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高市早苗要高興了，正好趁著俄羅斯間諜這個消息，把日本中央情報機構建立起來。
要知道，日本國內現在之所以沒有中央情報機構，是因為戰前日本擁有強大的安全體系和臭名昭著的特高課，戰后在美國改造下，這套體系被瓦解。
一個被“特高課”記憶籠罩了八十年的國家，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候翻出這本舊賬？
2026年5月27日，日本參議院以187票對58票通過了一項法案，4.07億美元預算，700人起步編制，協調全國3.3萬名情報相關人員，這是日本自二戰以來第一次建立中央情報機構，高市早苗說這只是“第一步”。
這些人沒回莫斯科，相當一部分跑到了日本。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GRU）的資深軍官，直接在日本最大航空公司“俄羅斯航空”的東京辦事處偽裝成員工搞活動。
他們在日本采購高科技設備，通過俄航合作企業的渠道走私回俄羅斯，俄軍使用的導彈和無人機中，相當一部分是日本制造的零部件。
日本的法律太松了，高科技產業又太發達，外國間諜在這兒幾乎不受懲罰，《紐約時報》用了一個詞：“間諜天堂”。
這七個字對日本來說，比挨一記耳光還難受，因為真相的確如此，日本的情報體系戰后一直是“散裝”的。
防衛省管一塊，外務省管一塊，警察廳管一塊，各干各的，互相不分享情報，2013年安倍推了《特定秘密保護法》，2017年搞了“共謀罪”法，但情報整合這塊一直沒動，直到高市上臺。
日本國內為什么長期沒人支持成立獨立情報機構？
答案藏在特高課三個字里，“特高”是“特別高等警察”的簡稱，1911年東京警視廳最早設立，后來各地警察部門陸續跟進，這個機構在二戰前和戰爭期間干了什么？
鎮壓社會運動、實施思想監控、用殘酷手段確保全社會“一致擁護”軍國主義政策，當時誰要是敢說一句反對戰爭的話，特高課的人第二天就可能出現在你家門口，這段歷史給日本社會留下的傷痕太深了。
于是戰后七十多年，日本一直沒建獨立的情報機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段記憶太痛。
但高市現在要做的，恰恰是打破這個禁忌，她說這是“情報改革的第一步”，“反間諜”和“網絡安全”，第二步呢？她已經說了，設立“對外情報廳”，專門培養間諜人才。
“反間諜”和“搞間諜”，本質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一個國家的對外情報機構，核心職能就是搜集別國的秘密，說直白點，就是間諜活動。
日本重建情報體系這件事，最讓人意外的地方不是錢，不是人，而是誰在幫他們建，過去幾個月，日本領導層私下接觸了美國、澳大利亞和德國。
澳大利亞這邊最有意思，現任駐日大使安德魯·希勒，2020年到2025年12月擔任過澳大利亞國家情報總監。
一國現任大使以前情報首長的身份，深度參與駐在國情報機構的設計，這在盟友之間都算罕見的安排，希勒自己說，日本的情報能力“已經停滯了幾十年”。
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最近專程飛了一趟東京，議題之一就是討論日本新機構和德日情報共享。
美國這邊更直接，美方情報官員就網絡防御系統、反工業間諜方法、強化外國投資審查等提出了具體意見，5月份，日本內閣情報官原和也還專程去華盛頓向FBI局長匯報新機構架構，FBI局長當場表態“全力支持”。
一個主權國家的情報機構，在沒成立之前就由三個外國“指導”怎么建、怎么管、怎么分工，這件事本身就足夠讓人琢磨。
日本想通過建立中央情報機構來擺脫“間諜天堂”的帽子，但一個從制度設計階段就接受多國“指導”的情報機構，它的工作重點、技術標準、甚至情報優先方向，有多少是真正自主的？
從“情報洼地”到“情報附庸”，這條路走得不遠。
而且國家情報局只是開始，高市政府后續還要推《防止間諜法》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參考的是美國的FARA，這部1938年通過的法律，要求代表外國利益從事政治、游說、宣傳活動的代理人必須向政府登記，聽起來合理，但問題在于執行。
日本在野黨明確質疑新機構的合憲性，警告情報被政治利用的風險，法案里沒有保護隱私的條款，沒有國會審查的民主監督機制。
立憲民主黨提交的修正案，要求設立獨立機構審查侵害人權行為、政府每年向國會匯報，被多數票否決了。
5月26日和27日，日本民眾連續在國會前集會抗議，有人舉著牌子喊“下臺”，一位參加集會的市民說，“再也沒有人敢說反對戰爭的時候，社會變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
這話從一個日本人口中說出來，分量不輕。
從2013年的《特定秘密保護法》到2017年的“共謀罪”法，再到2026年的國家情報局，再到即將出臺的《防止間諜法》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日本正在編織一條完整的鏈條；。
他們正在定義什么是秘密、懲罰泄露秘密的人、統一收集所有情報，鏈條上每個環節看起來都有獨立的立法目的，但拼在一起，是一個從“定義秘密”到“懲罰泄露”再到“統一收集”的權力閉環。
這個閉環里，誰是間諜，誰不是，誰說了算？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點破了一件事：設立國家情報局是日本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約束、加速再軍事化的重要推手。
看時間線就清楚了，高市上臺后，放松武器出口限制，推動戰后最大規模防務建設，2026財年防衛預算首次突破9萬億日元，而現在情報體系重構。
這三件事是同一個鏈條上的三個環節：擴軍、放開口子、情報開路。
情報不再只是防御工具，它是對外行動的“先頭部隊”。
日本《赤旗》報指出，新機制可能推動日美軍事情報合作進一步深化，美國FBI局長說“全力支持”，日本正在扮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情報前哨角色。
從戰后的“和平國家”到今天的“情報國家”，日本走了八十年，從“反間諜”到“搞間諜”，高市說這只是“第一步”。“特高課”的記憶還擺在歷史書里，但新的機構已經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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