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歐洲只屬于基督徒，回你們穆斯林國家去。”蘇丹難民M.Q.說，這是他試圖在歐盟申請庇護時，一名克羅地亞警察沖他喊的話。隨后，他“遭到毆打，手機、護照和錢被搶走，還被迫赤腳走回波黑”。
他的講述，與多年來關于克羅地亞邊境暴力驅離的諸多報告相呼應。人權組織、記者和監督團體記錄了大量類似指控：克羅地亞邊境警察通過這類做法阻止非正常越境，并阻礙人們進入庇護程序。
歐盟法律對庇護權有明確規定。1951年《難民公約》為逃離迫害的人提供保護，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保障庇護權。歐盟庇護規則要求，主管當局必須對每一份保護申請進行個別審查。
但M.Q.說，自己從未獲得申請國際保護的機會。2023年4月，蘇丹軍隊與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爆發戰爭后，他逃離了北達爾富爾首府法希爾。那場戰爭引發大范圍暴行，包括暴力、搶掠和大規模流離失所，達爾富爾地區尤為嚴重。
“如果不是擔心性命不保，我不會離開自己的國家。”M.Q.一邊在紙上畫達爾富爾旗幟，一邊這樣說。他坐在樹林旁的一片空地上。非政府組織“無名廚房”會在這里向住在利帕營地的難民發放衣物，并組織活動。
這處由集裝箱搭建的營地，是波黑與克羅地亞邊境附近的主要臨時接待中心，距離最近的大城市比哈奇23公里。根據難民的說法，這一位置使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既沒有交通工具，也無法前往商店。比如，在遭遇驅離時，如果手機被沒收或被偷，他們甚至無處再買一部新手機。
在這里，許多人被困住了，陷入一種看不到盡頭的懸而未決狀態。這樣的經歷在M.Q.的同胞中并不少見。25歲的A.D.來自南達爾富爾的尼亞拉，已經被驅離了4次。
“上一次我付錢給蛇頭，坐車走。他們在正式邊境口岸抓住了我，但我算幸運的。”他說這話時，正坐在伊扎契奇邊境口岸與利帕營地之間的路邊。
“當時看著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們沒法打我。”從邊境走回利帕營地大約需要9個小時。到那時，很多人已經好幾天沒有吃到像樣的食物、喝上干凈的水，也沒有睡過覺，每走一步都比前一步更難熬。
外展小組天一亮就從比哈奇出發，沿邊境巡邏到天黑。有些日子里，他們會遇到10到50名從邊境線長途返回的人。這些人大多筋疲力盡、饑餓不堪，其中不少人急需醫療救助。
A.D.接著說：“我告訴邊境警察，我想在歐洲申請庇護，但他們不讓我說話。”“他們只是把我送回了另一邊。我們3個人被塞在一輛卡車后面。”
A.D.說，他們遭到克羅地亞邊境警察集體驅離，國際保護權利也被剝奪。他還說，自己已經在波黑待了兩個多月，而此前幾次試圖進入歐洲時，運氣就沒這么好了。
“前3次我們都是穿樹林走，第二次最糟。我們在寒冷中走了3天，還穿過了兩條水道。”A.D.回憶說。其中一次穿越的是科拉納河。近年來，已有多人在試圖越過這段邊境時死亡。
“克羅地亞警察抓住我們后，打了我們，還把我們的冬衣撕掉，讓我們半裸著留在邊境樹林里。那時候是晚上。”他說。
最近一次驅離發生在4月，當地夜間氣溫降到大約4至5攝氏度。“我原以為，能離開蘇丹，最難的部分就過去了。”他說，“但我3年多的旅程其實才剛開始。”
A.D.來自尼亞拉。這是達爾富爾最早落入“快速支援部隊”控制的主要城市之一。離開那里后，他先進入乍得，又到了利比亞，并在那里遭到民兵暴力對待。
之后，他乘坐一艘小船出海，在海上漂了3天后抵達希臘。從那里，他又經過北馬其頓、科索沃、黑山，最終來到波黑。旅程的大部分路段，他都是步行完成的。
“我原以為能在歐洲找到喘息和庇護，但我遇到的只有毆打和伊斯蘭恐懼癥。”他說。除了蘇丹人之外，每年還有數以千計的人通過非正常移民路線試圖進入歐盟，西巴爾干路線仍是進入歐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作為歐洲接收尋求庇護者最多的國家之一，德國在2025年收到113236份首次庇護申請。申請人數最多的群體分別來自阿富汗23972人、敘利亞23256人和土耳其9801人。這反映出周邊地區持續存在的大規模流離失所危機和遷移壓力。
不過，官方庇護統計只記錄已經正式提出保護申請的人，無法呈現他們抵達歐洲國家前所經歷的完整旅程。許多穿越過境國的人，在抵達目的地國家或進入庇護程序之前，都不會出現在官方數據中。
這種統計缺口在西巴爾干路線上尤為明顯。歐盟邊境與海岸警衛局弗龍特克斯的數據顯示，2025年，西巴爾干路線共記錄到13987次非正常越境。
這些數字反映的是被發現的越境行為，而不是嘗試踏上這條路線的總人數，因此只能呈現其中一部分流動情況。盡管如此，關于克羅地亞邊境警察施暴的指控，已被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廣泛記錄。
在利帕營地開展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國際志愿服務協會”波黑協調員西爾維婭·馬拉奧內說：“我們看到有人被警犬咬傷，有時傷口很深。我們收集到的證詞還提到電擊槍、警棍和胡椒噴霧的使用。”
該組織警告說，兒童是暴力邊境做法和沿線保護服務缺失影響最嚴重的群體之一。除了在利帕工作，西爾維婭還負責這條路線沿線唯一一處無人陪伴未成年人中心的工作。
這處安全屋接收獨自旅行的兒童，其中許多人都提到自己遭受了嚴重創傷，并指控克羅地亞當局對他們實施暴力。17歲的I.T.來自敘利亞東北部，15歲時第一次嘗試越境。
西爾維婭說：“他來到我們這里時，下巴已經斷了。克羅地亞警察用警棍重擊他，傷得太重，他不得不接受手術修復下巴。”
當I.T.講述自己的經歷時，眼里的恐懼和驚惶十分明顯。他反復提到的一個細節，是護照被偷走了。I.T.告訴《新阿拉伯人》：“2024年底阿薩德政權垮臺后，我曾考慮回敘利亞，或者去土耳其與家人團聚。”
“但克羅地亞警察偷走了我的護照，所以除非我一個人徒步回去，否則我回不去。”經歷了這一切之后，這已經不再是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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