上暑期學校，班上十幾個同學，只有一兩個人對課堂內容有興趣。這些現象非常典型，它們反映的是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多的學生喪失了探求外部世界的熱情，沒有求知欲，沒有好奇心。他們唯一的關切就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想起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談到晚期希臘哲學時說過一句話，大意是：那個時代的人們不再追問"人怎樣才能創造一個好的國家"，他們不再試圖去實現社會正義，而是轉過頭來追問"在一個苦難的世界里，人怎樣才能獲得幸福"。這句話放在今天，同樣適用。

伊壁鳩魯主義回答的是"適度的快樂"，斯多葛主義回答的是"內心的寧靜"，而犬儒主義——或者說狗智主義——回答的是"看破一切之后的從容"。這些都是后城邦時代的精神產物。它們的共同點是放棄了對公共世界的改造企圖，退回到個體的精神堡壘中尋求慰藉。

但問題在于，這種退回真的能獲得幸福嗎？我對此深表懷疑。在舉世滔滔的環境下，你真的能獨善其身嗎？

如果整個環境都惡化了，你那個"獨善"的"身"又怎么可能真的完好無損呢？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的不是退回到個體的精神堡壘，而是要在承認現實困境的前提下，尋找重新連接公共生活的可能路徑。

借用英國學者安斯加爾·艾倫的話，我們特別需要成為"心懷希望的現實主義者"。這個表述的重點首先是"現實主義者"——我們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的年輕人那樣純粹地理想主義，時代不允許，環境也不允許，先學會生存是第一要務。但在此基礎之上，我們依然要"心懷希望"。社會是殘酷的，生活是嚴峻的，人心也是難測的，但我們依然可以懷抱希望。

三、公共生活的塌陷：從制度之失到理性之退

許紀霖：

那么，在后城邦時代，公共生活為什么會塌陷？我們今天又該如何理解這個塌陷的過程？

我覺得首先要認識到的是，今天的年輕人不是不想關心世界，他們中的很多人內心深處仍有情懷，但一種強烈的無力感讓他們選擇了退卻。他們覺得"關心了也沒用""說什么也不會改變"，于是就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種無力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現實一次次教育出來的。

與此同時，線上公共空間的質量也在急劇惡化。復旦大學沈奕斐教授做過一個研究，發現現代網民通常有兩個號：大號發在朋友圈，面對熟人，維持一個人設；小號則用于微博、直播、抖音等匿名場合，用來發泄被壓抑的情緒。在這種雙重人格的切換中，公共空間里的討論越來越情緒化、戾氣化。

更麻煩的是，今天的網絡公共空間已經形成了一種"部落主義"——人們只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活動，只接觸同溫層的觀點，一旦遇到不同意見，第一反應不是理解，而是攻擊。這種狀態下，理性的公共對話幾乎是不可能的。

周濂：

我對這個現象有切身的體會。我從1999年就開始上網，曾經是新浪論壇的骨灰級用戶——2010年新浪論壇十周年的時候，公布過一份百名骨灰級網友的名單，我的馬甲號居然也在上面。可見我當時在論壇上花的時間之多。

但后來我逐漸退出了這種公開的、即時的網絡討論。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我曾經跟一個陌生網友就某個公共話題辯論了三天三夜——中間當然也喝水、打盹，但核心是必須說最后一句話，否則旁觀者就會默認你是輸家。那場辯論結束后，我痛定思痛，決定不再參與這種短兵相接的公共討論。因為它把我最丑陋的一面全逼出來了——情緒化、錙銖必較、不戰勝對方不罷休。那純粹是生命的消耗。

后來我更多地轉向寫文章、做演講、參加有規則的對談，而不太愿意跟陌生網友進行一對一的即時交鋒。我覺得目前的網絡環境會把人性中惡的一面無限放大。既然我們很難改變這種環境，那也許可以"君子不立危墻之下"，換一個舞臺，比如建立一個相對封閉的、有規則的"網絡會客廳"。大環境改變不了，至少可以改變小環境。

許紀霖：

周老師的經歷很有代表性。但我想說的是，并不是所有陌生人之間的對話都會走向情緒化。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

今年一月份，我在成都一家獨立書店旁聽了一場叫"明亮的對話"的辯論賽。參與者全是陌生人，互不認識，第一次見面。但整場辯論理性、有序、文明。為什么？因為主持人是一位律師，她上來就宣布了明確的辯論規則——每個人發言幾分鐘，到時打斷，規則透明，執行嚴格。在規則的框架下，陌生人之間的對話也可以是理性的。

這給了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即使在一個完全陌生人的社會，只要規則透明、執法公正，理性對話是可能的。反觀今天的網絡空間，問題恰恰出在這里——規則不透明，賞罰標準像個黑箱，參與者不知道為什么被罰、為什么被刪帖。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會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于是情緒就上來了，把平時壓抑的東西全爆發出來。所以我常說，網絡空間的戾氣，首先是制度問題，然后才是人的問題。

周濂：

許老師說得非常到位。我補充一點，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其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哈貝馬斯認為，真誠、平等的對話需要滿足三個有效性要求。

第一個是真實性（truth），也就是說出的話要符合事實。但今天是一個"后真相時代"，從2016年之后，公共空間的明顯轉向是，群體的身份忠誠取代了對事實的核查。明明在顛倒是非，卻始終指控別人是fake news，這種做法的破壞性在于，它不僅是混淆是非，而是在根本上取消了真相這個概念。

第二個是正當性（rightness），即言行要符合社會公認的規范。但今天的社會處于一種"失范"狀態——政治極化、道德話語分裂，曾經構成我們共同理解的規范本身已經成了爭議的焦點。

第三個是真誠性（sincerity），即表達要發乎內心，不存在欺騙和偽裝。但"狗智主義"恰恰是對真誠性的最大挑戰——你嘴上說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你清晰地知道自己在演戲，但你依然演得很投入。

以上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都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后真相時代沖擊了真實性，社會失范沖擊了正當性，狗智主義否定了真誠性。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公共對話如此困難。

許紀霖：

所以我認為，重建公共生活，首先需要制度層面的保障——透明的規則、公正的執行。其次是參與者自身的德性——理性精神、文明態度。但這里有一個悖論：好的制度需要人來執行，而人的德性又是在好的制度中培養出來的。這是一個循環。

在制度層面，我們需要為公共討論劃定基本邊界，保障言論自由和知情權，不能讓權力和資本對公共話語形成任意的壟斷。在技術層面，需要對網絡公司進行倫理規范，不能讓大數據和算法只服務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喪失了平臺的中立性和開放性。

但在個人層面，我們能做什么呢？周老師，你覺得個人在這場公共生活的重建中能發揮什么作用？

四、心懷希望的現實主義：重建公共生活的可能路徑

周濂：

這是個好問題。我想說的是，與其追問"系統能做什么""平臺能做什么"，不如先問"我能做什么"。哈貝馬斯那些有效性要求，首先要提給自己，而不是提給別人。

以真實性為例。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微小的時刻，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孩子一樣，說出眼中所見的真相？加拿大總理卡尼最近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弱者的力量始于誠實。"對謊言唯一的解藥是真相。如果我們不滿足于活著，而是想活得好，至少在某些時刻，我們可以拒絕成為狗智主義者，說出我們眼中所見的事實。哪怕只是偶爾做到這一點，我們都有可能讓自己變得更好一點，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許紀霖：

說得好。我補充一點如何具體的心態調整。在公共討論中，很多人總覺得自己"真理在握"，非要說服對方、壓倒對方。但事實上，在一個成人世界里，你不可能通過一次對話就改變對方的三觀。每個人的認知框架是長期形成的，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收編的。

所以我覺得，參與公共生活最重要的心態是：放下"說服對方"的執念。公共對話的意義不在于達成共識——哈貝馬斯那種尋求共識的理想在今天看來可能過于天真了——而在于理解對方。即使我不贊成你，我也能理解你。理解未必達成共識，但至少可以避免誤解。如果大家都能抱著這種心態參與公共討論，很多不必要的傷害和沖突就可以避免。

周濂：

我特別認同這個"理解而非說服"的思路。理性對話的第一原則，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我可能是錯的"——這在哲學上叫"或謬原則"。但捫心自問，即便是在我和許老師共同所在的學者群里，能做到這一點的都少之又少，遑論普通網友。不過，難不代表不可能。

我在一篇文章里提過，我們需要成為"心懷希望的現實主義者"。具體來說，有三條路徑可以嘗試。

第一條，重返私人領域，重建"附近"。這是項飆老師這幾年反復強調的概念——找到自己生活意義的錨點，關注你身邊的人、你生活的社區。但你自己的意義也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事，它需要跟他人產生真實的連接。所以只有"附近"還不夠，如果只有附近，公共生活就徹底坍塌為私人領域了。

第二條，拒絕成為道德上的孤島。以各種方式重返公共生活——做公益、參與社區服務、與陌生人建立信任和道德連接。這當然是通過"做事"來實現的，不是說空話，而是實實在在地參與公共事務。

第三條，嘗試微小的生活實驗。尋找新的生活美學和意義空間，甚至建立所謂的"平行部落"。我這些年接觸過不少年輕人，他們遭受過生活的毒打，對他人和社會失望過，但他們沒有變成鐵石心腸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依然心懷希望，依然努力與他人建立真實的連接。

很難，當然很難。但只要還有改變自我的勇氣，就值得付諸行動。

許紀霖：

我再補充一個維度。過去我們討論的公共生活，較多地集中在"政治參與"這個層面。但我覺得，公共生活的內涵其實比政治更寬。即使城邦政治的門被關上了，在文學、藝術、人生意義的領域，追求"美好"的空間依然是敞開的。你可能無法成為一個積極的政治"公民"，但你依然可以努力成為一個"好人"——有品質、有教養、有文明人格的人。而這種人格的養成，終究需要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完成。

最后我想談一下AI時代。AI可以幫我們解決知識問題，但它無法解決認同問題——"我是誰""我歸屬于哪里""哪種生活值得過"。這些問題需要情感、需要意志、需要選擇，而這些都是AI所不具備的。現在大公司開始招哲學系畢業生去教AI是非善惡的觀念，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最終的選擇權還在人手里。

周濂：

關于"意義"和"熱愛"，我想補充一個觀察。最近挪威隊淘汰了巴西隊，我讀到一篇文章講哈蘭德的成長經歷。他小時候身體和球技都相當晚熟，十幾歲時隊里評選誰未來能踢出來，他一票都沒得到。但挪威有一條鐵律：孩子13歲之前不記錄成績、不公布排名、不設聯賽積分榜，如果違反就會受到處罰。他們的核心理念是，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是不同步的，過早的淘汰會毀掉晚熟的孩子，也會讓一些孩子因為壓力和失敗而放棄。

我認為這條規則的意義遠超足球本身。我們的教育太早給孩子定規矩，太早告訴他們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太早讓他們感受到來自老師和同伴的壓力。結果孩子們不敢嘗試新東西，害怕犯錯誤。如何發現熱愛、培養創造力？首先需要一個安全、自由生長的空間。我們可以從自我做起，從家庭做起——不要把未完成的人生理想投射到孩子身上。

許紀霖：

今天的話題涉及了我們時代的精神困境、公共生活的坍塌與重建、代際差異、狗智主義、AI時代的認同問題等等，兩個小時遠遠不夠。但我們至少達成了一個共識：無論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公共生活依然是個人成長不可或缺的維度。后城邦時代，我們依然需要一張共同的桌子。

周濂：

最后，我想用今天直播的一個小插曲來收尾。整個過程中，大家一直以為是許老師那邊設備出了問題，最后發現部分原因是我沒戴耳機。這個誤會是一個絕佳的隱喻——它提醒我們，在參與公共生活時，要始終牢記"我可能是錯的"，問題可能出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每個人都能帶著這種反思精神進入公共對話，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更好。

希望我們都能成為心懷希望的現實主義者，在認清現實的同時，不放棄對公共生活的追尋，不放棄對美好生活的想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